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哈馬斯發動武裝襲擊，以色列軍旋即對加薩走廊展開轟炸與軍事入侵。10/7戰爭爆發至主筆當下，加薩走廊至少有17,17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包括7,112名兒童。
台灣的主流新聞媒體往往使用「以巴衝突」一詞來說明巴勒斯坦正在發生的事情，但這是具有誤導性的，「以巴衝突」聽起來似乎是兩個具有同等地位的國家相互之間的糾紛，但事實並非如此。所謂的「以巴衝突」實際上是以色列作為殖民者的鎮壓與巴勒斯坦人民作為被殖民者的反抗。為了能夠說明以色列為殖民主義國家這一事實，接下來我將簡要的回顧以色列的歷史，指出其國家的基礎乃是建立在殖民主義、對巴勒斯坦人的種族清洗以及種族隔離政策之上。
錫安主義
以色列的建立及意識形態都離不開「錫安主義」（Zionism，又譯為「猶太復國主義」）。錫安主義脫胎自十九世紀歐洲，它企圖解決一個現實而緊迫的問題，對猶太人的迫害遍佈無數國家。做為一場政治運動，錫安主義建立在對歷史的錯誤理解與有缺陷的理論基礎之上。
錫安主義者將猶太人受迫害的原因，歸咎於猶太人和非猶太人之間基於宗教或種族的差異永遠無法相容，而不是從猶太人的物質條件，即從他們所身處的經濟與社會關係中尋找反猶太主義的來源。盡管錫安主義者對猶太國家的想像各不相同，但無論任何形式的錫安主義者都同意猶太人受迫害的唯一解決方案為，將猶太人移居到某片土地上建立一個民族國家，並在其境內永久保持猶太人的多數。
錫安主義在誕生之初只是猶太社群的邊緣聲音，數位知名拉比和猶太社群領袖都表達出對錫安主義的質疑或反對[1]。直到十九世紀末，在現代錫安主義之父，西奧多·赫茨爾（Theodor Herzl）的推動下，錫安主義才成為一股有規模的政治力量，隨著錫安主義理念的成形，來自猶太人內部的反錫安主義批評聲浪也變得更清晰，特別是社會主義者提出的替代方案強而有力的挑戰了錫安主義。
一八九七年，第一次錫安主義大會在瑞士巴塞爾（Basel）舉辦的同年，一派社會主義猶太運動在俄羅斯誕生了：立陶宛、波蘭和俄羅斯猶太工人總聯盟，簡稱崩得（Bund）。崩得強烈反對錫安主義，認為它是對「猶太人問題」的資產階級解答。崩得認為建立猶太國家的呼聲，是對反猶太主義悲觀、逃避現實的反應，受到來自猶太和非猶太統治階級的青睞，但無法解決反猶太主義迫害。崩得相信，唯有社會主義的革命，而非錫安主義，才是對歐洲猶太問題的真正解方。
直到1930年代，錫安主義未能贏得大多數猶太人支持他們的事業，為數不少的猶太人不認為錫安主義能解決猶太人的困境。錫安主義的崛起是納粹黨在1933年掌權並發起猶太人大屠殺的後果，這場歷史性的悲劇使得錫安主義的假設似乎得到了證實，猶太人和非猶太人之間似乎永遠無法共存，唯有建立以猶太人為多數的國家，猶太人的安全才能受保障。
錫安主義運動的目的，建立以猶太人為主要民族的國家，為以色列發動種族清洗埋下種子。錫安主義希望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人為主要民族的國家，然而在一九一七年，在巴勒斯坦生活的猶太人不超過當地人口總數的百分之六，要如何在一塊猶太人口居於少數的土地上建立以猶太人為多數的國家？唯有通過大規模驅逐本地居民才能徹底扭轉人口結構。
