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2022年初的疫情洗禮以及不斷升溫的中美衝突局勢，整個中共黨官僚也陷入在更大的政治壓力之下。尤其在8月初裴洛西到訪台灣而中共無法阻止其行動之後，外界與中國國內輿論對於所謂「中共底線」的質疑聲浪也持續加劇。特別是在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於9月14日通過《台灣政策法》後，美國極有可能在未來提供台灣無償的軍事援助，這些因素都將構成習近平在今年二十大後所會面臨到的政治挑戰。
正如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去年中共建政72周年招待會的致詞一樣，中共黨官僚在這場國慶大戲上強調的要點往往成為了當前中國社會問題的具體寫照。諸如疫情、脫貧、對香港的鎮壓與台海局勢升溫，都成為了2022年中共統治下的燙手山芋與難題。不同於主流媒體報導的揣測，自從改革開放後，中共就無意回到過去計畫經濟的社會制度下，而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外衣下行國家資本主義的體制，往世界最強的帝國主義霸權前進。
在中共73周年國慶大典的當下，檢驗中共的歷史與發展過程，仍有助於我們理解當前中共的政治定位，使我們對於中共政權有更透徹的理解。因此，本文將從1949年出發，藉此剖析中共政權73年來的歷史包袱。
農民革命的成功與其後
1949年的中國革命成功後，毛澤東所帶領的農民革命軍成功在中國建立了一個由官僚把持的計畫經濟國家。不同於1917年由工人發起的俄國革命，中國工人階級幾乎沒有參與在中國的革命運動中。其原因可追溯至1920年代史達林主義統治下的悲慘錯誤，使得當時年輕的中共與國民黨組成了聯盟（第一次國共合作）。
到了1925年，中國城市工人所發起的革命運動聲勢越來越壯大，政治目標也逐漸轉變為廢除財產私有制。最終，這股群眾運動的革命浪潮威脅到了以傳統仕紳和地主家庭為社會基礎的國民黨政權，使得蔣介石在1927年將軍隊帶入中國工人階級聲勢最大的上海市，並展開了對工人階級與共產黨員的大屠殺。
這場屠殺使得中國工人階級的士氣一落千丈，加上後續國民黨政權幾乎盤踞在中國各大城市，使得工人階級的抗爭運動進一步受限。這種變革也讓中共從一個以工人為基礎的革命政黨，轉變成了以農村為根據地、以農民所組成的游擊軍事勢力。到了日本侵華期間，由於國民黨「攘外必先安內」的決定，其對日本採行不抵抗的政策，使得國民黨在其民族主義立場上失去了中國群眾的信任，進而讓躲藏於農村的中共得以吸收大量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農民，並在1949年推翻腐敗的國民黨政權。
在這個基礎之上誕生的中共政權，仍然能在社會制度變革上有所創舉，例如1950年代的土地改革運動，使得農業產量在1950至1952年以每年15%的比率大幅增長；學者估計，土地改革增加了將近50億人民幣的收入。另一方面，有資料指出，若按 1952 年不變價格計算，在中國第一個五年計畫（1952-1957 年）期間，總投資額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約為20%，而戰前僅為 6%。
資料亦顯示中國20世紀初的文盲率為85至90%，而在1949年中共建政後，文盲率就得到顯著的改善。到了1959年，中國12至40歲的青年與成年人的文盲率就從80%下降到了43%。除此之外，中共也在建政之初開始推行現代化的醫療體系，研究表明，1965年的中國已有超過230所培養西醫專業人才的教育機構，而醫療專業人員的總人數也突破20萬人。
然而，這些創舉並不與中國國內的工人階級畫上等號。資料顯示，1953年中共的全數黨員中，只有不到10%的黨員是工人或工人家庭出身；即使到了1957年，當產業工人已達一千萬人時，中共黨中的工人階級比率也只有14%，大多數黨員仍然是農民出身。
是社會主義制度嗎？
1956年，中共官僚宣稱中國已進入了「社會主義過渡」的尾聲，但這與事實相去甚遠，中國並沒有變成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當然，其中一個關鍵因素是彼時的中共政權完全沒有工人民主的任何要素。即使中國在1957年基本完成了國有化，但是中國依然存在巨大的社會不平等與階級差異，特別是在第一個五年計畫實施後。
