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安德洛斯・帕亞佐斯（Andros Payiatsos）
2025年9月5日
（本文為義大利《Contro Vento》報為其專刊《希臘：從公投到SYRIZA沒落——十年後》對常年在希臘耕耘的左翼活動家安德洛斯・帕亞佐斯的專訪。）
譯者：魏嘉成
齊普拉斯（Tsipras）當年戲劇性的大轉彎——即所謂的「kolotoumba」（大翻滾）——對希臘工人階級帶來了什麼影響？
出身左翼的前希臘總理亞歷克西·齊普拉斯（Tsipras），對「三駕馬車」，即IMF、歐洲中央銀行和歐盟的屈服，這場公認的背叛，至今依然深深震撼著希臘的工人階級和受壓迫群體。
2010年三駕馬車對希臘發動猛烈衝擊以來，讓希臘勞工群眾迅速將SYRIZA（激進左翼聯盟）從原本僅有3–4%支持度的邊緣政黨，推升至高達36.5%的主流政黨。當年群眾之所以轉向SYRIZA，是因為生活條件與權益嚴重受損，因而寄希望於該黨在執政後能終止先前的政策。當時已實施的政策不僅具新自由主義色彩，還對希臘工人階級帶有羞辱性與種族歧視，指責他們懶惰、不負責任、貪污，揮霍德國與歐洲退休金制度的資源。諷刺的是，希臘工人當時（至今亦然）是全歐盟工時最長、薪資卻名列最低的一群。
2010年至2015年間，尤其是2010至2013年這前三四年，希臘工人階級展開了一場又一場規模龐大的抗爭。當時全國總罷工約達40次之多，其中不少為長達48小時的總罷工；也出現過長期的產業別罷工、高達80萬人湧上雅典街頭的大規模示威、長時間佔領公私部門職場的行動，以及歷時數週的憲法廣場（Syntagma Square）佔領運動等等。除此之外，還有「不付錢運動」（no pay movement）、以及查爾基季基（Chalkidiki）反金礦開採等強烈的地方抗爭運動，規模與熱度日益劇增。
2015年7月5日，希臘舉行了全民公投。當時人民被要求對「三駕馬車」提出的改革要求表態贊成或反對。自6月29日起，因「三駕馬車」拒絕提供流動性，希臘各大銀行已被迫關閉。但即便如此，廣大群眾仍以壓倒性的61.3%投下「反對」票。
然而，就在接下來的幾天內，事情的真相逐漸浮出水面：齊普拉斯其實早已決定投降，而之所以舉辦公投，是因為他原本希望公投失敗，好為自己政治立場的倒車找理由。
齊普拉斯及其政府的投降，對希臘工人階級而言是一場嚴重的挫敗。對於一個曾承諾要「徹底改變一切」的政府，最終卻跟右翼的新民主黨（New Democracy）或號稱「社會主義者」的泛希社運（PASOK）如出一轍，延續同樣的政策，這無疑讓無數工人陷入極大的震驚與困惑。
這次的政治失敗，在2010年至2013年間工會與社會運動一波波失敗之後，更顯得雪上加霜。對工人階級與青年而言，那是一種徹底的失望與挫敗感，甚至演變為絕望。「我們根本無力改變現況」、「左派右派都是一丘之貉」、「根本沒有出路」——這些話語，正是2015年7月之後社會集體思維的真實寫照。
勞動人民已經筋疲力竭，既缺乏再奮起抗爭的資源與動力，也看不到任何抗爭的意義可言，因為他們面前根本沒有其他政治選項。社會的原子化現象迅速加劇，經濟在短時間內崩潰了27%，失業率飆升至28%，青年失業更高達45%。勞工與青年無不竭盡所能，在艱難的經濟與社會情勢中設法求生。
當然，由於齊普拉斯領導層的背叛，SYRIZA（齊普拉斯所屬政黨）也為此付出了沉重代價。該黨在事後經歷了一波又一波的分裂潮，如今在希臘政壇的影響力已大幅下滑，民調支持度僅剩約4%，幾乎可說是政治邊緣角色。如今的SYRIZA，已很難再被視為左翼政黨，而更像是體制內的一部分，其主張與官方社會民主派的政策毫無二致。
工會與社會運動的艱難局勢至今仍未好轉。雖然不像2015年之後那段「黑暗年代」那樣低迷，但情況依然十分嚴峻。不過，過去這幾年中也出現了幾次重要的抗爭時刻，特別是2023年「坦比（Tempi）火車事故」引發的群眾運動——值得注意的是，這場運動是由下而上自發形成，並未受到中央工會領導層的實質帶動。
不幸的是，左翼政黨與組織的整體狀況，也是導致當前抗爭沈寂的重要因素之一。正因如此，保守派的新民主黨（ND）政府得以持續對工人階級發動惡性攻擊，卻幾乎未遭遇任何有組織的抵抗。最具指標性的是，ND政府竟通過了一項法案，允許勞工每天工作13小時、每週工作6天（也就是每週72小時），但工會方面卻幾乎沒有展開任何實質動員來反對！
