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3日,路竹超高壓變電所由於事故,導致相連的興達電廠內燃氣與燃煤總計四個機組跳脫,瞬間損失2200MW的供電能力、電網頻率驟降,系統自動隨機卸載用戶端(即無預警停電) 使多處用戶受影響及交通陷入癱瘓。因無充分備轉容量導致全台陷入分區限電直到約莫晚間八點才恢復正常供電。在5月17日,又再次發生停電,造成了全台5天內兩次大停電,不免讓人想起2017年815大停電,也因此再次激起對於「缺電」與否的社會爭論。該次事件也再度將能源轉型的問題搬上輿論檯面,藍綠白等政黨也為了各自利益試圖誤導社會大眾,轉移能源轉型真正的問題,就是綠能發展。本文嘗試釐清各方政治勢力說詞的真偽,並再次重申能源轉型需要的方向。

是缺電還是電力調度問題?

第一時間前國民黨主席朱立倫透過媒體公開批評執政黨與台電,指出台電當日公布備轉容量率為10%,但興達電廠發電量僅佔3.88%。暗示應不該導致分區限電,否則必然為備轉容量率造假。擁核派也順應備轉容量率造假說,強調台灣就是缺電、需要重啟核四。但事實備轉容量率,並不能夠真實反映備轉容量是否足夠,事實上台電在計算備轉容量率是將許多歲修機組併入計算,也在前段時間台灣面臨缺水問題時,將水力發電計入其中。台電及經濟部隨即上火線說明,聲稱這起事故並非缺電而是電力調度的問題,包含錯估了本日尖峰用電、降雨水情不佳導致大甲溪及日月潭電廠無法充份扮演即時備轉量的角色。經濟部長王美花表示會再重新檢討備轉容量率的估算,間接承認了台電高估備轉容量率的事實。

這此事件讓不少民眾重新認識到備轉容量率亮綠燈,並不代表供電無虞。當前台灣的電力系統在技術上,仍無法讓電力像一般商品一樣能夠有安全庫存,而是需要時隨發隨用,發電量與用電量的預測便是電力調度重要的工作。備轉容量就是用來因應電力系統存在的風險以及可能的突發狀況;分別為緩解頻率驟降的「快速反應備轉」、穩住電網頻率的「調節備轉」、因應發電量與用電量錯估的「即時備轉」、容量能夠替代跳機機組的「補充備轉」。簡單來說,上述備轉容量對應的設備或機組併入電網之等候時間與維持時間不同,需要在負載機組跳機至重啟期間,相互配合進入電網救援來穩住供電。

那到底備轉容量為何對於台灣是否缺電問題如此的重要,簡單來說備轉容量就像是板凳球員,或是棒球隊所謂的牛棚。如果要讓球隊維持運作,那麼球隊就不能夠只準備先發球員所需的數量,一個棒球隊只有9個人,那肯定這個球隊撐不過一季的賽事。但就算球隊準備了100個或是1,000個板凳球員,也不代表球隊就可以打贏比賽,一方面是不符效益,另一方面也取決於備用球員的素質和教練的球員調度能力,而上述的各種備轉功能作為一整套系統,就是用來確保電力系統出了情況以後,不會出現停電問題。所以話已至此,相信讀者可以明白,對於台灣今天的「缺電」問題,關鍵在於除了我們是否有足夠且綠能的備轉容量的發電,也在於我們的電力系統是否可以有效的調度電力系統。

停電事件出現以後,台電仍沒有正面回覆事實,反而仍繼續將備轉容量率繼續掛在嘴邊,顯然是迴避了真正需要面對的問題。這也反映了台電作為一個國營企業,掌握台灣電力能源重要命脈,卻以官僚且缺乏民主監督的方式管理台灣重要的電力資源。

這次水力發電無法擔任即時備轉的角色,不外乎是因台灣正歷經56年來最嚴重的乾旱,相較60年代平均降雨天數約減少了80日。背後原因乃是氣候危機導致夏季太平洋高壓過強,導致梅雨鋒面在過於北方形成、颱風難以形成,而這兩者卻占台灣近八成的降雨量。由於乾旱的頻率只會因為日漸不可逆的氣候危機越來越頻繁,水力作為即時備轉的角色是越來越受侷限,必須另尋出路。

