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Nikos Anastasiadis

 譯者:李紅光

原文在2025//2/25號刊登於希臘「開始(Xekinma)」組織官網


為對我們文章「新川普總統任期:美國帝國主義的『黃金時代』?」的回應,我們收到了一篇來自愛爾蘭獨立社會主義者 John Simpson的文章,標題為「法西斯主義與新川普總統任期」,我們欣然予以刊登。
在他的文章中,John就美國及全球現狀提出了一些寶貴見解,並探討了納粹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崛起的重要歷史背景。J. Simpson同志劃出「1930年代」與如今世代之間的某些相似之處。他寫道:

「川普就職典禮舞台上的法西斯式敬禮,無疑讓人聯想到 1920 至 1930 年代歐洲納粹裝模作樣的行禮文化,但21世紀新興的法西斯主義未必會完全重現當時的情景……」、「那麼,美國統治階級又怎麼不可能在自陷險境時不全力支持川普,並利用 1930 年代納粹德國的部分法西斯手段來打擊工人?……法西斯式的手段僅僅是他們可行辦法中的一種。」

總體而言,我們同意不該排除未來世界上還會出現法西斯主義政權的可能性,即使在具有悠久「議會民主制」傳統的「發達」國家中,統治階級的部分勢力在感到其統治受到威脅時,仍會仰賴此類理念及法西斯式的手段。同時,我們相信John同志也認同我們的看法,即目前的資本主義世界秩序仍尚未處於那種狀態,如今現況仍與法西斯主義最初崛起的兩次世界大戰間期相比存在顯著差異。在下文中,我們會來探討與國際上關於極右翼特性及本世紀法西斯主義危險性討論相關的幾個要點。

我們也歡迎任何想對此討論做出進一步貢獻的見解分享。


 

近期伊隆·馬斯克公開行納粹禮的舉動以及川普和其內閣成員反覆無常的行為,為川普是否為一名法西斯主義者的熱烈討論增添火力。

前美國副總統賀錦麗在被問及是否認為川普是法西斯主義者時表示「是的,我認為他是。」傾向左派的民主黨成員勞勃·萊許(Robert Reich)最近也發布了一段標題為「川普是法西斯主義者嗎?」的影片,影片中他亦給予肯定性的回答。川普在談論移民問題時那種喪失人性的論調,被拿來與納粹迫害猶太人的手法進行比較;川普提出可能要將加拿大吞併成為「美國第51州」的想法(此舉被輿論戲稱為「Canschluss」),則被比作德奧合併(Anschluss),即希特勒在1938年對奧地利所做的吞併。但在資產階級媒體之外,部分左派人士也提出了川普政權具有「法西斯主義」特徵的觀點——例如,愛爾蘭社會主義黨(Socialist Party of Ireland,前CWI支部,後為ISA支部)曾發表一篇題為「川普回歸與法西斯主義的億萬富翁政權」的文章。革命左翼(Izquierda Revolutionaria,前IMT與CWI支部)亦曾發表一篇文章,探討川普行政當局的「法西斯主義抱負」。

這是一個重要的討論,反對川普、極右翼及法西斯主義的人們應當清楚瞭解他們所面對的究竟是什麼,以便採取相應行動。低估敵人的性質可能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正如「1930年代」明顯所展現的那樣,德國社會民主黨與德國共產黨均未能預見到希特勒與墨索里尼掌權所帶來的衝擊。但高估敵人同樣是一個可能導致災難的錯誤,將情勢描述為法西斯主義已經佔了上風,可能會使人們在絕望中揮手認輸。為此,以下我們便來試著剖析現況的本質到底是甚麼。

 

相似之處

許多評論家指出,川普激進的外交政策(例如他對巴拿馬運河、格陵蘭、以及「獲得」加薩並驅逐那裡居住的巴勒斯坦人等計劃的評論)被視為他是一名「法西斯主義者」的證據。本文不會詳論川普在外交政策上可能採取的具體路徑,但無論如何,我們應指出,激進外交政策並非僅為法西斯主義者所獨有。帝國主義在法西斯主義出現之前就已存在,且並非所有帝國主義者都是法西斯主義者。沒有人稱呼過不列顛帝國為「法西斯」,儘管它在過去幾個世紀以來一直推行殖民主義政策。事實上,英國帝國主義入侵過全球193個國家中的 171 個,僅有其餘22個國家幸免於難。韓戰作為美國歷史上其中一場極為殘酷的戰爭,則是由民主黨的杜魯門總統所發起。我們在此先用這兩個歷史範例點到為止。

其他評論家則指出川普的民族主義與種族主義言論,以及他獲得美國寡頭財閥們公開支持的事實為據,這一點可從就職典禮時,世界首富們站在他身旁的照片中得到印證。

毫無疑問,川普是一個種族主義者、男性沙文主義者及民族主義者。他同時抱有阻止美國帝國主義衰落並擴張其領土的雄心。如今,他也似乎獲得了美國統治階級群體中的一大部分支持,特別是來自高層的支持。

然而,無論是民族主義,還是統治階級高層的堅定支持,都無法單獨構成法西斯主義的特徵。那麼,到底什麼是法西斯主義?

