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李紅光
引言
這本小冊子首次以希臘文出版於2024年10月7日事件發生一週年之際。2023年10月7日當天，哈瑪斯與其他巴勒斯坦組織的武裝人員突破加薩走廊，對以色列發動了史無前例的襲擊。据估計，這次襲擊造成約1,200名以色列人和外國人喪生，另有約250人遭挾持為人質並被帶回加薩。
10月7日的襲擊對以色列國的威望造成了重大打擊。儘管以色列擁有強大的軍隊（以色列國防軍，IDF）和臭名昭著的情報機構（摩薩德），但面對如此規模的攻擊，它卻顯得毫無準備、無力阻止。
班傑明·納坦雅胡及其極右翼盟友組成的政府對哈瑪斯的襲擊的反應是：對巴勒斯坦人民發動一場種族滅絕式的戰爭。截至本刊付梓時（2025年8月），已有至少6萬1500名巴勒斯坦人被殺害。
加薩和約旦河西岸地區的大部分罹難者是平民——包括婦女和兒童——因為以國防軍反覆轟炸學校、醫院、教堂、難民營，甚至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和工程處（UNRWA）的設施。
經歷將近兩年的無情轟炸後，加薩已被夷為平地，淪為一片鬼域。所有的基礎設施——住房、供水、衛生設施、能源、糧食生產、醫療保健等——都遭到摧毀，同時有數十萬人受傷。在加薩生活的兩百多萬巴勒斯坦人不斷被迫轉移，在這片僅360平方公里出頭的狹小土地上尋找安全的避難所，而這片土地卻持續遭受轟炸。
與此同時，以色列軍隊及武裝定居者在約旦河西岸對巴勒斯坦人的攻擊也在持續。2024年9月，以色列透過使用傳呼機和對講機發動恐怖襲擊，使衝突進一步升級，同時夷平了貝魯特的整片街區，並暗殺了真主黨領袖哈桑·納斯魯拉。2025年6月，以色列——在美國的協助追擊下——攻擊了伊朗，此舉使整個中東瀕臨淪為戰區的危險。目前，以色列政府似乎正準備對加薩走廊進行軍事佔領。
國際主義立場（ISp）自2023年10月以來已在其網站 internationaliststandpoint.org 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對這些戲劇性的事件進行了分析並表明了立場。我們在此不再重複我們的全部分析和觀點。這篇長文的目的是勾勒巴勒斯坦問題歷史發展過程中的主要里程碑，範圍從19世紀末的起源一直到奧斯陸協議（1993–1995年）。
我們相信，更全面地了解和認識巴勒斯坦問題的歷史，能使那些聲援巴勒斯坦人民爭取自由和自決權的人們、那些投身於反對強加在巴勒斯坦人身上的戰爭和種族滅絕運動的人們，以及那些為整個中東及更廣泛地區所有民族（不分宗教或國籍）爭取和平、自由與繁榮而奮鬥的人們準備得更加充分。
巴勒斯坦民族問題的誕生
巴勒斯坦問題在一百多年的歷史進程中呈現出不同的形態——這是一部充滿大規模驅逐、佔領、殘酷壓迫、無盡的大屠殺和難以言喻的苦難的歷史，而巴勒斯坦人民直到今天仍在經歷著這些苦難。
帝國主義列強和猶太復國主義資產階級的政策，是造成巴勒斯坦問題以及持續數十年的民族壓迫和流血衝突的首要原因。另一方面，阿拉伯國家的統治階級以及歷經變遷的各派巴勒斯坦領導層均未能將巴勒斯坦人民帶向自由和建立獨立國家的目標。暴力和混亂的循環似乎無法打破，而無辜的人們正在付出代價——絕大多數是巴勒斯坦人，但也包括無辜的以色列平民。
巴勒斯坦人民正遭受種族滅絕和族裔清洗，生活在悲慘的環境中，且沒有屬於自己的國家。然而，以色列公民也並未如猶太復國主義敘事所承諾的那樣享有安全與和平。
要深入理解巴勒斯坦問題，我們需要回到歷史的起點，從源頭開始探究。
那一時期的歷史背景可簡述如下：
- 鄂圖曼帝國的瓦解（當時中東和北非地區均屬於鄂圖曼帝國）。
- 英國和法國帝國主義對該地區在經濟、政治和軍事上的滲透。
- 建立獨立阿拉伯民族國家的嘗試。
- 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歐洲對猶太人的反猶太主義和大規模迫害，以及猶太復國主義政治運動的興起。
鄂圖曼帝國的瓦解
鄂圖曼帝國自19世紀中葉起便走向瓦解。歐洲主要的帝國主義列強——尤其是英國和法國——不斷擴大其在鄂圖曼帝國和整個中東地區的經濟及政治影響力。
