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與全國政協會議（簡稱兩會）：全球最大的橡皮圖章、面子工程會議之一，於今年3月4日如期召開。本次兩會聚焦在十四五規劃、對港政策及對外政策、習近平是否連任等問題。這三大問題都反映著當前中共獨裁政權所面臨到的巨大統治壓力，以及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危機。
兩會表面上是中國統治階級在國政上的最高決策機關，但實質的作用是要對內及對外宣示發展野心與統治勝利。尤其今年是中共建黨百年，也是十四五規劃的開局之年，在經歷去年疫情衝擊、拜登上任後給新冷戰中的中共政權帶來更複雜的挑戰，習近平是亟需強灌雞血以及漂亮的包裝來展示統治的穩定和信心。
要理解中國當前所面臨的各式社會危機，需要先認識中共體制的特殊性。今天的中共並非是一個政黨，其內部沒有一致的意識形態及發展中國資本主義的願景，也沒有共同統治社會的原則。唯一共識就是維持在中國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最高統治地位，鎮壓一切異己的社會活動(NGO、工會、學生運動、甚至是統治階級內的反對聲音)，中共實質上更像是一間巨大的獨裁企業，控制著中國社會內各個層面的發展。中國的社會制度就有如各類反烏托邦電影的綜合體，是一個在科技高度發展底下的國家獨裁資本主義制度。
而資本主義獨裁制相較於所謂資本主義”民主國家”而言，讓統治階級內部黨、政、商(資本家)不同層面之間協調及緩解矛盾的空間，另一方面也難以透過有限的民主權利釋放社會各層面的憤怒及不滿。
在習近平上台之前，中共是作為集體獨裁制，這是建基在改革開放後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初期，擁有更多的空間及市場讓統治階級分贓，並且允許中國統治階級在黨機器、政府機關之間，甚至中央及地方之間可以有更大的分權(贓)空間。但在08年全球金融危機衝擊下，原先統治階級的不協調被暴露出來，讓中共特殊性的體制更難以回應各式延伸的經濟發展困難及社會矛盾，這也是習近平在12年上台，逐步走向個人獨裁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習近平個人獨裁是為了將權力集中化，使得黨、政、商各部門得以更好的協調起來，以解決中共統治的危機，但這也意味著刺激出更尖銳的權鬥、更高度的社會鎮壓，以及與其他國家的統治階級產生更劇烈的衝突。
中國經濟危機
當前全球資本主義正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及其發展的重大「轉型關口」。儘管中國是去年疫情海嘯當中，少數擁有GDP增長的經濟體，但2.3%的增長仍是中國30年來最低經濟增長。雖然許多經濟學者對中國今年抱持高度樂觀，預測會有8~9%的GDP增長，但算上複合增長率，這個樂觀的預測代表今年中國的經濟增長實質上也僅有4.9%。
兩會召開前，各界消息不斷透露本次兩會不會有任何的經濟目標，但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仍在會議上喊出6%的目標，一方面遠低於8~9%的樂觀預測，是反映了部分統治階級對未來資本主義發展的悲觀；另一方面透露出中國當前經濟轉型的方向：問題不在於追求經濟高度增長，而是在於中共的生死存亡問題，如何順利度過各種危機以繼續維持社會穩定和統治。
習近平主導的中國經濟發展上，可以看到全球資本主義發展趨勢、矛盾及轉型核心。雙循環、新基建、科技自主、核心城市群，綠色資本主義以及人民幣數位化，反映了中共未來的存亡關鍵就在於能否成功發展高科技產業、以及對金融部門的調控能力上面。這些面向的發展也決定了未來中美兩大帝國之間的國力對比。
中國經濟面臨到其中一項巨大挑戰在於實體經濟的增長呈現低迷，但企業、地方政府、家庭債務卻快速增長金融市場卻快速的增長。這使得中國面臨各項經濟危機，今年底預計中國債券市場會面對到1,726億人民幣的還款額，其中37%來自國企，同樣中國地方政府也潛藏著債務危機，依據中國政府智庫「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NIFD）指出，去年隱性債務達到14.8兆元人民幣，而許多的未計算債務就藏在所謂的地方融資平台(LGFV)，而許多地方政府正透過LGFV移轉資產以舉更多債務發展基建。另一方面中國的家庭債務當中，中長期消費貸款(車貸、房貸)及經營貸在去年上半年更是高達3800億美元，而短期消費貸款更是高達1.3兆美元，其中五分之一來自於螞蟻金服旗下的支付寶放出的「裸貸」。
從中國當前巨大的金融壓力當中，可以看出習近平禁止螞蟻IPO案並且打擊馬雲，中國央行積極地推動數位人民幣以及反壟斷法背後的動機。根據《中國互聯網發展報告2020》指出，2019年，中國數字經濟規模達35.8兆元人民幣，佔GDP比重達36.2%，中國數字經濟總量規模和增長速度位居世界前列。其中阿里巴巴、騰訊、字節跳動、百度、美團、京東、滴滴這幾間反壟斷法針對的對象被稱為：「互聯網卡特爾
習近平所推動的政策方向正是要更大力度的控制數位科技及金融，數位科技與金融正是當前資本主義市場最重要的神經中樞。控制了這兩大產業，才是真正控制了整個國內經濟制高點。控制了國內經濟制高點，才能在政治上確保不易動搖的獨裁地位。