 

法西斯主義是一種基於群眾運動的兇惡獨裁政權

法西斯政權不僅僅是一個極權的資本主義政府,儘管在日常用語中,許多人往往如此理解這個詞彙。

歷史上,「法西斯主義(Fascism)」一詞用來描述具有某些特定特徵的政權。

法西斯政權的本質是一股反動力量,目標是摧毀經由基層百姓社會鬥爭所贏得的民主制度及權利。

希特勒在1933年1月30日上台,到同年2月底,他頒布了《保護人民與國家法令》,該法令暫停了包括言論、新聞與集會自由在內的公民自由,並允許執政黨逮捕政敵。到3月底,《授權法案》(正式名稱為《人民與國家苦難解決法》)開始生效,賦予希特勒政府在未經國會批准的情況下制定法律的權力。到1933年5月,所有工會均被解散,並由納粹黨所控制的德國勞工陣線(German Labour Front, DAF)所取代。到 1933 年 7 月,除納粹之外,所有政黨均被禁止存在,當中也包括右翼及甚至其他的極右翼政黨。在一個稱為「整合運動」(Gleichschaltung,或譯「全面協調」)的過程下,納粹政權強迫所有政治、社會及經濟機構遵循納粹意識形態。由約瑟夫·戈培爾領導的公共啟蒙與宣傳部確保所有向公眾傳播的資訊均符合納粹意識形態,凡被認為「不符合德國精神(un-German)」的書籍在公開活動上被焚燒。到1934年,希特勒甚至在長刀之夜(Night of the Long Knives)中清洗了自己黨內的潛在對手及批評者。他的Führerprinzip (領袖原則) 將他確立為絕對領袖,掌控政府及社會的方方面面。

顯然,今日社會的狀態明顯無法與納粹德國那種高壓程度相比,但即便如此,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瓦解並非法西斯主義所獨有的特徵,歷史上的軍事獨裁政權也同樣會顛覆民主權利與制度。

法西斯的第二個重要特徵在於其動員群眾來推行其目標的能力。

法西斯主義者使喚了大眾中處於瘋狂與困頓狀態的群體,尤其是小資產階級和流氓無產者中的成員,帶領其以暴力手段粉碎所有民主權利,並對工人階級及其鬥爭發動攻擊。

軍事獨裁政權依靠其所控制的國家壓迫機制;而法西斯政權則在充分利用相同手段的同時,藉由左右群眾大大增強其壓迫力。

在上台前的十年間,納粹黨建立了一個準軍事組織,即SA或 Sturmabteilung(「風暴突擊隊(Storm Troops)」)。到1932年1月,SA約有40萬名激進成員,當納粹黨於1933年上台時,其黨員數已超過200萬。在1934年紐倫堡集會中,希特勒發表演講時共有70萬人在場。

川普最大的競選集會約有20萬人參與,而這是在一個人口數目是魏瑪共和國5倍的美國所舉行的集會。在2021年1月6日華府暴動中,儘管有數以萬計的支持川普示威者參與,但實際上也只有2,000人衝進了國會大廈當中。

這一比較不僅僅具有量上的差距,更有質上的差異。

法西斯黨利用這一龐大力量來摧毀進行工人階級運動的組織,法西斯主義的軍事暴徒不僅攻擊一般民主權利,還試圖對任何敢於挑戰法西斯政權的工人階級造成無法彌補之損害,也就是摧毀其工會與政黨。

總而言之,法西斯主義不僅僅是一個會進行帝國主義戰爭的種族主義、民族主義政權,也不只是一個獲得大資本支持的殘暴獨裁政權,更是結合著一個在掌權後利用其力量摧毀任何反對勢力和工人階級組織的反動群眾運動。

以1933 年希特勒被任命為總理後,納粹黨舉行的盛大火炬遊行(圖片來源:picture-alliance)

 

為何法西斯主義會在「1930年代」盛行?

在資本主義體制中的大部分時空及正常情況下,議會民主制被統治階級認為是最佳的社會治理方式,至少在工業「發達」或相對「發達」的國家中是如此。議會民主制能夠為社會矛盾提供一定的安全閥和制衡機制,使統治階級能夠相對平穩地管理事務,從而避免工人階級發動挑戰統治者權力的大規模社會起義。

既然如此,為什麼統治階級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時期會接受法西斯主義的上台?而在當代出現經濟危機的情況下,這種情況是否會再次發生?