錫安主義的領導者清楚知道這一點，在1948年以色列建國前就多次提及「轉移」巴勒斯坦人的想法，以色列第一任總理，大衛·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在1937年寫下：「若把阿拉伯人從計畫中的猶太國家山谷裡強制移走，將會帶給我們那些即便在第一和第二聖殿的年華裡獨自佇立時，都從未有過的美好⋯⋯」1938年，本-古里安在一次會議上表示：「若採取強制轉移，就可以有更廣大的區域供我們定居⋯⋯。我支持強制轉移。我看不出這有什麼不道德的」[2]。
「強制轉移」本地居民，在今天有更清晰的詞語描述，即「種族清洗」。在以色列建國前夕，錫安主義的領導者著手實施種族清洗，導致數十萬巴勒斯坦人長達75年的流離失所。
錫安主義的崛起，使得以色列在建國前夕就著手實施了種族清洗（圖：The Tikvah Fund）
定居殖民主義
錫安主義的辯護者極力否認錫安主義的殖民主義性質，然而許多錫安主義的早期宣傳者曾經驕傲地承認他們的殖民主義目標。重要的修正錫安主義領袖澤維．賈鮑京斯基（Ze’ev Jabotinsky）對此尤其清楚。賈鮑京斯基曾在一九二三年於文章《鐵壁》寫道：「只要還存在擺脫被殖民的危險的一線希望，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的本地居民都會繼續反抗殖民者。這就是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正在做的事情，而且只要還有一線希望，他們就會堅持不懈地做下去，希望能夠阻止『巴勒斯坦』被變成『以色列的土地』……錫安主義的殖民化要麼停止，要麼無視原住民進行。這意味著只有在一個獨立於當地居民的政權的保護下，錫安主義才能繼續發展——在一堵當地居民無法逾越的鐵壁後面。」（英文全文）沒什麼能比這幾段文字更清楚表達錫安主義的立場，即通過殖民巴勒斯坦將其轉變為以色列，並使用武力鎮壓當地居民實現殖民化。在今天的以色列，賈鮑京斯基的「鐵壁」已經從文學比喻變為現實的鐵絲網與隔離牆。
錫安主義的殖民主義不同於其他種類的殖民主義，而是「定居殖民主義」（Settler colonialism）。與其他以資源剝削為核心的殖民主義不同，定居殖民主義更在乎如何掌控領土與消滅原住民人口，並以定居者人口取而代之。一如定居殖民主義理論家沃爾夫（Patrick Wolfe）所說：「定居殖民主義先摧毀、之後取而代之。」最典型的定居殖民主義包括美國、澳洲以及我們腳下的土地，台灣，建立在漢人剝奪原住民土地與消滅台灣原住民之上。
沃爾夫主張定居殖民的邏輯，是所謂的「汰滅邏輯」。此一概念意味著定居者會發展出必要的道德正當理由以及實際手段來移除原居民。《這才是以色列》一書作者伊蘭・帕佩（Ilan Pappe）補充，另一種邏輯也滲透了「汰滅邏輯」：去人性邏輯。猶太人身為歐洲反猶主義的受害者，必須先去除當地民族的人性，才會願意對其他人做出一樣或更糟的事。在此次的戰爭中，以色列的去人性邏輯展現得淋漓盡致，以色列國防部長約阿夫·加蘭特（Yoav Gallant）曾公開宣稱：「我們正在與人形動物作戰」，他形容加薩人為動物，暗示他們是野蠻、非理性、無人性的，不值得受到文明的方式對待，唯一的辦法即是用武力毀滅，以合理化以色列在加薩進行的種族滅絕行為。
此類發言絕非偶然，甚至早在以色列建國之前，錫安主義者就已經在重複類似的言論，例如錫安主義之父赫茨爾曾經於《猶太國家》寫道，猶太國家將「成為歐洲在亞洲的一道防衛牆的一部分，是文明對抗野蠻的前哨。」就如所有殖民者宣稱的一樣，「文明」的殖民者以色列對抗「野蠻」的巴勒斯坦，宣稱其行徑為巴勒斯坦帶來「進步」，以正當化其殖民主義目的。
帝國主義與錫安主義
錫安主義運動從一開始就積極尋求帝國主義的支持，錫安主義領導人知道他們必須依靠帝國主義才能夠殖民巴勒斯坦。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英國建立起「巴勒斯坦託管地」，英國帝國主義出於在中東的戰略利益希望能控制巴勒斯坦，而錫安主義者比起巴勒斯坦人是英國更為可靠的盟友。
