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作者：Kshama Sawant

2025/4/29

譯者:魏嘉成、Kaja、得勝

 

 

轉載自革命勞工(Revolutionary Workers)

川普推動的高額關稅措施，遭到美國統治階級廣泛反對，這些既得利益者很清楚，這樣的政策對他們「賴以維生」的體制而言，只會帶來更嚴重地動亂。

由於資本階級的強烈反彈——包括股市的劇烈動盪與美國國債市場出現不祥警訊——川普曾兩度被迫大幅收回他的關稅政策，例如針對加拿大、墨西哥與歐盟的部分關稅。

不過，統治階級及其喉舌（例如《華爾街日報》）並不是因為反對關稅本身而反對川普。他們其實支持提高對中國的關稅（目前平均已達124%），儘管他們可能對川普「極端」升高貿易戰的手法感到擔憂，但他們的這些考量可與工人階級的利益毫不相關。

然而，對國際工人階級而言，關稅並不是解方，正如自由貿易與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也從未帶來解放。根據不同時期的資本主義危機，無論是自由貿易還是保護主義，其實都只是資本階級為了獲取最大利潤而操弄的工具。

他們用這些政策來製造分裂，讓各國工人彼此對立。若工會或左翼領袖認為工人階級只能在兩種剝削體制中二選一，將會帶我們走向災難。當今全球資本階級正準備展開由美中主導集團之間的貿易與軍事戰爭，而最可悲之處莫過於全世界的工人階級正一同為這些資產階級的內部分贓買單。

川普的關稅政策如今獲得勞工運動兩位重量級領袖的公開支持：即美國汽車工人聯合會（UAW）主席尚・費恩（Shawn Fain）與卡車司機工會（Teamsters）主席尚・歐布萊恩（Sean O’Brien）。

費恩雖然曾對川普帶來的混亂表示保留，但實際上他幾乎已將自己定位為川普關稅的勞工擁護者。早在川普上任之前，他就曾公開主張：「我們需要一套強而有力的關稅體系，以捍衛國家與工人階級的利益。」

與此同時，左翼期刊《雅各賓》的創辦人、現任《The Nation》總編輯的左翼評論家巴斯卡・桑卡拉（Bhaskar Sunkara）也大力讚揚費恩的立場，稱他是當今勞工運動「最重要的聲音」。儘管桑卡拉口口聲聲說「我們其實不該參與資本主義的產業政策」，但這樣的警語根本被他對費恩的支持和他自己那句「策略性的關稅可以減少社會傾銷，有助汽車產業」所抵銷。

這些立場暴露出一種對資本主義本質與關稅實際影響缺乏理解的危險傾向——關稅對原已陷入困境的工人階級只會雪上加霜。

工人階級需要的，是能清楚認識資本主義本質、堅持工人國際主義的領導者，也要理解：我們不該在任何地方與資本家妥協。

我們需要的是一個能組織全球戰鬥反擊的領導力量，爭取生活工資、工會組織、職場安全，以及終結戰爭與氣候危機的運動。我們亟需發動罷工，來對抗川普對公部門工會的攻擊、對反戰學生的驅逐與綁架，以及川普與民主黨州政府聯手推動的殘酷預算刪減。

費恩與UAW的領導層在反擊川普對反戰運動、民主權利與移民行動者的鎮壓方面，具有關鍵角色。勞工運動的會員與資源也應該被用來發起積極的政治行動，例如透過向富人課稅推動全民健保（Medicare for All）。

卡車司機工會與全國勞工運動的領導者們，應該立即組織數十個、甚至數百個亞馬遜倉庫的工會運動，來對抗該公司殘酷的反工會行徑。我們勢必需要協調罷工，讓全國亞馬遜的物流系統全面停擺。

這一切都迫在眉睫，但現實卻是，許多勞工領袖選擇與川普握手言和，並對他的關稅表示歡迎。

（圖片來源：Jonathan Rosenblum）

 

關稅與經濟衰退

在股市崩盤後，川普被迫宣布對其大部分關稅計畫暫停90天，但對勞工階級造成的傷害早已造成，包括 401(k) 退休金帳戶的損失與生活成本持續上升。此外，這項政策也對資本家的整個體系產生更廣泛的影響——包括商業規劃、消費者信心、美國在盟友之間的信譽，以及美國長期作為全球經濟穩定錨點的聲譽。若非川普當時踩煞車，短期內的經濟衰退幾乎勢在必行（即便如此，衰退仍可能很快到來）。

