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同婚專法在2019年實施，同志婚姻不僅得到初步的法律保障，更引起社會大眾對同志權益的諸多討論。自2023年MeToo運動後，因為社會大眾對於職場性別歧視與性騷擾的憤怒，性平三法（《性別平等教育法》、《性別工作平等法》與《性騷擾防治法》）的修正案也已在2024年婦女節正式施行。
然而，對於擁有同志身分的勞動者來說，職場上的歧視非但沒有消失，甚至成為法律外的死角。2023年的調查顯示，只有不到30%的同志會在職場上向主管出櫃，代表同志友善職場仍存在困境，不少同志勞動者也必須在工作崗位上持續壓抑性傾向。
本文採訪了一位同志公務員（代稱S），我們試圖探討以下問題：職場上的文化為何會阻礙同志出櫃？多數同志勞動者又是用什麼樣的心態看待這種職場文化？
職場的家父長制權勢
對於S來說，因為公務機關本身存在的家父長制工作文化，輩分、資歷成為職場權勢的重要來源，使得S傾向不表達自我想法與感受。
S：我屬於公職人員，主要負責有關遊客服務方面的工作，然後是園區裡面的管理階層這樣。
S：我的位置其實蠻尷尬的，因為我本身比較年輕，然後其他的同事跟長官都是比較年長的，所以有時候在工作上比較不敢去表達自己真實的想法。……因為資歷淺，然後其他同事雖然職等比你低，但是他們的年資已經非常的久了，所以有時候你講什麼，他們不一定會聽得進去，有時候業務反正被他們牽著鼻子走這樣。……因為他是老鳥，然後在某種程度上我是菜鳥，所以會被架著走。
因為這種職場權勢的慣性，當年輕員工的性傾向不同於資深同事時，就會擔心自己成為同事的「談資」，進而造成更多職場困擾。
S：我們會有一些休息時間就會泡茶閒聊……（長官或同事）可能就是想要找話題跟你聊，但是他又可能應該說不小心觸碰到比較隱私的部分。有時候我也不敢講說：「我其實是喜歡女生的！」因為就是這樣要解釋很多，……我自己對他們（長官與同事）有一個既定的印象，就是他們一定無法理解。他們會問例如：「有男朋友嗎？」、「怎麼還不結婚？」這樣子。
S：其實人的嘴巴是很可怕，你一講出去就可能會被到處亂傳。我也不想要讓我的性向變成茶餘飯後閒聊的話題。
世代的觀念差異
然而，職場上的家父長制文化並非特例。以S的經驗來說，S之所以不願意對長輩公開真實性傾向，部分原因仍是源自於家庭的保守文化，以及父母的反同觀點。
採訪者：是什麼原因讓您覺得同事一定不會理解您的同志身分？
S：我覺得是跟我家庭也有關係，因為我目前也是一個「半出櫃」的狀態，只有我爸和我姊知道，但是我奶奶和其他家人都是不知道的。……因為他們和我媽就是超級反同，所以我就會變得很不敢講。
對S來說，不敢公開性傾向的原因並不總是源自於年齡差異，還包括職場同事的異性戀「成婚生子」觀點。
S：如果長官或同事不會先入為主認為我是異性戀，假設他們問我說：「沒有男朋友，那有女朋友嗎？」這樣我就會考慮講喔，因為我會覺得他有這個性別的意識、覺得他可以聊這個，因為他知道女生不一定是要跟男生在一起，女生也可以有女朋友。但是，我的長官或同事還會說「趕快結婚生小孩」這種非常傳統的觀念，所以我就很不願意講。
日常的歧視
在S的經驗中，S並沒有遭遇過赤裸裸的反同暴力，更多的是在日常的對話中，感受到同事對同志族群的不尊重。
採訪者：所以在這一過程當中，您感受到的壓抑，有包括對同志身分的嘲笑或譏諷嗎？
S：很幸運的是比較少啦，但像之前中國的「紅姐」事件，……因為和同志議題有一點關係（男性與男性的性行為），同事看到的時候就會說「怎麼這麼變態」之類的。……還有像是于朦朧自殺案，這些新聞會讓同事或長官講出一些不好的話，例如會說「好噁心」之類的，就讓我更不敢講自己是同志。
在MeToo運動前，上述這種「日常的歧視性言論」與「職場權勢性騷擾」有部分相似之處，不少行為人往往認為這些騷擾是無傷大雅的「玩笑」，卻不知這種「玩笑」已讓受害人感到不適。儘管MeToo運動讓社會大眾相對重視職場的性騷擾防治，卻仍會忽略同志族群的感受。
採訪者：之前MeToo的時候，其實很多男主管，他們也是會這樣對年輕的女下屬或女同事開一些騷擾笑話。在整個MeToo事件之前，很多人認為這是沒有問題的。可是後來因為MeToo，性騷擾防治變得更重要，很多男主管會不敢講奇怪的性別笑話，我覺得這是整個MeToo事件帶來的影響。但，職場同事對同志族群好像就不太會有這類尊重，您會不會覺得這很奇怪？
S：我們（同志族群）的聲音本來就很小，而且我覺得日常的反同言論已經被刻在職場文化裡面，大家就覺得開這個玩笑其實還好。
以S來說，因為長期在職場聽到各式不重視同志權益的言論，加上長期對性傾向的自我壓抑，使得S透過「麻痺自我」來減輕不適感。