這種經濟滲透，加上鄂圖曼帝國坦志麥特時期的改革以及歐洲列強不斷增長的影響力，為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鋪平了道路。歐洲的資本在各自國家政府的支持下投資該地區，修建鐵路和其他基礎建設，從而將當地經濟向世界市場開放。
隨著封建關係式微，資本主義關係發展起來。這些變化對更廣泛的巴勒斯坦地區產生了重大影響——那裡的土地開始集中到少數富裕人士手中。
與此同時，法國和英國也通過開設領事館和「教育機構」等方式穩步加強它們的政治影響力。藉此，它們為日後在鄂圖曼帝國崩潰後瓜分戰利品做準備。那是在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幾十年，當時最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為爭奪國際市場和世界霸權而展開的競爭日益激烈。
與巴爾幹地區類似，中東的地理版圖也是由眾多不同民族和宗教群體組成的馬賽克拼盤，包括阿拉伯穆斯林（主要是遜尼派和什葉派）、德魯茲派、猶太人、東正教基督徒（包括希臘人和阿拉伯人）、天主教徒等等。20世紀初，巴勒斯坦地區的居民絕大多數是阿拉伯穆斯林（見下文數據）。
不同的族群和宗教群體比鄰而居，之間沒有疆界分隔，因為它們都屬於鄂圖曼帝國。蘇丹統治下的行政體系以一批地方顯貴為支柱，這些人充當中央政府與各省之間的中介。
從19世紀末到1948年，大約有50個顯赫的巴勒斯坦家族壟斷著可觀的政治、經濟和宗教權力。其中大多數顯貴在伊斯蘭教的宗教階層中擔任職務（如大穆夫提、伊瑪目等）。
與此同時，各種阿拉伯民族主義思潮開始發展。阿拉伯民族主義體現了正在興起的大城市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利益——他們主要是商人，隨著巴勒斯坦農業經濟向國際市場開放而獲得了影響力。
然而，阿拉伯民族主義也反映了鄉村貧苦農民大眾（阿拉伯語稱「fellahin」費拉欣）的願望。費拉欣在自己的土地上日益淪為佃農，每當新的地主——通常是外來的遙控地主，且往往非巴勒斯坦人——決定驅逐他們時，他們便面臨被趕出家園的持續威脅。
阿拉伯民族主義的興起還受到阿拉伯群眾日益增長的不安所推動——他們愈發害怕來自歐洲的猶太移民人數不斷增加。自19世紀80年代起，在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引導下，歐洲猶太人開始移民巴勒斯坦。在此期間，猶太復國主義組織在巴勒斯坦購置土地並建立農業定居點。
猶太復國主義政策的一個關鍵目標，是將當地巴勒斯坦人從土地上移走，以便為新的猶太定居者提供土地和工作。第一次暴力衝突的爆發，是在一些大地主（多為外來的遙控地主，且通常並非巴勒斯坦人）將大片農田出售給猶太復國主義者之時。
猶太復國主義與猶太社會主義運動
巴勒斯坦——與中東和北非其他地區一樣——世世代代一直存在著猶太人社群。到了19世紀末，本地猶太人在該地區僅佔極少數，而絕大多數人口是阿拉伯穆斯林。
大多數猶太人生活在全球流散（散居世界各地）。歐洲存在著龐大的猶太人社群，特別是在東歐的俄國、波蘭等國。歐洲的猶太人被稱為阿什肯納茲猶太人（Ashkenazim），而那些從伊比利亞半島被逐出的猶太人則被稱為塞法迪猶太人（Sephardim）。
在我們討論的這段時期，流散各地的猶太人遭受着歧視、種族主義攻擊、迫害和壓迫。統治階級和歐洲各國政府將猶太人當作替罪羊，將他們自身造成的社會危機歸咎於猶太人——正如今天難民和移民也常被當作替罪羊一樣。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在波蘭和俄國爆發了針對猶太人的暴力大屠殺（pogrom）。由此，大約400萬猶太人為了尋求安全而移居西歐各國和美國。
當然，猶太社群內部也並非鐵板一塊，而是存在著深刻的階級分野：一邊是富裕的猶太人（商人、銀行家、工業家等），另一邊是貧困的猶太工人階級。
這種階級分野在猶太社群內表現為兩股對立的政治思潮：猶太資產階級中的一部分逐漸轉向了猶太復國主義，而廣大的猶太工人階級則接受了社會主義和革命思想。