在1957年，迅速的工業化帶來的社會後果即是創造了大批政治菁英與技術菁英，這些人並不融入在工人與農民之間，反而是成為了一個新的社會集團，成為了黨領導、職業官員和工廠廠長；與此同時，工人之間的不平等也逐漸擴大，工廠場主、技術工人與一般工人的收入差異開始增加。在城鄉方面，農村與城市更有著難以逾越的鴻溝，城市工業化的發展速度得到提升，農業生產卻停滯不前，而兩者在醫療與教育上的不平等也逐漸體現出來。
以上足以說明，此時的中國距離真正平等的社會主義制度不僅相當遙遠，且官僚們為了要解決這種種差異所帶來的政治分歧與權鬥，也回過頭來加強了毛與毛主義者對政治經濟權力的把持。
毛澤東所建立的國家不僅不是社會主義國家，其與真正的社會主義也相去甚遠（圖：紐約時報）
官僚集團的權力鬥爭
對於每一個政權來說，上台後的首要任務就是保持統治，中共也不例外。然而，這裡保持統治的並不是工人，而是缺乏工人基礎的官僚集團，這就使得整個中共缺乏基本的言論自由（即使有，也非常短暫）和普選權利。
進一步而言，中共黨官僚內部的權力鬥爭也時常發生，這些鬥爭的發展常常體現在制度的變革之上。例如在1956年的雙百運動中，毛澤東為了對抗異己，就曾以知識分子為工具，使他們享有短暫的言論自由，藉此讓他們批評黨組織，以達到毛「整頓黨」的目標。然而，知識分子的批評最終超出了毛的界線，其提出的民主制度、言論自由等訴求使得毛在1957年結束了雙百運動。
在更早之前，毛澤東於1955年所推行的農業合作化運動，也是民粹地透過操弄群眾運動來進行合作化的總號召，藉此繞過黨內官僚的正式部門。而這也成為毛澤東的慣用伎倆，即以群眾運動來反對官僚政敵。
若詳細檢驗毛主義的思想，不難發現毛澤東對於知識分子、城市化和官僚主義（儘管在毛時期，群眾也沒有獲得實質上的民主權利）抱有高度的敵意。在1960年初期，隨著大躍進運動失敗與後續農民政治熱情的消退，以劉少奇和鄧小平為首的官僚化進程再次威脅著毛與毛主義者。
對劉鄧而言，其政治目標是恢復大躍進後崩潰的經濟、重建社會秩序，因此，追求社會變革已不再是劉鄧等派系官僚的首要任務。官僚開啟的「新經濟政策」重新強調了市場價格的作用，這使得企業重新以利潤為生產指標，緊縮財政的政策也讓數千個工廠被迫關閉，一般工人與技術專家的收入差異顯著地增大。
在這樣的局勢之下，毛派與劉派的權力鬥爭愈發尖銳，且逐漸從黨的內部鬥爭向外蔓延。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將這些官僚鬥爭推向了巔峰。毛澤東對黨內「走資派」的清洗已不再限於黨內的整風運動，而是發動了無數中國群眾進行批鬥。
儘管文革號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但實際上工人的參與卻受到了嚴重的限制。首先，上海的基層工人最先響應青年學生的號召，組建了名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的工人組織，並且要求以基層人民所構成的機關取代舊有的黨政機關。然而，這一訴求卻超出了北京領導人的預期，且他們也不樂見工人變得激進化。因此在北京的干預下，激進工人被武力驅趕回了工廠，同時毛派人馬也拒絕了工人的加薪要求。
以上中共黨官僚一連串的權力鬥爭，不僅不是為了工人階級的福祉與權益，而是為了保衛其統治基礎與權力所展開。在缺乏民主權利的前提下，縱使官僚所把持的計劃經濟得以在工業生產上有巨大的突破，且在教育、醫療上有明顯的進步，但因為缺乏工人的集體監督，因此中國的計劃經濟無法發揮其全部潛能，讓中國群眾必須要一次次的背負官僚鬥爭所留下的社會代價。
隨著中共官僚的鬥爭逐漸尖銳化，大批群眾也被捲進文革的政治鬥爭中（圖：Getty Images）
改革開放與裙帶式資本主義
1976年，毛澤東的逝世加上文革所帶來的一系列官僚鬥爭，使得中國的經濟、社會秩序受到巨大的衝擊。當鄧小平上台後，其目標就是重新刺激經濟的增長，讓社會體系得以安定下來。因此，鄧小平隨即在1978年啟動了改革開放，目的在於提供工業農業的生產力，並賦予地方政府更多的自治能力與權力（請見中共建黨百年——在困局與高壓之中）。
