作者：Dimitris Pantazopoulos
譯者：魏嘉成
原文在2024年1/27號刊登於「Internationalist Standpoint」組織官網
經歷2007~09年的經濟危機的十年後，資本主義的專家們依然沒能找到週期性經濟動盪的解方。傳統的政治格局也同樣陷於困境，無論黨派或是政府，中間派正逐漸式微，被迫將舞台留給新興政黨。
同時，儘管存在脫離群眾的危險，但在世界許多地方，統治階級似乎依然沒碰上他的對手，這是因為那些自稱左派政黨長期以來的卑躬屈膝，以及上世紀的社會運動與工人運動的慘痛失敗。
在這種背景下，在世界許多國家，我們看到了極右派的增長，並獲得顯著的選舉成果，擔任政府職位。但這種（又不那麼新的）極右派的特質是什麼呢？
位於巔峰的川普
毫無疑問，川普的政治地位、言談風格、政府任期和整體存在都輕而易舉地使他成為當今極右派的領袖。對於當今許多「法西斯」明星來說，這位前總統是一個偶像和榜樣。當然，美國在世界上的特殊地位是至關重要的：一位右翼民粹主義者竟然成功地成為了世界上最大帝國主義強國的「舵手」。
但與此同時，川普的政治存在也具有一系列矛盾特徵，構成了當代重生極右派民粹主義及其代表人物的政治身份。他的政策將極端新自由主義與社會保守主義相結合，使其成為某種政治怪物。這讓我們回想起葛蘭西的那段話：
「舊世界正在消亡，新世界又正難產：現在是禽獸的時代。」[1]
極端新自由主義
川普無庸置疑是一位典型的資本家，他所主張的極端新自由主義經濟方案，不留給社會利益一絲空間。不只是川普，全球的極右派都正擁抱著私有化和極端的緊縮政策。例如阿根廷的新總統米雷伊，甚至宣稱稅收是一種「偷竊」和社會正義是一種「失常」，隨之主張立即廢除公共衛生和教育。
這些政策還帶有「保護主義」色彩，不過保護的對象並不是他們聲稱的「窮人」，而是他們國家的「國族」資本家們，當然這已是他們的拿手絕活；例如歐元危機期間，那些主張棄用歐元回歸里拉的義大利工業家們。還有川普也曾威脅美國企業將工廠遷回本土，退出國際協議，以及中斷與中國等國的貿易等等。今日最新的例子則是阿根廷的米雷伊正在討論中斷與中國的經貿合作（即使中國是阿根廷的主要經濟合作夥伴），並重新提出披索美元化等方案。
對以色列的熱情支持
極右派的另一個特色是在巴以衝突上堅定並昂然的支持以色列。
這可是個新事物，因為直到最近，各種法西斯和極右派民族主義者都把仇恨「猶太人」作為一個顯而易見的元素。但今天，我們看到荷蘭極右派黨魁懷爾德斯提議將所有巴勒斯坦人驅逐到約旦，米雷伊熱情支持以色列，而法國極右黨魁瑪琳·勒朋甚至質疑加薩的人道主義走廊。
這個新要素的核心是西方自9/11襲擊事件以來培養起來的伊斯蘭恐懼症。極右派選擇與他們的「舊」敵人猶太人合作，以消滅他們的「新」敵人——貧窮的穆斯林族群。畢竟，在1920-30年代，納粹和法西斯主義者主要針對窮困的猶太人。但既然現在以色列富有且強大，情況自然也不一樣⋯⋯
極右派在巴勒斯坦問題上堅定擁護以色列（圖：路透社）
狂熱的厭女者
厭女病是極右派的另一個特點。他們都贊成禁止墮胎，並撤銷近年來婦女運動取得的成果。值得注意的是，米雷伊解散了阿根廷政府的婦女、性別和多樣性部，說要對女性主義和社會主義發動「文化戰爭」。
陰謀論
如果有什麼對極右派來說始終如一，那無疑是他們政治言論之中的陰謀論了。
最顯眼的例子是氣候危機，川普是他們之中第一個公開質疑其存在的人。米雷伊同樣稱氣候變化為「社會主義謊言」，荷蘭懷爾德斯的自由黨綱領公開表示要阻止地方政府與「性別政策、氣候瘋狂和虛假的多樣性」合作。
最近，當然，極右派政黨也出現了一個新的環境立場，當然同樣也是陰謀論。有右翼極端主義者聲稱氣候變化存在，但所說的是被稱之為生態法西斯主義的言論，神奇的認為「難民」是這一現象原因！
在Covid-19疫情期間出現的陰謀論是全球極右派的主要攻擊目標。他們透過反疫苗運動公然或隱秘地培養它，甚至將其與反華種族主義相結合。
身份政治
極右意識形態的核心是創造一個新的身份認同，聲稱捍衛這個身份，甚至使用乍看之下具有進步性的語言。