由於遭受着雙重壓迫，猶太工人們在勞工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們要麼通過所在國的社會民主黨參與鬥爭，要麼通過全體猶太工人聯盟（崩德，Bund）參與其中。對於信奉社會主義的猶太人而言，他們的首要任務是在居住國爭取權利和解放，他們將這一鬥爭與整個工人階級反對資本主義的革命鬥爭聯繫在一起。
相反，對猶太復國主義者而言，其核心目標是建立一個「猶太人家園」——一個猶太民族國家。對猶太資本家而言，猶太復國主義所承諾的猶太國家能最大程度地服務於他們自身的階級利益，無論是在與其他資本家的競爭中，還是相對於工人階級而言，皆是如此。
猶太復國主義運動中一些早期思潮宣稱自己與社會主義有所聯繫。其中最重要的組織是「錫安工人」（Poale Zion），於1905年成立於俄國，並於1907年發展為國際性組織。然而，從本質上講，猶太復國主義只是猶太資產階級階級利益的政治表現。
國際共產國際（第三國際）在列寧、托洛茨基等主要馬克思主義革命者領導時期拒絕吸納親猶太復國主義的「社會主義」組織入內，並將猶太復國主義描述為英國帝國主義的工具，這絕非偶然。共產國際還曾預言，猶太人向巴勒斯坦的移民將導致猶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間爆發血腥衝突。
在早期階段，猶太復國主義在全球猶太人流散社群中只是一股少數派的政治思潮。對他們而言，唯一的「家園」就是他們世代居住的國家，他們普遍將自己視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猶太復國主義並非一場解放鬥爭，而更像是一次對未知土地的「逃離」。
1896年，奧匈帝國記者西奧多·赫茲爾出版了《猶太國》，呼籲「重返巴勒斯坦」。1897年，第一屆猶太復國主義國際大會在瑞士巴塞爾舉行，成立了世界猶太復國主義組織。1906年，第五屆猶太復國主義大會決議將猶太復國主義的目標確定為在巴勒斯坦的一部分領土上建立一個猶太國家。
1882年至1914年間，兩波大規模移民共帶來約65,000名歐洲猶太人遷入巴勒斯坦，使猶太人在總人口中的比例提高到約13%。猶太復國主義者宣傳了一句口號：「一片沒有人民的土地，給一個沒有土地的人民。」但巴勒斯坦並非無人之地——在20世紀伊始，阿拉伯人口超過了60萬。
猶太人口不斷增加，以及貧困的巴勒斯坦農民被趕出家園，令阿拉伯人感受到越來越大的壓力，最終導致兩個族群間第一次大規模暴力衝突的爆發。1909年，猶太復國主義組織組建了名為哈肖梅爾（Hashomer，希伯來語意為「守望者」）的準軍事團體。這些部隊負責守衛新獲得的土地和日益增多的猶太農業定居點。
第一次世界大戰與英國帝國主義
猶太復國主義領導層採取了雙管齊下的策略。一方面，他們在富有的猶太復國主義資本家的支持下組織並資助猶太人移民巴勒斯坦，以改變人口結構；另一方面，他們向帝國主義列強遊說，試圖說服後者相信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猶太國家符合其戰略利益。他們聲稱，這樣一個國家不僅可以為「猶太問題」提供「解決方案」，還能在鄂圖曼帝國崩潰後保障帝國主義在中東的利益。
因此，猶太復國主義運動與歐洲——尤其是英國——的經濟和政治菁英建立了密切聯繫。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鄂圖曼帝國參戰，站在德國一邊。為削弱鄂圖曼帝國，英國承諾阿拉伯人只要反抗鄂圖曼（即反抗由德國主導的同盟陣營）就賦予其獨立。
1916年，在英國的直接指導下，阿拉伯起義爆發。這場起義由漢志地區（今沙烏地阿拉伯西部）統治者侯賽因·本·阿里·哈希米發動。起義獲得成功：鄂圖曼帝國被擊敗，1918年侯賽因之子費薩爾在大馬士革成立了一個有敘利亞人、伊拉克人和巴勒斯坦人參與的阿拉伯政府。
然而，帝國主義者素來不講誠信。就在他們向阿拉伯人許諾獨立的同時，英國和法國於1916年秘密簽訂了《賽克斯-皮科協定》（以談判代表——英國的馬克·賽克斯和法國的弗朗索瓦·喬治-皮科——命名）。
賽克斯-皮科協定與英國託管的起源