費恩為關稅辯護的其中一項理由，是他認為股市崩跌只會影響有錢人。他說，大多數工人「根本沒有退休儲蓄，所以當我聽到大家在哀嚎股市崩盤時，那就只是華爾街在哭」。同樣地，費恩也把「關稅引發經濟衰退」的擔憂視為億萬富豪才會在意的問題。

這樣的說法本身就是荒謬的——勞工階級無疑會為經濟衰退付出慘痛代價。統治階級一向會將其體系所造成的危機成本轉嫁給我們，而這次也不會例外。費恩顯然忘了，數以千萬計的工人與退休者，包括現任與已退休的汽車工會（UAW）成員，他們的 401(k) 退休帳戶都依賴股市表現。如今大多數仍擁有退休金制度的工人，所持的就是 401(k) 帳戶，這些帳戶取代了原本經由歷史性的激進工運鬥爭所贏得的「確定給付型退休金制度」，而這一制度的瓦解，正是因為過去數十年工會領導層不願奮戰的結果。

 

關稅與製造業就業問題並無捷徑

川普聲稱：「工作機會和工廠會以雷霆之勢回到我們的國家。」這種說法根本就是胡說八道。

基本上所有具公信力的分析者都指出，關稅並不是創造製造業就業的有效方式。

首先，像螺絲、螺帽、螺栓這類零組件的供應鏈極其複雜、緊密且全球化。在美國製造這些零件將會對企業構成重大後勤挑戰，並付出大量時間與金錢的代價——而資本家極不願承擔這筆成本。一個更根本的問題是，美國製造業並沒有現成且便宜的國內原料與零件供應。加上政策環境高度不穩定，企業難以預測川普的關稅政策將走向何方，或未來是否會被逆轉，使得大多數公司更不願意投入這樣高風險的大筆投資。

即便假設所有關於零件、原材料、搬遷成本與政策穩定性的問題都奇蹟般地解決了，汽車資本家們仍會盡其所能避免在美國支付較高的勞工成本。為了抵銷關稅帶來的成本，他們會試圖讓新殖民地國家的勞工成本比現在更低，這當中可能伴隨美國國家的制度性介入，甚至必要時動用致命武力。此外，他們也會試圖透過漲價將成本轉嫁給消費者，這又是另一種將壓力轉嫁給勞工階級的方式，導致關稅雙方的勞工都面臨更高強度的剝削。

汽車資本家也不太可能選擇在美國汽車工人聯合會（UAW）或其他工會勢力強大的州設廠。他們不僅會展開一場惡性競爭，阻止這些新工作機會被工會組織，還會極力推動自動化，將所需勞動力減到最少。

若要觀察關稅是否真的能創造工作機會，可以參考川普第一次執政期間的關稅成效。研究顯示，某些被關稅保護的特定產業（如鋼鐵與洗衣機）確實出現少量新增職缺。據估計，美國鋼鐵業新增了幾千個工作機會，而在美國的惠而浦、三星、LG 工廠中則新增了約 1,800 個職缺。

然而，這些由關稅帶來的新增職缺數量，遠遠不及因關稅而流失的就業機會。

舉例而言，美國目前直接從事鋼鐵生產的工人不到 15 萬人，但使用鋼鐵作為投入原料的產業卻有數百萬個工作，其中超過 200 萬個工作機會集中在高鋼材依賴的產業。結果是，鋼鐵關稅造成這些相關產業的整體製造業就業大幅下降，其規模是鋼鐵產業新增職缺的「一個數量級以上」。

這種對就業的整體負面效應，來自兩方面原因：一是關稅使得投入品的成本上升，二是其他國家對美國出口實施報復性關稅所造成的影響。

此外，還有勞工階級集體承擔的通膨壓力。根據估計，美國勞工階級在洗衣機與鋼鐵產業，每創造一個由關稅帶來的職缺，所多付出的總體成本分別高達 81.7 萬美元與 90 萬美元。

這當中的謬誤，在於相信民族主義政策能在資本主義體制下提供捷徑，而非仰賴國際工人之間的唇亡齒寒與激進行動，這並不是能走捷徑速通的遊戲關卡。

（圖片來源：sglusa）

 

關稅與逐底競爭？

費恩聲稱「關稅的目的，是為了消除那種剝削他人的逐底競爭」。但他錯得離譜——關稅正是經濟民族主義政策的一部分，而這類政策反而加速了逐底競爭的進程。

統治階級反對川普失控的關稅政策，並不代表關稅對工人階級有利。同樣地，這也不表示關稅只是川普個人的政治計畫。事實上，關稅已經是美中貿易戰的重要組成部分，而這場貿易戰本身又是美中全面衝突的核心。關稅只是經濟民族主義和衝突加劇的其中一環，這些趨勢早在川普上台前就已經開始，並將在他卸任後持續下去。