希臘左派目前的狀況如何？（包括希共〈KKE〉、Mera 25、ANTARSYA，以及其他反資本主義組織）在當前條件下，這些仍自認屬於勞工運動的力量，有可能建立起統一戰線嗎？
儘管在過去一段時間內經歷了挫敗，以及整體勞工運動（特別是年長一代）普遍感到悲觀，希臘左派的力量依然相當強大。情況在年輕一代中則有所不同，因為他們並未親身經歷過過去十年的失敗，因此看待政治的態度更為正面。
話雖如此，也必須強調，希臘左派當前正面臨嚴重問題，至今尚未從過去十年的政治衝擊中恢復過來。希共（KKE）與ANTARSYA（反資本主義左派的主要組織）原本預期在SYRIZA投降後能有所成長與突破，結果卻是自身陷入危機與分裂。他們低估了SYRIZA投降所帶來的勞工階級挫敗，對自身組織所產生的負面影響，而這樣的後果又因他們在SYRIZA執政之前就拒絕採取統一戰線策略而被放大。在2010至2015年間轉向SYRIZA的大眾，從未將希共或ANTARSYA視為可行的替代力量，主要原因就在於這兩者在2010至2015年抗爭期間，對SYRIZA採取了教條式的批判態度。
希共（KKE）是一個史達林主義政黨[1]，迄今仍是希臘左派中最具實力的力量。然而，它對其他左派組織採取教條排他的態度，基本上拒絕支持任何形式的統一行動。在民調與最近的選舉中，希共獲得約8%至9%的選票，這比2012年至2022年期間的5%有所進步，但實際得票數卻仍低於1990年代蘇聯資本主義復辟後的水平——其得票率的上升，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棄權投票率大幅上升所致。儘管如此，希共在勞工階級與工會中仍具有深厚的基礎，特別是在私部門。
在2012年，激進左翼聯盟（SYRIZA）曾向希共（KKE）提出建立選舉聯盟，明確目標是組建一個左派政府。然而，希共當時直接回絕。而這正值希臘群眾迫切尋求替代新民主黨（ND）與泛希社運（PASOK）政府的時期——這兩個政府長期以來都只是三駕馬車在希臘的延伸工具。由於拒絕SYRIZA的邀請，希共失去了近半數的選民支持，隨即陷入危機，甚至流失了大批黨員（據部分消息來源指出，高達30%，但並無正式統計數字）。
當然，我們的主張並不是要求希共（KKE）必須與激進左翼聯盟（SYRIZA）共組政府，尤其是在SYRIZA那份天真而改良主義色彩濃厚的政綱基礎上——該政綱承諾會推動有利工人階級的措施與改革，並幻想能說服歐盟改變其對希臘人民的惡劣政策。
但希共本可以這樣回應SYRIZA的邀請：「我們願意考慮籌組一個左派政府，但我們首先必須討論此一政府應採取的政綱與政策。」如果KKE當時提出一套反資本主義的綱領作為與SYRIZA談判的起點，它就可能改變整個左翼陣營的權力平衡。
然而，KKE當時未能做出這樣的回應，因為它採取靜態的思維方式：它既不願加入一個改良主義政府，同時也不願走上一條革命的道路。它無法看見（或者說根本無意看見）若是提出一個以反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為基礎的左派政府方案，可能會激發出一種具有動能的革命潛力。這當然也反映出史達林主義內部的矛盾。
自那之後，鑒於左翼陣營出現巨大空白，希共雖略有回升，卻仍未重返昔日的政治地位。
MERA 25（在希臘稱為 DIEM 25）是從SYRIZA分裂出來的眾多政黨之一，由瓦魯法基斯（Yiannis Varoufakis）領導——他是2015年首屆齊普拉斯政府的「國民經濟部」部長。該黨屬於激進左派，但並未在工人階級中扎根，其性質偏向小資產階級，組織結構薄弱，主要圍繞瓦魯法基斯個人建立。近幾年來，MERA 25與「人民團結陣線」（Popular Unity）殘存勢力合流；後者於2015年自SYRIZA分裂，但隨後歷經多次內部分裂，最終瓦解。MERA 25的一個正面特質是，它願意與其他左翼力量合作，目標是在地方與全國（甚至國際）層面建構更為廣泛的大眾運動。
其餘的左派勢力，也就是反資本主義左派，目前分裂成數十個小型組織，當中有毛派、托派，或是來源混雜、立場模糊的各種形式。這些組織大多具有強烈的宗派傾向，拒絕採取「統一戰線」的策略。