《賽克斯-皮科協定》將中東劃分為英法兩國的勢力範圍：英國控制巴勒斯坦、約旦和伊拉克，法國則攫取了敘利亞和黎巴嫩。帝國主義列強隨意繪製邊界——常常真的是拿尺子在地圖上劃直線——創造出至今仍在地圖上可見的筆直國界。1920年，法國驅逐了費薩爾，徹底埋葬了一個名為「大敘利亞」的獨立阿拉伯國家的前景。
該協定在整個地區引發了憤怒。1919年至1920年間，埃及、敘利亞和伊拉克爆發了激烈的騷亂。1917年以後，巴勒斯坦由英國控制和管理，這一時期一直持續到1948年以色列國建立。官方正式稱這一時期為「英國委任統治巴勒斯坦」。
《貝爾福宣言》
以色列建國進程中的一大轉折點是《貝爾福宣言》。1917年11月，英國外相貝爾福勳爵致信猶太復國主義領袖、富有的資本家羅斯柴爾德勳爵：
「英王陛下的政府對在巴勒斯坦為猶太人民建立一個民族家園持贊成態度。」
這是英國帝國主義首次明確承諾支持猶太復國主義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國家的計劃。
初次衝突
《貝爾福宣言》全文被納入1923年國際聯盟批准的巴勒斯坦「英國委任統治」文件中。國際聯盟是兩次大戰期間聯合國的前身，列寧曾稱其為「強盜聯盟」。根據委任統治條款，英國承諾為建立一個猶太民族國家創造條件，並有義務協助猶太人移民和在巴勒斯坦定居。
英國委任統治還賦予「以色列猶太機構」以公共團體的官方地位，該機構擁有廣泛的經濟和社會職權。在此之前，該機構一直負責流散各地猶太人的移民和定居事務。現在，在英國的支持下，它發展成一個平行的雛形國家，並組織起猶太民兵組織哈加那（Haganah），哈加那是以色列軍隊的前身。
委任統治時期英國的政策極大地壯大了猶太復國主義一方，並加速了猶太人向巴勒斯坦的移民。1920年代初，巴勒斯坦人口中約有70萬阿拉伯巴勒斯坦人、8.3萬猶太人和8萬基督徒及德魯茲人。到1930年代中期，猶太人約佔人口的30%。
土地所有權也發生了迅速轉移。猶太復國主義組織從負債累累的貧苦巴勒斯坦農民手中購買了大塊土地，同時海外猶太資本湧入猶太商業企業。對巴勒斯坦人而言，英國委任統治與猶太復國主義計劃密不可分。1920年4月，隨著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與猶太社群之間爆發首次大規模流血衝突，緊張局勢被引爆。
到1929年，局勢已經一觸即發。8月23日，在耶路撒冷大穆夫提穆罕默德·阿明·侯賽尼的號召下，阿拉伯民族主義者針對猶太復國主義者的挑釁開始襲擊猶太人。騷亂始於耶路撒冷的西牆（哭牆）。阿拉伯人的攻擊針對猶太社群以及猶太復國主義的機構。暴亂共導致133名猶太人和116名阿拉伯人喪生。
面對事態發展，新近成立的巴勒斯坦共產黨（PCP）明確反對民族主義衝突，主張阿拉伯和猶太工人團結一致。
當時巴共（其領袖為猶太人出身的約瑟夫·伯格-巴爾齊萊）指出，英國煽動民族和種族仇恨來分裂兩個族群，因為它害怕猶太和阿拉伯工人的團結。
在一份聲明中，巴共中央指出阿拉伯工人和農民不斷惡化的生活條件是1929年騷亂的主要原因。巴共認為，英國殖民當局設法將最初的反殖民運動引導成反猶暴動，而反動的猶太和阿拉伯領導人也各自將耶路撒冷的哭牆變成爭權的象徵，從而煽動了宗教衝突。
在這個階段，巴勒斯坦共產黨堅持了共產國際在列寧和托洛茨基領導時期（1924年史達林上台之前）所制定的一貫的階級國際主義立場。巴共的立場提倡阿拉伯和猶太工人團結起來，反對英國帝國主義、猶太復國主義和阿拉伯反動民族精英。當時，巴共以兩種語言出版報紙，並致力於將巴勒斯坦和猶太工人組織進聯合工會。
後來，隨著史達林主義在蘇聯取得主導地位，將共產國際變成了蘇聯官僚在海外利益的代言人，PCP放棄了其獨立的階級立場。自 1930 年代起，共產國際與蘇聯對巴勒斯坦事業的政策，依蘇聯官僚當下的利益需要而不斷搖擺。於是，1930年代時，官僚體制與史達林尋求與阿拉伯民族主義運動的「民族團結」；但到了1948年二戰期間，他們又似乎轉而與猶太復國主義結盟，承認以色列國的成立，並透過捷克斯洛伐克向哈加納運送武器。
1936–1939 年第一次阿拉伯起義
1933年希特勒在德國上台，以及同時期歐洲其他法西斯政權的建立，強化了對歐洲猶太人的迫害，也進一步壯大了猶太復國主義運動，帶來新一波移民潮。1929至1939年間，又有額外25萬名猶太人自歐洲移居巴勒斯坦。