當前的資本主義危機將世界劃分為美國與中國兩大對立陣營，這勢必導致各國之間日益激烈的競爭，無論是經濟上還是軍事上。烏克蘭戰爭正是這種現象的寫照——主流資產階級分析者已公開承認，這是一場美國主導與中俄主導陣營之間的代理人戰爭。就像自由貿易與全球化一樣，對關稅的推動也是為了服務美國資本家階級的利益——儘管當關稅升高得太快、太猛時，他們也會公開反對——而這些關稅特別針對中國的帝國主義及其資本家盟友。

同樣地，中國國家也正以相反方式回應。隨著這場衝突展開，每一個資本主義國家都會殘酷地將經濟與軍事戰爭的最大代價轉嫁到當地的工人與貧苦群眾身上。

這一切對工人階級來說毫無好處。費恩實際上正好落入了資本家的「分而治之」戰略中，把一國的工人引導去對抗另一國的工人。這種錯誤政策最好的情況，頂多是讓部分工人獲得製造業工作，然而卻會被其他工人大量失業和全面性通貨膨脹所抵銷。這些都是關稅的直接後果，而伴隨而來的經濟衰退更將進一步侵蝕工人的生活水準。資本家總是會利用經濟衰退，甚至是衰退的威脅，作為進攻手段，削減社會福利並打擊工會。這種攻擊在川普執政下已達前所未見的規模，而美國各州與城市的民主黨人也在做同樣的事。

在川普宣布關稅後引發危機的背景下，費恩修正了自己的言論，表示他不確定是否支持所有關稅，但他支持針對汽車產業的關稅。這種說法與關稅對工人階級整體影響的現實完全脫節，而且令人驚訝地讓人聯想到 1910 年代到 1930 年代初期美國勞工聯合會（AFL）領導人所採取的腐敗立場。那些領導人始終將注意力侷限於工種內的組織工作，從而協助資方打壓產業範圍的工會組織運動。他們拒絕動員激進手段與工人階級的團結，無法建立真正具有戰鬥力的工人運動。

對於像費恩和歐布萊恩這樣的勞工領袖而言，支持關稅代表他們根本沒有理解（或者選擇忽視）資本主義的全球性本質、國際供應鏈的基本運作，以及資本家為了利潤將不斷壓榨工人每一滴血汗的事實。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關稅與民族主義的致命陷阱

費恩一再談到需要用關稅來解決北美自貿協定（NAFTA）的弊端——至少關稅是「一種工具」。

國際卡車司機兄弟會第623分會的執行主任，達斯汀・瓜斯特拉（Dustin Guastella），也以類似論點為費恩支持關稅的立場辯護——北美自貿協定和整個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所造成的破壞，表明了關稅和保護主義的必要性。

北美自貿協定作為自由貿易和全球化時代的領頭羊，對美國製造業的工作機會造成了毀滅性的破壞，這無疑是對美國工人階級的歷史性打擊。但無論是保護主義或自由貿易，都是資產階級為了滿足當下需求而提出的反工人制度。

資本主義在多個層面上都是一場零和遊戲。資本家唯有透過竊取勞動人民的大部分勞動成果，才能夠累積利潤和財富，而工人們只有組織起來，擊敗統治階級，奪回被掠奪的巨額財富的一小部分，才能贏得生活的實質改善。無論在國際上或國內，資本家利用保護主義的目的，就像他們利用自由貿易、全球化或任何其他政策一樣：瓜分我們勞動的成果，同時挑撥勞動人民彼此對立。如果關稅能為美國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就意味著受關稅影響國家的工人會失去工作。報復性關稅又會產生相反的效果，如此往復，導致貿易戰不斷升級。

不同政策制度的區別在於，全球資產階級如何瓜分利益。始終不變的是，數十億勞動人民遭受無情的剝削。

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50多年前就非常清楚這一點。在1845年寫給出版商的信中，恩格斯指出對方誤解了他與馬克思對保護主義和自由貿易的立場。恩格斯寫道：「無論是保護關稅，還是貿易自由，我們都決不打算維護，我們是想用我們的觀點去批判這兩種制度。我們的觀點是共產主義的觀點。」