一九一七年的《貝爾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正式宣告了錫安主義運動與英國帝國主義達成同盟。宣言使用了模稜兩可的外交措辭，如「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人的民族家園」，但英國清楚地承認了猶太人擁有巴勒斯坦的權利，並支持錫安主義的殖民主義計畫。值得注意的是，巴勒斯坦人口中占壓倒性多數的阿拉伯人（當時約占百分之九十四）沒有被提及，只是以反面的方式被稱為「非猶太人社區」，並給予他們「公民和宗教權利」，卻不是政治權利或民族權利。
一九二二年，國際聯盟頒布了《巴勒斯坦託管委任狀》（Mandate for Palestine）（全文），正式確定英國對巴勒斯坦的統治。託管委任狀不只納入《貝爾福宣言》的內容，還大大擴展了宣言的承諾。在託管委任狀的二十八個條目中，沒有任何一條提到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或政治權利；另一方面，託管委任狀制定了一系列旨在協助建立「猶太民族家園」的規定。委任狀的關鍵條款之一是第四條，該條賦予猶太事務局（Jewish Agency，由錫安主義者成立的機構）作為「公共機構」的準政府地位，在經濟和社會領域擁有廣泛的權力，並有能力「協助和參與國家的發展」。總而言之，託管統治基本上建立了一個與英國託管統治政府平行的錫安主義行政機構，而英國託管統治政府的任務是促進和支持後者。
英國政府與錫安主義者共謀推動巴勒斯坦的殖民化，最終導致一場大規模的基層起義。一九三六年，巴勒斯坦爆發了前所未有的大起義，起義始於一場為期六個月的大罷工，這是殖民史上最長的一次罷工。罷工最終發展為席捲整個巴勒斯坦的武裝起義，直到兩年後，英國才透過大規模武力鎮壓，重新控制住局勢。野蠻的鎮壓使巴勒斯坦百分之十的成年阿拉伯男性人口被殺、受傷、遭監禁或流放，巴勒斯坦人的反抗力量受到重創，無法對抗如日中天的錫安主義運動，他們在巴勒斯坦起義期間不斷壯大，從英國獲取大量的武器和廣泛的訓練，以協助鎮壓起義。軍事鎮壓巴勒斯坦人的大起義，無疑是英國帝國主義為錫安主義運動所做出的最重大「貢獻」，這是賈鮑京斯基在《鐵壁》中所說，錫安主義必須使用武力才能成功的最好佐證。
巴勒斯坦大起義與一九三九年二戰的爆發，使得英國不得不對巴勒斯坦人妥協。英國政府發布一九三九年白皮書，嚴格限制猶太移民和土地銷售，承諾建立代表機構以及在十年內建立獨立的巴勒斯坦國。雖然移民實際上受到限制，但是其他的承諾並沒有得到實施。白皮書激起錫安主義者的不滿，多次發動武裝襲擊，部分錫安主義者恬不知恥的將其形容為反帝國主義抗爭，而忽視近二十年英國帝國主義與錫安主義的相互勾結。以色列建國的基礎乃是英國帝國主義給予的特權地位，以及對巴勒斯坦人的軍事鎮壓，如果沒有英國的庇護，錫安主義者根本就無法在巴勒斯坦站穩腳跟。
以色列在建國後持續地與帝國主義國家合作，對抗其鄰國阿拉伯國家，最著名的是 1956 年的蘇伊士危機，當時以色列軍隊在英國和法國的支持下入侵埃及，奪取了蘇伊士運河並試圖廢黜埃及總統納瑟（Gamal Abdel Nasser）。1967年六日戰爭後，以色列被確立了地區軍事強國的位置，美國意識到以色列會是在中東地區保護其戰略利益的重要盟友，並得到美國越來越多的軍事支持，如今美國每年提供接近40億美元的軍事援助。做為回報，以色列自1967年以來多次對阿拉伯鄰國進行軍事干預，有效的保障了美國在中東的戰略利益；以色列還充當美國向美國無法公開支持的國家和勢力出售武器的管道，包括實行種族隔離的南非和智利的皮諾切特獨裁政權。