這樣的情勢導致1936年4月爆發第一次大型巴勒斯坦起義。第一階段是一場歷時六個月、直到當年10月才結束的大規模阿拉伯總罷工。第二階段（1937–1939年）則發展為農村地區游擊隊與地方頭人的武裝衝突。
起義初期由阿拉伯高等委員會（AHC）領導，該委員會由城市民族主義者、地主與宗教領袖（穆夫提）主導。AHC的主要矛頭對準猶太復國主義，但避免與英國正面對抗，轉而尋求與英方談判。
到了起義第二階段，領導權由阿拉伯高等委員會轉移到宗教—伊斯蘭取向的「卡桑派」運動。卡桑派得名於 1935 年與英軍交火中陣亡的伊斯蘭游擊領袖伊茲丁．阿勒卡桑（Izz ad-Din al-Qassam）。這個運動與埃及的穆斯林兄弟會有聯繫，並受薩拉菲主義（al-Salafiyya）影響，主張發動「聖戰」（jihad）。他們的主要口號是：「為真主與祖國而聖戰」。
1937 年 7 月，皮爾勳爵（Lord Peel）主導的英國政府委員會提出把巴勒斯坦一分為二的分治方案。依皮爾計畫，猶太人將取得巴勒斯坦20%的土地；阿拉伯人約70%，並併入單一的阿拉伯國家外約旦（Transjordan）。英國則保留對耶路撒冷及通往雅法港的走廊的控制。該計畫同時設想了人口轉移方案，整體上對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極為不利。
當時英國對約旦與埃及兩王國具有極大影響力，並將兩者視為「戰略盟友」。英方透過這兩個穆斯林國家推動符合自身利益的政策，同時避免激起更廣泛的阿拉伯穆斯林大眾反彈。這也是英國寧將巴勒斯坦領土併入外約旦，而非建立獨立巴勒斯坦國的原因。
偏向他們利益的分治方案獲得了猶太復國主義者的歡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則予以拒絕。皮爾計畫在將運動從由阿拉伯民族主義者主導的總罷工、示威與抗議的大眾運動，轉化為由卡桑派領導的武裝運動上，起了關鍵作用。
卡桑派在巴勒斯坦農村的貧苦農民間獲得廣大支持，武裝戰力最高達約兩萬人。作為回應，英國動員軍隊並發動殘酷鎮壓，造成5,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1萬人受傷、3萬人流離失所，並拆毀了超過2,000間被懷疑支持起義者的房屋。
到1939年起義結束時，猶太復國主義者的力量反而更為壯大。猶太人已占總人口的 31%，並在工業、銀行與商業領域居於主導地位；哈加納（Haganah）至此已成為經驗老到、組織嚴密的軍事力量。另一方面，一些起義中的伊斯蘭派別因反彈英國帝國主義政策，開始與希特勒的納粹政權建立聯繫。
其中，耶路撒冷大穆夫提阿明．阿勒侯賽尼（Amin al-Husseini）基於「我敵人的敵人就是我的盟友」的邏輯，轉向尋求與納粹德國合作。阿勒侯賽尼於1941年會見希特勒，並在1941至1945年間居住柏林，公開展現對納粹政權的友好態度，且協助在武裝親衛隊（Waffen-SS）內組建一支波士尼亞穆斯林部隊。
2015年時，納坦亞胡試圖藉由這些歷史事件，把納粹集中營中猶太人大屠殺的責任推到巴勒斯坦穆斯林身上——這種說法歪曲史實，等同於迂迴為納粹開脫。
以色列國的建立與巴勒斯坦浩劫（Nakba）
第二次世界大戰對巴勒斯坦問題的發展也起到了關鍵作用。納粹在集中營對600萬猶太人實行的種族滅絕（同時還有羅姆人、同性戀者、共產主義者、工會成員等遭到屠殺）對猶太民族意識產生了催化效應。猶太復國主義計劃向猶太人承諾在巴勒斯坦建立一片安全的家園。建立猶太國家的前景也得到了美國的支持——美國在二戰後實力大增，從英國手中接過了全球主導權。
1947年11月29日，聯合國大會通過第181號決議，規定將巴勒斯坦分割為一個阿拉伯國和一個猶太國兩部分，耶路撒冷則置於國際共管之下。英國隨後宣佈將退出巴勒斯坦。
聯合國的這一決定偏袒了猶太復國主義一方。儘管巴勒斯坦人約佔人口的70%（約140萬人），且在1947年之前擁有92%的土地，但該決議只給了他們43%的領土。相比之下，猶太人佔人口的30%（約60萬人），卻被分配了57%的土地。
聯合國決議公佈、英國宣佈撤離後，哈加那及其他猶太復國主義民兵立刻開始清理巴勒斯坦居民所居住的大片地區。