針對 LGBTQI 權利，他們宣揚「受到威脅的異性戀多樣性」和「異性戀權利」的防衛。對於婦女的進步訴求，他們主張「保衛家庭的權利」。他們的伊斯蘭恐懼症和種族主義則被粉飾為「保衛西方文明」和「捍衛基督徒權利」。
這種意識形態洗腦旨在創造一種被不斷攻擊和威脅的身份，也就是說，他們善於把加害者描繪成受害者。通過這種方式，他們試圖團結周圍的人，特別是那些在絕望中尋找依靠的年輕人。
當然，各國的極右立場並不完全相同，因為存在著國家的特殊性、傳統等等。然而，這種「溫和」的極右派和純粹的法西斯衝鋒隊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異。無論在哪裡，我們都能看到極右派試圖幫他們的理論做「醫美」，以吸引新的支持者。這種轉變的主要倡導者之一是法國的雷諾·加謬（Renaud Camus），是他提出了「大替換」的陰謀論（説有一種陰謀，用深膚色的穆斯林替換歐洲白人基督徒的人口）。雷諾·加謬還受到法國現已被禁止的世代身份運動（Les Identitaires）的啟發。在他筆下，我們看到極右派試圖竊用左派的概念、符號和傳統，並將其扭曲成為種族仇恨的工具。在2017年的一次訪談中，他說：
「因此，我認為我們正在進入一場絕對必要的但不再是政治性的鬥爭…這場鬥爭有兩個主要的靈感來源：（法國對納粹的）抵抗運動、和反殖民鬥爭。我絕不怕說出這點：我們正在被佔領，也就是我常説的第二次佔領⋯⋯我們也遵循所有反殖民鬥爭的傳統⋯⋯阿爾及利亞人獨立後，認為只有法國定居者離開，它才算真正獨立⋯⋯我也相信，沒有殖民者或殖民的離開，即沒有遷徙（他貼心地用了「遣送」的委婉詞），法國就不會得到解放。所有關於反殖民鬥爭的重要文本都非常適用於法國，特別是法蘭茲·法農的文本⋯⋯面對這一點，我提議展開公開的抵抗，也就是起義。」
最後但同樣重要的是，「個人身份」的角色對於當代極右的整個論述至關重要。所投射的最重要價值是個人主義、經濟自由主義和「傳統」保守價值的混合。
極右意識形態的核心是創造一個新的身份認同（圖：苦勞網）
極右派的夢魘——集體精神
在有關集體的概念不斷受到攻擊的時候，捍衛個人主義是所有極右理論的核心。因此，例如，在疫情期間，他們對於疫苗與醫療產業問題的討論不會是產業的公有化，而是在個人拒絕接種疫苗並保護自己的身體的點上。他們不會提及集體的健康權利，只提及個人選擇。在經濟領域，情況幾乎一樣：極端的新自由主義，追求個人更好的生活條件，個人進步，而不提及永續性的集體訴求，這是他們永遠的「敏感帶」。
正是在這裡，極右的「親建制」本質最清楚地暴露出來。不管他們再多的「反建制」口號，不管他們怎麼宣稱自己與「全球主義」的資本家存在衝突，但他們的意識形態包含了最極端的資本主義的精髓。
近200年前，馬克思和恩格斯在《政治經濟學批判》[2]中寫道：「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極右派似乎已經掌握了這一事實，它在當今體系深度危機的時候，試圖引導社會意識的變化走向對體制及其代表無害的方向。國際派革命左翼的任務是阻止這一趨勢，利用當今體系向工人階級和貧困人口大量製造的死路，試著將意識導向革命的方向，最終組織起改變體系所需的政治力量。
[1] 原文：La crisi consiste appunto nel fatto che il vecchio muore e il nuovo non può nascere: in questo interregno si verificano i fenomeni morbosi piú svariati。直譯：危機恰恰在於舊事物消亡，新事物無法誕生：在這個空位期，發生了最多樣化的病態現象。 這個在英語世界裡比較流行的寫法來自斯洛文尼亞哲學家齊澤克。
[2] 原文引用的是《德意志意識形態》。《德》有類似語言，但是這段話原文來自《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論》，更容易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