採訪者：那您會希望同志族群應該要有這樣子的權益嗎？如果您遇到同事講這種歧視性笑話，您會有什麼反應？
S：我當然會期望有更多同志保障，只是現在就是很困難。……遇到同事講，就只能自己消化，因為覺得社會還需要很大的進步空間。
採訪者：面對這種日常的歧視，您是已經習慣了？還是麻木了？還是其實您都還是很不舒服，只是因為多數人的性傾向形成了一個壓力，讓您即使感到不舒服但是都不能講？
S：我也是比較傾向麻木了，……我以前會很不舒服，但是就覺得他（同事）在我人生當中幾乎是微不足道。
另外，S的伴侶同樣不願意在職場上公開出櫃，而是以單身為由，迴避公司主管／同事的家父長式關心。
採訪者：那您的伴侶呢？她敢在職場上說自己的伴侶是同志嗎？
S：她也不敢，因為她以前是交過男朋友的。……她身邊的朋友會知道我是同志，但是像職場，她就會說自己單身、不會去揭露個人的感情生活。
從教室到職場的同志權益保障
S認為，同志和多數異性戀一樣，屬於健康的「人」，但社會大眾對同志權益的認知不僅不充足，還因為專法而被視為「特殊族群」。另外，同志友善職場固然重要，然而要想貫徹真正的多元性別平等，完整的性平教育也十分重要。
採訪者：那您認為，除了多元性別友善職場以外，您還會認為要搭配哪一些同志議題的政策，才可以讓這種職場上的歧視消失？
S：我認為同志的職場申訴管道是重要的，另外像多元性別教育也很必要。……但最重要的是，不需要為了同志去設一個專法什麼的，那個不是真正的平等，未來希望能夠繼續朝民法前進，就是達到實質的平等。不要說異性戀這一套，然後同性戀又另一套法律。……大家都是人，只是喜歡的對象不太一樣，不應該在法律保障上有差別。
結論
一、社會層面
從S的經歷可以看到，異性戀掛帥的社會風氣，以及職場上仍然存在的父權文化，已然構築了一道高牆，使同志族群難以跨越並表露性向。
總結S的自述，即使S的同事與主管並不會直接展示出厭惡同志的傾向，但卻會在日常的對話中，理所當然的將所有人視為「異性戀」，並認為這個年紀就該「結婚生子」；反之，對於部分與同志有關的新聞議題，則會以不屑的態度加以呈現。而這些行為表現，又會回過頭來加劇同志勞動者的擔憂與不安，使其更不願意透露性傾向。
儘管有越來越多人重視同志權益，但這並不代表同志已得到廣泛認同。今年5月由同志團體做出的另一份調查指出，社會大眾對於整體同志議題的支持度仍有下降的趨勢。在國際層面，部分團體提倡的DEI （Diversity, Equity, Inclusion）原則亦遭到歐美右翼的大力抨擊。無論是國際還是台灣，同志權益的保障仍然不甚穩定，甚至還可能在右翼的施壓下「開倒車」。
借用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指出的「平庸的邪惡（The Banality of Evil）」，我們在S的職場經歷中所觀察到的，是父權文化下微不足道的玩笑、是茶餘飯後閒聊的反同揶揄、是慣性忽視同志而做出的認知偏誤。因為權力關係而形成的無心嘲弄，構成了本文的標題名稱，即「平庸的歧視（The Banality of Discrimination）」。
二、法治層面
雖然現行《就業服務法》與《性別工作平等法》均已明文規定，不得對不同性傾向的勞動者存在差別待遇，然而在現行法律框架下，並沒有針對不同性傾向與性別認同而訂定全面性的反歧視法令；另外，由於《勞基法》並未針對同志設立反歧視條款（第25條卻已規範性別上的待遇保障），導致同志勞動者如遭遇日常的歧視性玩笑與調侃，仍然難已在法律實務上找尋適切的法源來捍衛權益。
三、倡議層面
在近年的勞權倡議中，同志權益鮮少成為勞工團體的訴求目標。從2024年的勞動節遊行訴求可以看到，勞工團體明確提及了性別薪資的透明化，而今年的遊行訴求也指出「反對差別待遇」，但兩者都沒有明確提到同志權益問題，亦沒有論及同志友善職場的重要性。
相較之下，同志團體反而成為最重要的多元性別友善職場之推動力量，使得工運團體與同志團體成為了兩條平行線，彼此甚少交集，卻都在提倡勞權議題。我們不該忘記，英國同志團體曾聲援礦工對抗柴契爾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今年六月，南韓工會聯合會亦發布聲明支持同志權益，呼籲基層人民團結捍衛人權。
以上案例說明，勞工與同志族群的聯合並非不可能，儘管實務上存在諸多困難，但我們仍應嘗試結合勞工運動與同志運動。在保障勞工權益的基礎上，勞工與同志的倡議不應各行其事，而是應該盡可能尋求合作與串聯，以此凝聚基層人民的力量，共同推動修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