在川普被迫暫停最極端的「解放日」關稅之前，歐布萊恩曾對墨西哥啤酒徵收 25%關稅而歡呼，稱這「幾乎能立即幫助卡車司機兄弟會的8萬多名釀酒工人」。卡車司機兄弟會的領導層更聲稱，這項關稅有助於建立「美國工人應得的體面生活標準」。很難說什麼更令人寒心：是歐布萊恩對墨西哥工人的冷酷無情，還是他令人窒息的狹隘心態，為了一小部分工人的短期利益而歡呼雀躍，卻不惜讓數千萬人承受更多苦難。

費恩和歐布萊恩領導的工會名稱帶有「國際」二字，但他們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卻是對國際工人階級團結的嘲諷。他們熱情地支持關稅，實際上表明了他們不在乎其他國家工人受到的傷害，並且完全不了解這些政策將對美國工人造成的影響。

邊境對面的勞工領袖也好不到哪裡去。加拿大卡車司機兄弟會主席，兼國際卡車司機兄弟會副主席的弗朗索瓦·拉波特（François Laporte），雖然以損害加拿大工人階級的利益為由反對川普的關稅政策。但令人震驚的是，拉波特將「團結的力量」定義為，工會和企業為了「保護」加拿大的「經濟、捍衛我們的工人和我們作為國家的身份」而攜手合作，絲毫沒有工人階級的國際主義色彩。

每個國家的老闆們都有一台宣傳機器，利用民族自豪感和愛國主義來掩蓋資本主義下最重要的分歧——階級。

儘管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這台「宣傳機器」永不停歇，但此刻它正在全速運轉。我們需要明白：作為工人，無論我們居住在哪個國家，我們的敵人是富人，而不是其他工人，無論他們住在哪裡。

勞工領袖與本國資產階級結盟，在歷史上有過可怕而血腥的先例。這就是為什麼我在成立「工人反擊」（Workers Strike Back）時說過，勞工運動需要一次清算。

 

改良主義與親資工會 vs.馬克思主義與階級鬥爭的工會

勞工領袖所犯的致命錯誤，體現在瓜斯特拉的聲明中：他説，在貿易問題的辯論中，工人只能選「華爾街或川普」。

這是一個典型的虛假二擇。與「兩害取其輕」的論調如出一轍，工人階級永遠只能在兩個資產階級政黨（民主黨或共和黨）之間選一個，不可能有獨立替代方案。這種觀點源於對資本主義永恆不變的徹底誤解，再加上不願被統治階級攻擊的願望。這也反映出人們對工人階級爭取另一種社會的可能缺乏信心。被剝削群眾不斷被告知，他們必須接受老闆們在某一時刻提供的，看似「危害較小」的選項，即使接受這個前提就意味著生活將更加悲慘。這些失敗的理念與馬克思主義者所稱的「改良主義」密切相關——它否認制度性變革的必要性（或可能性），最終只會導致一個又一個的死胡同。

人類歷史上，每個統治階級都試圖讓貧窮的群眾相信，由他們統治的極度不平等的社會制度，是最好且唯一可行的制度。但無論是封建制度、奴隸社會還是羅馬帝國，這些早期的階級社會都未能永存——資本主義也不會例外。

資本主義不僅並非不朽，它早已腐敗至核心，若任其延續，終將摧毀人類與地球。

改良主義正拒絕了這一基本認知，它已為國際工人階級帶來毀滅性的後果。我們必須與之徹底決裂。其內在邏輯必然導向與資產階級及其政治代理人的妥協，無論代價多麼慘重。改良主義者深信，勞工領袖能做的，最多不過是為部分工人階級，從老闆那裡多擠出幾枚硬幣。

費恩和其他勞工領袖在關稅問題上採取這種錯誤立場的動機並不重要。即使他們心懷「善意」，對工人階級抗爭的破壞性影響也不會減輕。不幸的是，他們的立場並非特例。

改良主義與親資的工會運動（business unionism）一起籠罩著工會領導層。親資工會的核心理念在於尋求與資方的共識。多數親資工會領袖不惜一切代價避免罷工，並將重點放在「談判桌」上。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階級鬥爭的工會運動認知到老闆和工人之間始終存在階級衝突，需要堅持不懈、積極地組織工作，並將罷工視為勞工手中最鋒利的武器。