氣候危機亦導致今年夏季高溫酷暑,同時加上產業擴建熱潮再度使夏季尖峰用電高漲,5/28日台灣尖峰用電創下38.4GW的紀錄。反映了用電高漲與氣候危機形成了惡性循環,這也是為什麼能源轉型不只必要,還得加快速度使可再生能源占比大幅提升。由於現存的內燃機汽機車載具必須被使用可再生能源替代的電動交通載具取代,因此確實存在長期電力增長的需要。但擁核派所述的缺電,指涉的是「缺核電」與實際上缺乏的「綠電」不能同等視之。雖然核能亦為一種「低碳能源」,但是現行制度下核電存在的風險,往往不是擁核派說的這麼簡單、也不是地窄人稠的台灣能承受的。本文受限於篇幅,優先談論如何爭取更好的綠能發展,核能風險爭議會在另行論述。

除了真正卻乏的是「綠電」之外,也同時是缺乏「尖峰供電」的能力。這需要前述構成備轉容量的各式機組及設備,來因應尖峰用電的電力調度需求。尤其發展可再生能源更大的發電占比必需得克服間歇性及難以預測的問題。這類的設備不外乎儲電設施及智慧型電網,像是特斯拉公司在澳洲建立的高達129MWh的「電池」,能作為快速反應備轉;也能儲存下可再生能源過剩的電力穩住電網。智慧型電網更是承載可再生能源分散式發電特性不可或缺的設施,同時也更能引導用戶端避開尖峰用電。可惜的是當前輿論討論欠缺對於政府投入綠能裝置容量的提升及其相關基礎建設的政策,是否有充足的預算作為公共支出在能源轉型上?

現在執政黨與在野黨忙著在缺電問題上作文章,試圖引導至觀塘三接方案或是重啟核四。而他們唯一的共識就是繼續維護高耗能產業來壯大台灣資本主義,因次也未對於高耗能產業有提出更有強制力的節電措施、潔淨轉型方案。接著我們來談常見的輿論迷思,以及能源轉型不單是解決「缺電」及「電力調度」的問題,為什麼更應該涵蓋「產業轉型」及其困境。

新聞畫面節錄僅供示意

南電北送與以肺發電爭議

根據台灣民意基金會在四月及五月對於藻礁公投的投票意向調查顯示,支持藻礁公投的比例從50.1%下降至41.1%,除外推方案的影響之外,也反映了513大停電部分輿論實然已經轉變為執政黨的武器。民進黨趁勢利用「南電北送」一詞來強調需要強化北區尖峰供電能力好以避免重蹈覆轍,藉此暗示觀塘港三接方案必須進行。嚴格來說這是不成立的,第一點,大潭電廠也需要超高壓變電所,若是未來發生相同的事故導致大潭複循環燃氣機組跳脫,仍會重演相似的停電。因此反倒應該強化輸配電仰賴的電網系統,以及建設前述強化快速備轉、即時備轉的相關設施。

第二點,欲提升區域穩定供電的能力,不是單個區域滿足自身用電即可;舉例來說南部地區在太陽能發電量大增時,若是不將過剩的電力送往北部用電戶,那麼也會因為電網承受更高的電壓進而引發整體電網更不安全。因此擴大電網範圍使各區域電力相互支援非常有其必要,單純的南北電力調度並不是個問題。

大潭複循環燃氣機組的擴建其合理性也僅限於此。因為燃氣發電所需的天然氣除了燃燒,加上開採、運輸之逸散所造成的碳排放,其實並不亞於燃煤發電。但該機組有快速上機、併網作為補充備轉的特性,使之能作為因應克服可再生能源發展之所需電網系統、儲能系統未成熟的過渡階段,所以在技術上採取配套的方案。若要盡可能減少總體碳排放,還是取決我們是否能盡快發展綠能占比及其相關基礎建設,來縮短燃氣機組作為配套方案的過渡期,因此亦必須擺脫當前仰賴市場機制的綠能發展政策。

另外必須得補充一點,擴充大潭燃氣機組的合理性並不能夠直接拓展至第三天燃氣接收站選址於觀塘的合理性;事實上三接有更好的選址使能源轉型與藻礁永存兼顧,卻受阻於背後的政治因素,本文礙於篇幅會再另行論述說明。

南電北送本身不是一個問題,日漸嚴重惡化的空氣污染才是真正的問題。目前所有的燃煤發電廠均分布於中南部,儼然造成該地區居民承受造成慢性疾病、呼吸道症候群、癌症等問題。燃煤發電亦加劇全球溫暖化,因此無論何者因素,燃煤發電都是應該被優先淘汰的能源。

諷刺的是由於當前政府無力推動大膽積極的綠能建設政策,導致部分群眾就將的把取代燃媒電廠的期許轉向於延役核二、三及重啟核四,「以肺發電」一詞也成為了擁核派朗朗上口的論述利器。不可否認的是,近年也因為氣候變遷等因素-冬季東北季風變更弱,加上中南部水平向氣流受到地形阻隔,使污染物滯留時間更長。但構成空污惡化的不僅是燃媒電廠造成的細懸浮微粒(PM2.5)、硫氧化物(SOx)的濃度增加,內燃機汽機車以及大多分布於中南部的高污染、高耗能產業,造成綜合的各式空氣污染皆更加惡化、更加嚴重危害到中南部居民的身體健康。