1948年5月14日，在英國對巴勒斯坦的委任統治正式結束的前一天，猶太人民委員會宣告以色列國成立。次日，即5月15日，第一場阿以戰爭爆發——埃及、約旦、敘利亞、黎巴嫩、伊拉克、葉門和沙烏地阿拉伯的部隊開進了前英國委任統治地區。
戰爭於1949年夏天結束，以色列取得勝利。以色列此時控制了巴勒斯坦過去擁有的77%土地——遠超聯合國1947年劃給它的領土。此外，埃及控制了加薩走廊，約旦佔領了西岸和東耶路撒冷。
戰爭造成約75萬巴勒斯坦人被連根拔起、背井離鄉，成為周邊阿拉伯國家（約旦、黎巴嫩、敘利亞、埃及）的難民。他們的房屋和財產被新成立的以色列國沒收。
這些難民被安置在難民營內，生活條件極為悲慘，深陷貧困。其他一些巴勒斯坦人則留在了現今併入以色列的地區，在那裡他們遭受壓迫、鎮壓和系統性的歧視。1948年至1966年間，以色列對巴勒斯坦城鎮村莊實行軍管。
在以色列，1948–49年的戰爭官方稱為「獨立戰爭」。然而，對巴勒斯坦人而言，這場戰爭被銘記為「浩劫」（Nakba），意為「災難」或「毀滅」。
「浩劫」塑造了當代巴勒斯坦問題，其兩項核心要素至今依舊存在：
a) 巴勒斯坦難民的大規模流離失所，以及新成立的以色列國對巴勒斯坦領土的佔領；
b) 缺乏一個獨立的巴勒斯坦國家。
戰後的世界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全球權力格局發生了變化。美國實力遠超英法，成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無可爭議的領袖。
蘇聯也擴大了在東歐的影響力——那裡資本主義被推翻，政權由共產黨掌控，但是在一黨官僚體制下進行的。東歐並未出現真正具備工人民主的社會主義政權，與1917年革命後蘇維埃俄國初期的情況不同。取而代之的是，東歐政權從一開始就是畸形的工人國家，反映了史達林上台後蘇聯的性質。
在蘇聯和東歐，經濟實行了國有化、資本被沒收、中央計劃得以實施。但權力並未由此交到工人群眾手中，而是集中在國家和黨政機器內部擁有特權的寄生性官僚菁英手中。蘇聯的對外政策延續了官僚集團的內政方針，其主要目標是維護自身特權，而非在國際上推翻資本主義。基於這一點，史達林在莫斯科和雅爾達會議上與英美帝國主義者達成協議，將世界劃分為勢力範圍，建立起新的全球現狀。
兩大競爭陣營在二戰後形成的均勢被稱為「冷戰」。
位於蘇聯南疆、蘊藏豐富石油的中東，以及掌握蘇伊士運河的埃及，在冷戰脈絡下的戰略重要性進一步提升。
二戰後，前殖民地國家的人民紛紛起來，要求擺脫英法等西方帝國主義的枷鎖和殘酷剝削。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地爆發了一系列群眾運動和革命（如中國、古巴、阿爾及利亞、越南等）。這是一個殖民地革命的時代——被殖民民族紛紛掀起革命。
在阿拉伯世界，工人階級和貧苦大眾日益激進化，向左轉並仰望蘇聯（以及次要地仰望毛澤東的中國）。然而，阿拉伯國家的左翼群眾政黨缺乏布爾什維克在民族問題上所奉行的那種具獨立性，並以階級為基礎的國際主義政策。
與布爾什維克政策相反，阿拉伯左翼採納了蘇聯官僚的立場。這一立場着眼於維持戰後的現狀，而非以社會主義革命來推翻帝國主義和民族壓迫。
阿拉伯左翼接受了史達林主義的階段論。根據該理論，在受帝國主義壓迫的國家，必須先實現民族獨立和資產階級議會民主；只有在完成這一階段後，才能談社會主義革命。
階段論導出的實際任務是建立一個將工人階級與被壓迫國家的本土統治階級結合起來的民族統一人民陣線，以反對帝國主義和民族壓迫。其結果，是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政治力量領導了反殖民運動。自然地，對這些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而言，他們必然會在獨立後優先維護自身階級利益，而非進行於反帝國主義鬥爭。
因此，英國帝國主義在二戰後從其各殖民地撤出，加之英國在全球有計劃地奉行分而治之政策，導致許多民族衝突和懸而未決的問題（如塞浦路斯問題、庫爾德問題、中東問題等）。
第二次阿以戰爭——蘇伊士運河危機
接下來，我們來探討新的世界格局對阿以衝突產生的影響。
首先，以色列的猶太復國主義統治階級正在與美國建立戰略聯盟——美國希望以色列充當其在中東利益的守門人。