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ANTARSYA，一個由多個不同組織組成的聯盟（目前約有6個，過去最多曾達到10個）。在2010年代初期的鼎盛時期，ANTARSYA曾聲稱擁有約3,000名成員，在選舉中獲得近2%的選票，約165,000票。以其組織力量與社會能見度，原本可以在2010至2015年間成為推動左翼及群眾運動的重要力量。但由於其始終拒絕與其他左派力量（包括當時的SYRIZA與希共）進行統一戰線合作，使其雖有些許成果，卻仍被主流群眾運動邊緣化。
當SYRIZA崩潰、KKE陷入危機時，ANTARSYA不但未能吸納群眾、趁勢擴張，反而自身也陷入危機。在2024年歐洲議會選舉中，ANTARSYA僅獲約15,000票，成績慘淡。
整體而言，希臘的反資本主義左派仍具有相當潛力，然而由於勢力過度分散，這股潛力通常難以在選舉層面表現出來。這點在2023年地方選舉中有了清楚的例證。由於新民主黨政府通過法案，將當選地方議員的得票門檻提高至3%，全國各地主要的反資本主義團體被迫在約15個主要城市組成選舉聯盟。結果令人驚豔：雅典超過6%、塞薩洛尼基（希臘第二大都市）接近6%、某些城市甚至達到9%，且無一低於4.5%。
換言之，只要反資本主義左派能願意坐下來討論、協調行動，並在地方與全國選舉中聯合參選（前提是各組織保有其獨立性），他們的潛力仍非常可觀。反資本主義左派的潛力不僅體現在選舉上，也展現在其在社會與群眾運動中的作用。事實上，希臘社會中許多具有影響力的社會運動發起者，主要來自反資本主義左派。另一個在運動發展中扮演關鍵角色的力量，則是KKE，特別是在工會運動方面。
儘管具備上述正面因素，KKE與多數反資本主義組織的分裂與宗派主義傳統，使得「統一行動」幾乎無法實現。整體左派不僅缺乏共同的行動策略，連對相同議題的抗議活動也未能統一。時常出現4、5甚至7場針對同一議題、在同一城市、於同一天舉行的遊行。這在多數工人階級眼中荒謬至極，最終只會導致他們對所有抗議行動冷漠旁觀，因為這些抗議被視為政黨鬥爭，而非真正的群眾運動。
在這樣一個高度分裂與宗派氛圍下，若問當前條件下能否建構一個仍認同工人運動的主要左翼力量之間的統一戰線，答案很遺憾是：無法實現。不過，也必須強調，現今已有不少獨立的反資本主義組織，從過去十年的經驗中汲取教訓，開始高舉「統一戰線行動」與「建立全新反資本主義政治極」的訴求。其中一些力量來自SYRIZA，一些來自ANTARSYA，另一些則如Xekinima，有其獨立發展的歷史。
去年六月，您與希臘反資本主義左派的其他力量在雅典共同籌辦了一場會議。該活動以2010至2015年間的經驗教訓為出發點，聚焦於重建一個真正以階級為基礎的左翼力量。對於那場討論，您有何反思與心得？
這是一場意義重大的會議[2]，由五個反資本主義組織發起舉辦，並獲得其他多個組織的關注與參與，講台上也邀請了來自不同反資本主義陣營的發言人。這些發起單位皆屬於前文所述的希臘反資本主義左派，雖然出身背景不同，卻都以過去十年的經驗，特別是SYRIZA領導層投降的教訓為基礎。
會議共設有四個主要主題／討論場次：
- 首先是2010至2015年間群眾運動的經驗；
- 第二場探討過渡綱領、統一戰線，以及左翼在當時條件下應採取的必要策略；
- 第三場則聚焦於2015年的投降經驗與替代性的路線；
- 最後一場則是展望未來的發展方向。
與會各方的共識程度非常高，這一點極具意義。所有與會者都認同過渡綱領的核心理念；在戰術方面，也一致認為有必要向其他左翼力量釋出統一戰線的姿態；在策略選擇上，則普遍認為唯有採取革命路線，才能真正對抗本國資產階級、歐盟與整個國際資產階級體系。在最後一場討論中，大家也一致認為，當前的總體任務應是籌建一個新的左翼支柱（left pole），其根基應建立在對其他左翼派別展開統一戰線，同時提出明確的反資本主義綱領。
這五個組織自年初以來已持續進行會晤，雙邊對話甚至從2024年初就已展開。除了這場為期兩天的會議之外，我們也合辦了若干場公開論壇，並在不少抗議行動中組成共同方陣、發出聯合聲明或傳單，例如針對坦比（Tempi）火車事故、巴勒斯坦議題等事件。