氣候變遷的大背景是無法短期間逆轉的,我們只能加速這些污染產業、交通載具的汰換,但是由於近年經濟熱絡,不僅是高科技產業蓬勃擴廠,就連鋼鐵、石化、水泥、塑膠等傳統產業也都不受政府加嚴制止而持續造成污染。以2018年空氣污染法的修法來看,放寬了實行排放總量管制地區大型固定汙染源排放額度抵換條件,將原本荒謬的總量管制概念繼續推行得更極致。南部反空污大聯盟就曾批評,中油能透過購買已關廠工廠的排放額度,供給未來新四輕的排放量。而新修訂使得從原本已有法規要求淘汰一二期柴油車及二行程機車的政策中,憑空誕生更多排放額度使製造空污大宗的財團受益。另外,去年環保署更是以秋夏季空氣對流好的理由研擬調降二、三季的空污費,但為何不是研擬增加一、四季的空污費?

依上述總總跡象不難發覺,政府對於空污法以及產業轉型的作為,往往是在民眾輿論的壓力下作勢要加嚴管制,但又想方設法為造成高污染的財團另闢蹊徑。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親資政府為了經濟發展、壯大本國資本主義,需要的更多電力需求越來越多部分來自於這些高污染、高耗能產業財團手上。以民營的燃煤電廠發電來說,和平電力公司與麥寮汽電公司近期發電量占了約8%,其中隸屬台塑集團的麥寮汽電約占4.6%

又例如說,513大停電之後又因為整體用電量不斷飆漲,不堪供電下再次於5/17號進行分區限電。為了平息民怨,經濟部長王美花在隔日公開宣布已徵調民營汽電共生廠共計160MW的發電量作為備轉來穩住電力需求。汽電共生原本是作為生產製程所需熱能(水蒸氣)的同時順道發電,但是現在只要有受到台電徵調需求就可以加大發電量、燃燒更多媒,來躉售給台電獲得利潤,即便製程沒有更多熱能需求。而位於台塑六輕的麥寮汽電又更是占大宗,擁有16座燃媒汽電機組,光是2019年燃煤量就超過800萬公噸(麥寮煤電的兩倍)。遺憾的是我們完全不得而知未來電力需求增加更大時,親資政府是否會將這些不受控管的「空污排放怪物」,更多的納入整體電力結構。

當我們理解了上述背景,就能明白為何有待解決的「缺電」、「電力調度」問題,必須連同解決高污染產業、高耗能產業轉型的問題。根據2020用電量統計工業用電占比高達55.6%,近年增幅亦是大於住宅、公部門或商業用電的增長。因此當尖峰用電高漲、備轉容量不足時,首要需要降低用電量的必然是工業部門中的財團「用電大戶」。但當前政府所進行的措施並不是裁罰而是獎勵,而這些財團能從工人的勞動成果身上賺取大筆利潤時,會在乎避開尖峰的獎勵嗎?由此可想像私有制下能源轉型的政策是何等艱困不易。

六輕空污及碳放量驚人
圖片來源:公視-我們的島

為更好的能源轉型方案而抗爭

我們看見了能源轉型面臨了投入相關基礎建設預算不足,以及受制於高污染產業的困境。因此更應該爭取擴大公共支出運用在可再生能源相關基礎建設上,包含要求政府大舉投資綠能之建設、推廣、科研、人才的培育,以及大幅開拓綠能工作崗位。並且要求政府對於高污染、高耗能產業祭出更嚴苛的管制措施。

但這些訴求只是當前需跨出的一小步,更多訴求勢必仍會受到許多既得利益者阻撓,或是親資政府面對法規「作勢嚴懲、偷偷放走」。因此我們都需要社會上有更多的群眾運動力量的累積,尤其是工人階級的實際組織程度、戰鬥力。想像一下掌握這些發電廠、產業、基礎建設生產力的工人階級若是組織起來,將會給資產階級政府、財團多大的壓力,去推動有利於全體基層人民的能源轉型方案。

甚至工人階級在國際上的團結合作,也才能一改綠能科技的盈利性質,將最先進的綠能技術(比如說特斯拉的儲電技術)廣泛運用在世界上每個角落。最終社會上大多數從事生產的人口,取代資產階級對於生產資料的控制進而民主管理,我們也才能妥善的運用每分能源,進行計畫性的潔淨生產、避免生產過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