《貝爾福宣言》確立了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的同盟（圖：Wikimedia Commons）
從75年前持續至今的種族清洗
二戰後，英國決定撤出巴勒斯坦，巴勒斯坦的歸屬成為了懸而未決的問題。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聯合國在第一八一號決議中投票決定將巴勒斯坦分為兩個國家，猶太國家將獲得巴勒斯坦56%的土地，儘管猶太人僅占人口的33%左右，佔人口總數67%的巴勒斯坦人卻只分得43%的土地。部分人以分治方案劃給以色列的土地包含難以開墾的內蓋夫沙漠為理由，為劃分案的「公平性」辯護；又或是說因為阿拉伯國家拒絕了第一八一號決議，巴勒斯坦人的下場是咎由自取。首先，提出聯合國劃分案的「巴勒斯坦問題特別委員會」美其名曰由「中立」的11個國家組成，但讓外國而非本地居民決定自身命運，完全是剝奪民族自決權的行為。其次，上述說法忽視了錫安主義的殖民主義性質，聲稱殖民者與原住民都對土地享有相等權利，難道不是極度荒謬的事情嗎？
第一八一號決議的通過，激起了巴勒斯坦人的憤怒，但巴勒斯坦人缺乏充分的準備，抵抗的成果十分有限。反觀錫安主義者無論軍事上還是政治上，都比巴勒斯坦人準備得更充分，毫無疑問是得益於猶太事務局在託管時期的準政府地位。在任何區域，英軍一旦撤走，錫安主義的軍隊便立刻接替，甚至在託管時期結束前便開始清理當地的阿拉伯人口。1948年3月10日，哈加納（Haganah，錫安主義的主要準軍事團體，以色列國防軍前身）的指揮官們在特拉維夫舉行會議，制定了惡名昭彰的達萊特計畫（Plan Dalet），該計畫由未來的以色列第一任總理，本─古里安帶領，他認為在未來建立的任何形式國家裡，都要確保猶太人口在統計數據上佔據優勢。這份計畫如以下所示，清楚地指示如何清洗人口：
「摧毀村莊（放火、轟炸，並在廢墟裡布雷），特別是那些難以持續控制的人口聚集中心⋯⋯根據以下指導原則對搜索與控制行動進行增幅：包圍村莊，並對內進行搜索。若有抵抗行為，其武力必須被摧毀，而其人員必須被流放於國境之外。」[3]
達萊特計畫包括在四月和五月征服和驅逐兩個最大的阿拉伯人的城市中心——雅法和海法，以及西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居民區，還有幾十個阿拉伯城市、城鎮和村莊。早在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五日以色列宣布成立之前，對巴勒斯坦的種族清洗就已經開始了。在一九四八年四月九日，耶路撒冷附近的迪爾雅欣村（Dayr Yasin）發生了屠殺，一百名居民，其中有六十七名是老弱婦孺，在錫安主義民兵的攻擊下被屠殺，而這僅是數場屠殺的其中一例。巴勒斯坦的大部分阿拉伯城市人口因此成了難民，失去家園和生計，直到今天沒有一個人被以色列允許返回。更多的人甚至在一九四九年停戰協定簽署後被驅逐出新成立的以色列國。巴勒斯坦人留下的土地和財產被以色列竊取，留在以色列的阿拉伯人所擁有的大部分土地和財產被剝奪。
一九四八年於巴勒斯坦發生的慘劇，被巴勒斯坦人稱之為「Nakbah」（意為「大災難」），總計約70萬巴勒斯坦人（約佔戰前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人口的一半）被逐出或被迫逃離家園，巴勒斯坦78%的土地被佔領，導致今天數百萬巴勒斯坦難民的局面（截至2022年，超過580萬巴勒斯坦人在近東救濟工程處登記為難民）。以色列的建立，以無數巴勒斯坦人的流離失所為代價，在「被拋棄」的土地上以色列建立起他們新家園，卻沒有巴勒斯坦人的一席之地。