這場「五方倡議」可說是一項關鍵進展，但其後續發展仍未定論。我們對此保持審慎樂觀的態度，同時也會持續強調：現階段的情勢，尤其是左翼力量的真空狀態，的確為我們提供了積極的信號與潛在的契機。
在這樣一個危險且急遽變動的時代，我們要如何建立一種真正的替代方案，來對抗戰爭、勞動剝削、日益加劇的不平等、環境崩潰、性別壓迫，以及民主制度的侵蝕？
我認為，一般來說，左翼——即便是改良主義的左翼某些部分——始終站在反對戰爭、加劇剝削與不平等、環境崩潰、民主與工會權利受損、以及爭取性別平等等議題的最前線。
但若只是就這些議題各自奮鬥，卻未同時提出必須挑戰整個資本主義體系的必要性，那是不夠的，因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這些目標根本無從實現。至今，已有足夠的歷史經驗可作為驗證——若仍天真地期待資本主義能解決這些問題，那無疑是對現實的逃避。
如今的左翼，不僅是改良主義左翼，多數反資本主義左翼亦然，已經從其訴求與口號中抹除了對另一種社會制度——社會主義的願景。他們避免說明：上述所有鬥爭若要獲得真正成功，就必須與對社會主義社會的追求結合起來——當然，這裡所指的社會主義，是建立在工人民主基礎上的社會主義，而非過去史達林式一黨專政政權的模式（這種模式最終必然導致瓦解，正如李奧．托洛茨基於1930年代的分析中所精準預言）。
這種「願景的缺席」正是過去三十年中，工人階級在全球所遭遇兩次重大挫敗的反映。
首先，是蘇聯與東方集團的崩解，這為西方資本家發動全面進攻工人階級創造了歷史性的機會。這也讓全球左翼陷入混亂——共產黨內部分裂與解體，改良主義／社會民主政黨則全面向右轉。
其次，是2007至2009年的全球經濟危機，雖引發大規模的抗爭與甚至一些革命（如北非的阿拉伯革命），但這些運動最終也都遭到鎮壓或失敗。
上述情況加劇了工人階級群眾——即便是其中較為先進的一層——的困惑與士氣低落。
儘管如此，我們仍須回到上個世紀偉大革命者的傳統基本原則：將日常任務與社會主義未來願景連結起來，正是「過渡綱領」的核心任務，這項綱領最早由列寧與布爾什維克在1917年俄國革命期間提出，並由托洛茨基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革命開始蜕變為史達林主義之後）進一步發展。
我們必須重新提出社會主義未來的願景，這正是我們當前最核心的政治任務之一。
同時，我們也必須建立起將這個願景化為現實的力量。政治任務與組織任務是不可分割的整體。
當然，這不是一項輕而易舉的任務。當前國際左翼整體正處於危機之中——不只是改良派，反資本主義左翼與托洛茨基主義團體亦然。這固然反映了客觀環境的惡劣，但同時也顯示出反資本主義左翼本身在主觀上的重大弱點——這又是一個需要深入探討的重要議題。
要在國際範圍內建立革命力量——亦即有能力挑戰現狀的大規模革命左翼政黨與組織——絕非易事，但卻是必要之舉。因為除此之外，沒有任何道路能讓我們擺脫資本主義的野蠻。
這需要革命左翼／托洛茨基派採取自我批判的立場，正視過去歷史中的錯誤與不足；既要有新的思維，也要能從歷史中汲取教訓。它必須找到方式，能夠觸及新一代有著不同思想與行為模式的年輕人；同時需要具備清晰且平衡的政治前景，以及採取統一戰線的策略。更重要的是，它在建構未來革命政黨的胚胎時，還必須有勇氣提出大膽的策略與行動轉向。
我們必須以堅定與審慎樂觀的態度來面對這個「危險而急遽變動的時代」。畢竟，資本主義如今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全方位危機，從客觀條件來看，這正為工人階級與馬克思主義理念創造出巨大的歷史機遇——即使不是在所有地方、即刻發生，至少在中長期內、在一個接一個的國家中，這樣的可能性確實存在。
[1] 根據官方立場（例如黨代表大會的決議），希臘共產黨（KKE）將史達林時期的蘇聯視為社會主義國家，並主張其退化是從史達林逝世之後才開始的。近年來，該黨對1930年代蘇聯的若干政策，特別是「人民陣線」議題，開始出現一些批評，但目前尚不清楚KKE未來在這方面將走向何方。
[2] 詳細資訊與分析，請參見〈希臘反資本主義左翼的發展——2015年的教訓〉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