數位人民幣推動的最關鍵目的就在於保護貨幣主權及法幣地位、有效控制金融市場、擴大金融跨境流動。如果數位人民幣可以推動成功，意味著中共可以更有效的調控整個國家的債務問題以及精準的將資金投放在需要發展的產業項目中，並且更有效的清查隱藏債務及「打貪」，另一方面中共也將成為一個名符其實的「大洋國
對內及對外政策(新冷戰)
中共面臨的資本主義轉型壓力在中美帝國主義衝突及去年疫情衝擊下更加深化，這就是中國當前大力推動科技自主化[1]和內循環的原因。對於中國資本主義而言，實現科技自主才有可能在美國的圍堵中奪得爭霸的資格，才能夠使國內產業競爭力與利潤份額得到更大的增長以增強國力，並使得中共政權能有足夠的政策工具與財政力量來支持獨裁統治的穩定。大力推動內循環，則是為了一方面抵抗美國主導的反中經濟戰爭，另一方面以政治力量來推動國內市場支持國內產業發展，這是為了更壞的情況[2]所做的政治準備。
在兩會結束後，中共首次與拜登執政的美國政府進行正式會談，這場阿拉斯加會議上，兩方在公開場合的尖銳衝突一定程度是彼此試探，另一方面也是為了表演給國內政敵與民眾看，對中國而言，此舉意在煽動中國民族主義、彰顯「中國共產黨是帶領中國人民洗刷帝國主義侵略歷史的領導集團」，在阿拉斯加會議後，此舉的確收穫不小成效，在網上激起一片愛國主義民意的高潮與沸騰。
對於乘著進步派民意的反川普怒潮與左翼運動與思想湧起而收割成果上台的民主黨而言，一方面得以民主自由捍衛者之姿來對中共政權進行「恰如其分」的政治批判，另一方面得以上述姿態來滿足美國國內反中保守派選民與共和黨的政治要求。布林肯與蘇利文在阿拉斯加會議上的舉措，獲得了拜登的肯定，也一定程度達成了上述政治目的。然而，中美阿拉斯加會議擺脫了過去的「外交禮儀」，正式在公眾前當眾進行言詞衝突，也反應出了中美爭霸絕非是美國政黨輪替所能結束的插曲，而是兩個帝國主義政權未來的核心國策。
在兩會上通過的「愛國者治港」也正式的宣布一國兩制走入歷史，這不僅是對香港微弱的民主權利進行徹底的鎮壓，也同樣的是中共對於香港資本主義的全權接管，香港作為中國對外金融資本的重要窗口，香港經濟除了由本地資本家所控制，也同樣有太子黨大量的置產與投資。習近平的個人獨裁在集中權力的過程當中，香港金融重地是不可能被忽視[3]。
中共權鬥(統治階級危機)
習近平在面對中國經濟發展各面向的壓力與危機中，所推動的戰略姑且不論到底能做到多少，但可以肯定的是這過程勢必會刺激更加尖銳的統治階級的矛盾與衝突。中共內雖然沒有統一的意識形態，但在中共體制下所造就的資本主義裙帶關係、不同經濟部門的利益，以及中共內部的仕途發展，都在習近平的個人獨裁下，加劇這些統治階級不同利益集團及派別之矛盾。明年二十大習近平將可能打破過往中共更替領導層，及重新進行統治階級利益分配的規矩，繼續連任中共最高領導。這場黨、政、商的”深化改造”勢必帶來統治階級內部更多的不確定性，也會進一步將中共內部對於資本主義發展未來方向的分歧及不協調尖銳化，習近平正為中國社會內各階級的矛盾埋下巨大的炸彈。
群眾運動之展望及爆炸性的發展潛力
中國在經歷去年的疫情衝擊後，貧富差距變得更加巨大。參與兩會的富豪的財富在過去一年中平均增長了68％，總身價來到3,910億美元（約新台幣11兆元），比香港2020年的GDP約3,490億美元高出許多。根據胡潤百富榜報導，全中國總體的富豪身價總值更高達1.5兆美元，超過過去5年增加的總和，相當於增加了半個英國一年的GDP。
依據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調查[4]，中國失業率若算上農民工將高達20%，而中國嚴峻的勞動條件，脆弱的社會保障體系和作為全球人口老化速度最快的國家，基層的憤怒與抗爭的意願正在升溫。3月時中國快遞騎手計畫透過網絡群組醞釀一場全國性的大罷工，但遺憾的仍遭受到中共當局的嚴厲鎮壓。
依照法國世界報報導，中國參與在網絡銷售和送貨平台的工人佔據了10%的勞動力人口，中國所謂零工經濟的勞動群體正在擴大，如果快遞騎手的工人可以成功地建立一個獨立的全國性民主工會，並且能夠協調起來發動全國性的罷工，為整個行業的受雇者爭取更體面的待遇與更安全的職業保障。毫無疑問的將會有效打擊中共政權的威信。
另一方面，白領勞動者長期以來對於「996
可以說在中國社會基層的內部，因為習近平獨裁制底下所加深的剝削與壓迫，群眾的憤怒及其不滿是不斷的累積，渴望改善勞動條件及爭取更多民主權利的意識火種已經被點燃。
[1]尤其是在半導體產業之中。
[2]美國聯合更多的親美國家抵制更多的中國企業。
[3]徹底地控制香港政局，才能有效壓制香港民主派社團與政黨的反抗與活動，並且藉此防範中國國內的民意效仿香港抗爭並受其感染，從政治上而言，是指在維穩。從中共政權對產業與經濟活動的控制目的而言，此舉有助於更有效的使香港資本主義作為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工具，使香港不再是作為一個不全然受到中共中央經濟政策控制的經濟體。
[4]2020年12月北京大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接受騰訊財經專訪時指出的調查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