在美國的支持下，以色列大力武裝自身，建立了一支高效強大的軍隊。國家在經濟中發揮核心作用，經濟迅猛增長，同時為猶太公民提供了大量社會福利。以色列的工黨（Mapai）猶太復國主義者甚至將這種國家干預宣傳為「社會主義」，而該黨直到1970年代中期以前都於以色列執政。
此外，大屠殺的恐怖深深震撼了全球猶太人，促使更多猶太人湧向新成立的以色列國——一個被承諾為安全避風港的國家。1948年至1951年間，大約60萬猶太人移民以色列，使以色列境內猶太人口倍增至約140萬。
在1948–49年的勝利之後，猶太復國主義政權通過一系列法律，將從「浩劫」中奪取到的巴勒斯坦難民財產轉移給以色列國及其機構。同時，大約400個巴勒斯坦人被迫遺棄的村莊被夷為平地。
猶太復國主義領導層成功地在以色列社會內部實現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團結。大屠殺的陰影、被敵對阿拉伯世界包圍的危機感、國家提供的大量福利確保了猶太公民的高生活水準，以及以色列缺乏一個大眾性的獨立工人社會主義政黨——這些因素構成了以色列社會民族團結和軍事化的基礎。
另一方面，阿拉伯各國政府仍在努力從1949年的慘敗中恢復元氣。阿拉伯政權的失敗、喪失了大部分巴勒斯坦，以及殖民地革命引發的社會激盪，導致阿拉伯世界出現了一系列針對君主政體的左翼軍事政變。
埃及成為這些變局的焦點之一。1952年，「自由軍官團」推翻了親西方的埃及國王法魯克。曾參加過1948年戰爭的軍官賈邁勒·阿卜杜勒·納賽爾成為領導人物。
1953年，埃及宣告成立共和國，1954年納賽爾出任總統。納賽爾的施政綱領本質上是泛阿拉伯民族主義，在冷戰格局下帶有左翼反帝色彩。
納賽爾開始推行大規模的親民措施，將許多私營公司和銀行收歸國有，並打擊穆斯林兄弟會等伊斯蘭主義運動。他的政策顯著改善了群眾的生活水準，為他贏得了極高的民意支持。
為抗衡來自美國和西方帝國主義的壓力，納賽爾轉向蘇聯，簽署軍備和軍事合作協議。同時，埃及成為第一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非共產國家。
納賽爾還援助了摩洛哥、突尼西亞、阿爾及利亞和巴勒斯坦等阿拉伯國家的民族主義、反殖和反帝運動。1961年，納賽爾在不結盟運動中發揮核心作用——不結盟運動將那些既不依附美國也不依附蘇聯的國家聯合起來，如鐵托的南斯拉夫、馬卡里奧斯的賽普勒斯、英迪拉·甘地的印度等。
然而，納賽爾並非馬克思主義者；他沒有領導工人革命政黨，因此未能着手推翻資本主義的經濟和社會關係，亦未能廢除資本主義統治、建立工人民主和社會主義。他的左傾以及與蘇聯靠攏是在冷戰特定國際環境下的務實舉措。當然，這一政策使納賽爾成為美國眼中的「紅布」。
1949年戰敗後，在埃及、約旦和敘利亞的支持下，巴勒斯坦游擊隊員（fedayeen）開始對以色列展開武裝行動。
1956年7月26日，納賽爾將蘇伊士運河收歸國有。該運河在此之前一直由英國和法國控制，對國際貿易具有戰略意義。對蘇伊士運河的國有化、納賽爾的親蘇政策以及他對巴勒斯坦游擊隊的支持，成為英國、法國和以色列決定採取軍事行動的原因。
因此，1956年10月29日，以色列入侵並佔領了自1948年戰爭以來一直由埃及控制的加薩地帶。10月31日，法國和英國將部隊登陸埃及的塞得港，意在控制蘇伊士運河並推翻納賽爾政權。
英、法、以三國的軍事干預並未得到美國的同意。美國擔心此舉會中斷對西方的石油供應，並擔心蘇聯可能作出反應——蘇聯曾威脅進行軍事干涉。在美國的壓力下，11月7日宣佈停火。12月22日，英法軍隊開始從蘇伊士地區撤出，以色列軍隊也開始從西奈半島和加薩地帶撤出。
儘管以色列及其盟友在軍事上取得了成功，但戰爭的結局是納賽爾的部分勝利。他在埃及國內和國外的阿拉伯民眾中獲得了更高的聲望和支持。泛阿拉伯民族主義的潮流正在壯大。
法塔赫的建立與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LO）
1950年代末，一小群流亡科威特的巴勒斯坦青年決定建立一個新的抵抗組織，目標是解放巴勒斯坦。該組織取名為法塔赫（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運動）。其中亞西爾·阿拉法特和哈利勒·瓦齊爾（綽號「阿布·吉哈德」）都是該組織的創始成員。法塔赫採用武裝游擊鬥爭作為抵抗方式，並以阿爾及利亞、古巴和越南的解放運動為榜樣。