第一次世界大戰及1929年經濟大蕭條對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造成了災難性的影響。德國經濟狀況極為慘淡,1923年11月達到高峰時,惡性通貨膨脹每月達到驚人的 29,500%。

到1923年晚期,1美元的價值相當於4.2兆德國馬克;1918 年,德國一條麵包的價格約為0.63馬克,而到了1923年11月,價格則飆升至2000億馬克。失業人數從1929年的160萬人猛增至1932年的超過600萬人(約占勞動力總數的 30%)。1929年至1932年間,工業產值下降了 40%。同時,德國還必須支付根據《凡爾賽條約》所要求高達1320億金馬克(當時約合330億美元)的賠款。

很顯然地,如今大型資本主義經濟體所面臨的危機,無法與1929年危機的衝擊相提並論。德國資本主義所面臨的絕境無疑在統治階級內部的轉變中起到了巨大作用,從而給予了希特勒上台的機會;但是,這之中還有另一個關鍵因素,也就是統治階級對工人階級的恐懼。

統治階級會將治理國家的鑰匙交給一位可能引發歷史性破壞的不穩定人物之主要原因在於,工人階級當時擁有巨大的力量,社會主義革命將會爆發已經是社會上的明確趨勢。儘管各類左派政黨大多屬於改良派或具史達林主義性質,但仍代表著一股能夠在事態發展中發揮決定作用的力量。同時蘇聯的存在已經成為一盞希望的明燈,吸引了那些厭倦資本主義痛苦生活的人們。

對於一些統治階級而言,此時面臨這樣的兩難境地:要麼冒著發生革命並失去一切的風險,要麼勉強接受法西斯主義群體掌權。而他們選擇了後者。

今天的情況截然不同,不幸的是,全球範圍內目前都沒有再出現如革命一般導致政權交替的可能性。工人階級運動或左派勢力無論在力量還是基礎上均不足以對資本主義秩序構成威脅。既然如此,統治階級目前當然不會有意願平白冒上仰賴法西斯主義的風險,因為他們對自身統治基礎的延續仍毫無擔憂。

 

「潛移默化的法西斯主義?」

但以上所述並不意味著我們應以任何方式低估川普、其獨裁統治及其在美國和全球範圍內的極右集團所構成的危險。川普代表著對工人階級利益的真正威脅,必須對其政策進行反擊。他的宣傳同時也將公共輿論轉向更加不人道的路徑,使種族主義、壓迫和剝削正常化。此外,他的行為還提振了「極右派中之極右派」——即法西斯主義群體的士氣,給予他們足夠的成長空間。

當然,沒有一條嚴格的界線能將「溫和」極右派與威權主義或法西斯主義完全區分開來。它們出自同一母體,且彼此之間存在交互作用。但我們認為,為了正確指引行動路向,左翼運動便必須作出這種區分。

舉例來說,以希臘反法西斯運動在過去15年的經驗為例,2010 年代初期希臘的主權債務危機極為嚴峻,這促使當時被稱為「激進」的左派改革黨(Syriza)上台。然而,它同時也催生了歐洲最大的公開新納粹政黨——金色黎明(Golden Dawn)出現。相較於以往的極右翼政黨,我們必須以不同的方式來對抗金色黎明,其所構成的危險更加地迫在眉睫且嚴重,因此應當投入更多的精力與關注來對抗它。關於其街頭部隊所發動的實體攻擊行動,我們不僅需要在政治上予以回應,更要通過組織大規模自我防衛來應對。必須採取行動,透過大規模社會運動與動員,使其公開活動在實體上被取消,而不僅僅是受到政治上的譴責。

有人創造了「潛移默化的法西斯主義(Creeping fascism)」這一術語,用以表明川普實施法西斯政權的進程尚未完成,而是在緩慢展開。毫無疑問,我們應該警惕並反擊統治階級任何向極右翼、威權或法西斯主義政策傾斜的政治轉變,並將這些要務作為我們的工作重點之一。但是,現況的問題不在於川普個人的野心,川普是否有意逐步推動事態向法西斯主義的方向發展,並不是關鍵所在;關鍵在於,我們用以判斷美國政權性質的,究竟是各種社會力量的交互關係,以及這種交互關係是否允許美國出現法西斯政權。基於前述分析,我們認為在可預見的未來中,這種情況並不會發生。與此同時,我們現在必須對川普、極右翼及法西斯進行鬥爭,因為他們目前對工人階級構成了危險;而只要工人階級能夠正確運用自己蘊含的巨大力量,那麼便可以對現況帶來強大影響力。

在「1930年代」中,工人階級運動的領導層在低估法西斯主義方面犯下了巨大錯誤。戈培爾曾說道:

如果敵人知道我們有多麼虛弱,可能早就將我們碾成泥漿。」

然而,德國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卻放任他們上台掌權,並認為法西斯主義的危險並不大,也並非一個具體的威脅。

如今我們則面臨著對高估川普這樣人物的趨勢,這同樣是錯誤的觀點,並可能損害工人階級及被壓迫群體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