費恩與美國汽車工人聯合會（UAW）的領袖確實組織了2023年的關鍵罷工。「工人反擊」強力支持這場罷工，但我們也指出領導階層策略的局限性。他們的「站起來」罷工運動，並未全面癱瘓三大車廠的所有工廠。在費恩領導下，最初的八天，福特、斯泰蘭蒂斯和通用汽車各僅有一間工廠罷工，且都不是公司最賺錢的生產線——例如生產福特F-150、道奇公羊1500或雪佛蘭 Silverado的廠房。這使得罷工一開始對資方構成的威脅相當有限。

最終，UAW的罷工規模確實擴大了，涵蓋三大車廠的九間裝配廠，超過4.5萬名工人參與。儘管罷工的力度仍未達到應有的程度，但在此基礎上，它仍然贏得了突破性的勝利，因為這場行動讓汽車製造商損失了數十億美元。

與此同時，這些成果遠遠無法彌補工人們過去二十年，因《北美自貿協定》、自由貿易政策，以及缺乏階級鬥爭的工會運動而遭受的巨大損失。在2023年罷工行動前夕，UAW領導層曾承諾要扭轉過去讓步性合約造成的損失。但許多工人指出，這次談判爭取到的最高薪資，以實際購買力計算仍然低於2006年的水平。

階級鬥爭策略不僅可以扭轉過去的挫敗，更能重振激進的理念。資產階級擁有足夠的資源熬過長期罷工，尤其是當罷工對其利潤影響有限時。階級鬥爭的工會運動正是迫使資方做出歷史性讓步的關鍵，以及在亞馬遜這樣的企業中組建工會、爭取歷史性合約的必經之路——而目前絕大多數如費恩這樣的工會領袖拒絕這種做法。要達成這些目標，就必須發動全面罷工（特別是在資方最賺錢的區域），並展開大規模的社區集會、聲援性罷工以及公民不服從運動。這些手段同樣是抵禦川普對勞工、移民與受壓迫者的殘酷鎮壓所迫切需要的。

階級鬥爭工會主義的缺席，已徹底削弱了勞工運動，並導致工會會員人數急遽下降。近四十年來，勞工運動因企業工會主義而喪失了戰鬥性，使得我們的生活水準不斷惡化。

正是革命社會主義者在勞工運動中的領導，在1930年代後半葉促成了史上最偉大的工運高潮，包括汽車產業在內。在革命性的領導下，汽車產業建立起工會組織；卡車司機兄弟會發展為一支龐大的戰鬥力量，徹底改變了卡車運輸業；產業工會聯合會（CIO）成立；透過勞工的激進行動，贏得了「新政」；而美國工會會員數也經歷了歷史上最快速的成長。

 

階級鬥爭的工會運動需要與民主黨和共和黨決裂

正是改良主義和親資的工會主義導致像費恩和奧布萊恩這樣的工會領袖在民主黨和共和黨之間搖擺不定。

在最近一次直播中，費恩回應了外界對他支持川普關稅的批評。他表示：「當我們公開反對（資本家對工會的攻擊）時，右翼人士稱我們為自由派。當我們公開支持關稅時，自由派又稱我們為右翼人士。人們說我們反覆無常，或者說我們180度大轉彎。事實上，我們所做的是誠實行事……我們不與任何政客或總統結盟。我們正在與川普政府談判。我們對待川普總統的方式與對待拜登總統的方式沒有什麼不同，也與我們在斯泰蘭蒂斯公司、哥倫比亞大學或通用動力公司的方式沒有什麼不同。」

費恩不但沒有做到像他所說的「不結盟」，反而在總統大選期間為拜登和哈里斯站台，儘管拜登-哈里斯政府破壞了鐵路工人罷工，並壓制了其他重要的工人運動，還違背了15美元最低工資、公共醫療選擇和免除學生債務的承諾。費恩在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發表的熱情洋溢的支持哈里斯的演講，在哈里斯放棄全民醫保、大幅右傾、並全力支持加薩種族滅絕之後，顯得相當可恥（並且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的普通會員都公開且毫不含糊地反對加薩種族滅絕了！）。今年1月19日，也就是川普就職典禮的前一天，費恩宣布自己「準備與川普合作」。費恩的立場轉變並非「180度大轉彎」，而是兩次都代表著對工人階級利益的背叛。

去年，奧布萊恩曾接受川普的拉攏。此前，作為代表超過40%貨運鐵路工會工人的工會主席，他曾為拜登以及民主黨和共和黨破壞鐵路工人罷工的行為擦脂抹粉。隨後，奧布萊恩在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發表演講，這必將作為勞工領袖最令人尷尬的演講之一載入史冊。他不僅奉承川普，也對長期反工人、反工會的密蘇里州共和黨參議員喬許霍利（Josh Hawley）大拍馬屁。奧布萊恩甚至贊賞川普欽點的勞工部長人選洛里·查維斯-德雷默（Lori Chavez-DeRemer）。他後來承諾支持反工會的所謂「工作權」（right to work）法案。