在一九四八年後，以色列的種族隔離政策取代了種族清洗政策，以色列發布阻止巴勒斯坦人民離開村莊或城區的禁令，限制巴勒斯坦人離開居住地，和驅離他們的目的並無二致，目的都是為了使猶太人能在人口、政治、經濟上佔據絕對優勢。
直到今天，以色列無處不在的種族隔離政策使巴勒斯坦人民的生活充滿無處不在的限制。最典型的是現在飽受戰火摧殘的加薩走廊，加薩走廊自2006年以來就遭到以色列的全面封鎖，以色列建造的隔離牆將加薩包圍的密不透風，任何人與物的進出，都必須先通過以色列軍方的檢查。面積365平方公里，生活著230萬巴勒斯坦人的加薩走廊因此被稱為「世上最大露天監獄」。在以色列的長期封鎖之下，80%的加薩人口生活在貧窮線之下，勞動人口的失業率高達45%，80%人口必須倚賴國際人道救濟才能生存。
生活在約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也好不到哪裡去，西岸地區被劃分為A、B和C區，占大部分領土（61%）的C區處在以色列完全、直接和不受約束的控制之下。巴勒斯坦的自治政府擁有A區（18%）的行政和安全控制權，以及B區（21%）的行政控制權，但以色列仍擁有B區的軍事控制權。在西岸的各城市之間，以軍駐守的檢查哨、路障、隔離牆出現在不同主要道路上，讓巴勒斯坦人即使在西岸城市中移動都處處受阻，西岸居民每天不得不耗費大量時間在檢查哨的隊伍中，有時甚至遭到以軍的羞辱與刁難。西岸的居民還要承受時不時被以軍毫無理由的行政拘留（最高可以長達六個月，且拘留期滿後可以延長）以及面對武裝的屯墾區居民進犯。
2018年，以色列通過基本法（以色列無正式成文憲法，基本法具有憲法地位）《猶太民族國家法》首度將以色列描述為「僅限猶太人的民族國家」，並且「在以色列國內，僅猶太人有權實現民族自決」，否定了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自決權，同時取消此前阿拉伯語與希伯來語並列為官方語言的地位，相當於正式宣布以色列境內的阿拉伯人為次等公民。
有230萬巴勒斯坦人，被迫生活在「全球最大的露天監獄」中（圖：Al Jazeera]）
殖民者的「自衛權」？
當我們了解了以色列是一個「定居殖民主義國家」後，回過頭來看以色列主張其對加薩走廊的入侵為行使「自衛權」，是多麼的荒謬。什麼是自衛權？自衛權是當正當的權利受到侵害時，為阻止侵害而反擊的權利。
但是殖民者沒有正當的權利，相反殖民者是侵害權利的一方，殖民者的「自衛權」實際上即是以武力鎮壓、驅逐和殺害其佔領土地上原住民的權利，這樣的自衛權捍衛的是殖民政權的權利，確保其殖民統治能抵禦原住民的反抗。只要以色列還是定居殖民國家，我們就不應該承認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的反抗擁有「自衛權」。相反，我們應該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反抗權」，反抗以色列殖民政權的統治，不論反抗是以暴力或非暴力的形式。巴勒斯坦人民有權利捍衛其正當權利，即生活在不受殖民者統治、不受種族隔離、不受制度性歧視的社會裡。
[1] 見《這才是以色列》第三章
[2] 見Righteous Victims, p. 142-143
[3] 註：見《這才是以色列》第五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