直至1981年，中共正式透過第二次歷史決議，將改革開放作為官方路線推行，並拋棄了毛澤東時期的官僚計畫經濟。隨著改革開放持續進行，中國開始與世界資本主義市場有密切的貿易，英國、日本與美國成為中國最大宗的貿易對象。與此同時，鄧小平也逐步開放外資進入中國市場、打造供外資剝削中國勞工的經濟特區，而這些經濟特區往往還成為中共高級官員與地方官謀取私利的場所。為了讓外資更容易進入中國市場，中共黨官僚甚至禁止中國勞工組織獨立工會。對內政策上，鄧小平則頒布了企業必須轉為營利導向，並且敲破了工人的鐵飯碗、提出價格改革。這些政策加速了中國向「國家資本主義制度」的轉變，即從根本上說是資本主義經濟，但擁有龐大的國有化部門，並且國家對經濟和社會生活的各個階段和各個方面都進行了強有力的干預。
這樣，中共不僅為西方資本提供了一批廉價且具「紀律」的勞工大隊，更為大批官僚提供盜取財富的腐敗溫床。此時，官僚與快速增長的私有企業主逐漸轉變為中國新興的資產階級，整個官僚機構──從地方小學到人民解放軍──紛紛開辦起了各式各樣的公司企業，小至地方店鋪，大至商貿企業與出口品工廠，整個中國共產黨儼然成為了世界最大的「官僚企業」（請見一場反資本主義革命如何催生了資本主義專政？）。
伴隨「新興階級」的出現，中國裙帶式資本主義也成為這個時期中國的政治特徵，各派系相互爭奪利潤，腐敗的地方官與獨裁的中央政府成為了不協調的「統一體」。由於中國政府取消了對勞工待遇的保障，導致各大企業開始無序且狂暴的「生長」，大富豪與資本家開始盡其所能，大規模的剝削勞工與對壟斷產業。依循著這種發展模式，野蠻的裙帶資本主義也為下個時代的中國創造了新的隱憂。
鄧小平所開啟的改革開放，讓中國走向了一個更加專制的國家資本主義社會（圖：Daily Maverick）
習時代與未來挑戰
習近平上台之後，其所面臨到的「內憂外患」正是中國未來命運的分水嶺。以「內憂」來說，中國各大派系、資本巨頭、地方官僚等不同的集團林立，這種現象正影響著中國的群眾民生以至生活感受；以「外患」而言，因應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已日漸成熟，其開始威脅到美國帝國主義的霸權利益。
要解決這些問題並非易事，但首當其衝的要務仍是加強中央政府的權力、鞏固習的個人權威，以此整肅中國內部混亂的資本市場，進而透過提升國民消費力與生產力，讓習近平政權得到中國群眾的愛戴。只有完成這一連串的目標，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才有可能擺脫「世界工廠」的「打工仔」角色，並在國際霸權競爭上與美國平起平坐（請見加強監管！？共同富裕！？— 中共葫蘆裡賣什麼藥？與六中全會——中共第三次歷史決議代表著什麼？）。
然而，習近平緊縮權力這一舉動並不是企圖回到毛澤東的官僚計畫經濟，而是如同我們在前面所討論的一樣，目的在於延續黨的獨裁統治、使其不會瀕臨崩潰。從去年中國青年開始以躺平主義來對社會的貧富差異、缺乏言論自由表達出其消極與厭世後，青年輿論的反抗聲浪就變得愈發尖銳。特別是在清零政策失敗、各大專院校硬性封校與裴洛西來台等政治事件後，習政權的威信勢必受到了劇烈的打擊。
在二十大到來的前夕，甚至一度傳出習近平遭「軟禁」的傳聞，無論傳聞是真是假，其都反映了一個根本的事實，也就是中共黨官僚的權力鬥爭仍在持續。事實上，從2020年開始，親習派與反習派的權力鬥爭就已浮上檯面，這種權力鬥爭直到現在都仍是習政權的隱患。報導指出，二十大時習派人馬能否維持多數仍是猶未可知，但可以預見的是，習的權勢恐怕將不及十九大時那樣強大。
尤其是在「台灣問題」上，儘管在裴洛西離台後，中共國防部隨即發布了《台灣問題與新時代中國統一事業》白皮書，但中共官僚們除了以此聲明反覆重申習近平所不斷強調的「偉大民族復興」等老調外，習政權對於台海局勢的把控幾乎沒有進一步的突破。這無疑會給反習派人馬攻擊的把柄，讓習近平在二十大上面對到更大的挑戰。
在中共建政73周年的當下，中、港、台三地的工人階級更應該團結起來，看穿中共政權的民族主義宣傳，共同發起挑戰中共政權的民主抗爭。歷史已經證明，無論是毛時代的中國還是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只要中共官僚持續把持政權，兩國三地的群眾就不會享有徹底的民主權利。唯有爭取一個以基層人民民主為優先的計劃經濟制度，這個歷史包袱才能被卸下，而我們衷心期盼那一天的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