瓜斯特拉（Guastella）說：「如果左翼不能提出一個令人信服的退出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方案，它就無法用自己的社會民粹主義有效地對抗共和黨的民族民粹主義。」這句話並非完全錯誤。誠然，如果左翼不建立起廣泛的工人階級反擊鬥爭，扭轉數千萬美國人遭受的經濟災難，川普和右翼就無法被擊敗。然而，瓜斯特拉、奧布萊恩和費恩表態支持川普及其反工人、民族主義議題，是大錯特錯的。身為美國一些最大工會的領導人，他們的責任就是帶領工人階級走向正確的道路，他們很難為他們的失職開脫。事實上，當前大多數工會領導層的工聯主義立場，是激進組織活動受阻、真正的工人階級反對派未能出現的唯一且最重要的原因。我們迫切需要一個為勞動人民服務的新政黨。如果有個勞工領袖擁有像奧布萊恩和費恩一樣多的資源，只要他能夠發起組成這樣一個政黨，數百萬人將會加入。但我們不應將希望寄託在瓜斯特拉、奧布萊恩和費恩之流。

億萬富翁、千萬富翁和資本家的利益與工人階級、窮人和被壓迫者的需求截然相反。民主黨和共和黨都是屬於資本家的激進政黨，他們只要一有機會就會壓制工人運動。這就是我們發起「工人反擊」組織（Workers Strike Back）的原因，因為迫切需要一個充滿戰鬥力的工人階級替代方案來對抗反工人政黨和失敗的工會領導層。

（圖片來源：Workers Strike Back）

 

新的世界秩序……以及日益危機的資本主義

資產階級媒體公開承認，貿易戰是中美潛在軍事衝突的前兆。

雖然我不同意左翼人士將川普描述為一個獨立於大局之外而行事的獨特人物，但他的個人特質確實在其議題的一些較為極端的方面發揮了作用。他瘋狂的關稅制度遭到統治階級的反對。川普混亂、不可預測的性格是美國統治階級中很大一部分人不願意被他代言的原因。然而，他們確實喜歡他想推動的議題中的一些重要部分。保護主義的整體趨勢、全球化和離岸外包的終結以及中美之間緊張局勢的加劇，並非僅僅與川普有關。經濟民族主義政策在歐巴馬執政期間有所抬頭，在拜登執政期間也持續增強。而且，關稅的大幅擴張在川普2.0之後也不會消失。

川普的首次當選，以及他以當代最不受歡迎的總統身份卸任後的第二次當選，既反映了美國資本主義的深層危機，也反映了激進工人階級領導力的近乎完全真空。這段時期的顯著特徵是，超級大國美國資產階級的優勢逐漸喪失，世界格局從單極世界轉變為兩極世界，而中國則不斷發展，儘管自身也深陷危機。

川普的標誌性口號「讓美國再次偉大」在某種程度上捕捉了當今美國資本主義危機的全球經濟和地緣政治現實——美國夢已經破滅。重建美國夢的呼聲在以下背景下得到了呼應：生活水平驟降、中產階級工資崗位流失、福利和基本公共項目大幅削減、社會住宅、公立學校及公共基礎設施的經費被削減，以及最嚴重的，美國銹帶（Rust Belt）的去工業化。但美國夢並不會依靠川普主義和關稅政策來恢復，而是會像上個時代的新自由主義自由貿易政策一樣。但是這兩種政策都不代表勞動人民的利益，它們都試圖以犧牲美國工人乃至全世界工人的利益為代價，以實現利潤最大化。

工聯主義越是牢牢掌控勞工運動、民主黨和共和黨越是牢牢掌控工人階級，美國夢就破滅的越快。我們迫切需要一個為勞動人民服務的新政黨。

時間緊迫，因為我們可能正面臨第三次世界大戰和一場可能摧毀人類文明的嚴重環境危機。這兩場迫在眉睫的災難都不會耐心等待強大的工人和社會主義運動重新出現並撥亂反正——情況刻不容緩。我們需要拒絕所有擺在我們面前的虛假捷徑，建立一支獨立的、戰鬥性的運動，推翻川普、億萬富翁、他們的政黨以及他們的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