法塔赫秉持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和綱領，其目標是在爭取巴勒斯坦解放的鬥爭中團結所有巴勒斯坦人——無論階級分野或政治信仰如何。法塔赫主張在整個歷史上的巴勒斯坦土地上建立一個巴勒斯坦國，並解散以色列國。法塔赫將這場鬥爭視為巴勒斯坦人和全體阿拉伯人民的責任，並尋求該地區阿拉伯政權的支援。
法塔赫最初主要在流落鄰近阿拉伯國家的巴勒斯坦難民中贏得支持者。它在加薩、約旦、埃及、敘利亞、黎巴嫩、卡達、科威特、沙烏地阿拉伯等地建立了組織細胞。1962年，它獲得了阿爾及利亞的支持，1963年獲得敘利亞的支持，並在約旦建立了游擊隊訓練基地——大多數巴勒斯坦難民當時居住在約旦。
1965年1月1日，法塔赫實施了首次對以色列的武裝行動，炸毀了以色列的水利設施。
稍早之前的1964年5月，在阿拉伯國家的支持下，第一屆巴勒斯坦全國代表大會在東耶路撒冷召開。阿拉伯各國視巴勒斯坦為其領土，只是暫時被以色列佔據，因此試圖通過大會控制巴勒斯坦運動。
第一屆巴勒斯坦全國代表大會決定成立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LO），作為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以及解放祖國鬥爭的組織者。前外交官艾哈邁德·舒凱里當選為巴解組織執行委員會主席。大會認為以色列國的建立無效，主張解散以色列國。
同時還成立了「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軍」，並在埃及、敘利亞和伊拉克組建了部隊。但實際上，這些部隊受其所在的阿拉伯國家控制，而非巴解組織。最初，巴解組織主要成為阿拉伯政權的工具，因此作為一個巴勒斯坦組織並沒有太多自主性，而法塔赫本身對此狀況持批評態度。
六日戰爭與巴解組織的崛起
1965年之後，以色列與周邊阿拉伯國家的關係迅速惡化。法塔赫的游擊隊加強了對以色列的襲擊，他們從約旦的基地出發，在敘利亞的支持下展開行動。
1966年11月，由左翼民族主義的復興黨執政的敘利亞與埃及簽署了一項聯合防禦協議。1967年4月，敘利亞和以色列的軍隊和空軍發生小規模衝突，雙方一度瀕臨戰爭邊緣。1967年5月，侯賽因國王統治的約旦也與埃及簽署了防禦協議，並允許伊拉克軍隊進入約旦境內，作為阿拉伯聯軍集結準備對以色列開戰的一部分。
面對阿拉伯國家的軍力集結，以色列沒有等待對方先動手。1967年6月5日，以色列空軍對埃及發動閃電攻擊，一天內就摧毀了300多架埃及飛機，令其甚至來不及起飛。隨後以色列又轉向進攻約旦，同樣摧毀了約旦的空軍。
同時，以色列軍隊入侵並佔領了埃及控制的加薩地帶和西奈半島，從約旦手中奪取了約旦河西岸和東耶路撒冷，並從敘利亞手中佔領了戈蘭高地。
阿拉伯國家在六天之內遭受了慘痛而屈辱的失敗。以色列此時佔領了在1948年戰爭以來由阿拉伯國家控制的所有歷史上的巴勒斯坦領土。這些領土隨後被稱為「被佔領土」。
六日戰爭導致另外40萬巴勒斯坦人流離失所，主要來自約旦河西岸。他們越過約旦河，在約旦境內的難民營定居下來。猶太復國主義政權利用其勝利，在其在戰爭中佔領的領土上推動建立猶太人定居點。
阿拉伯國家的恥辱性失敗對巴勒斯坦民眾的意識產生了重大影響。越來越多的巴勒斯坦難民認識到他們必須依靠自己的力量來實現解放，數以千計的人加入了各個抵抗組織，其中最重要的是法塔赫。
生活在難民營悲慘環境中的巴勒斯坦民眾正日益向左激進化。1967年12月，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陣線（PFLP）成立。該組織起初秉持泛阿拉伯的意識形態，但很快轉向毛主義思想，並以越南的民族解放鬥爭為榜樣。
游擊運動不斷加劇，巴勒斯坦抵抗力量日益壯大，這令反動的阿拉伯政權極為擔憂。這些政權一方面試圖控制巴勒斯坦運動，另一方面也擔心自己的統治是否穩固。
游擊抵抗運動大規模發展的轉折點，是一場發生在卡拉邁村的戰鬥。1968年3月21日，以色列強大的部隊跨過約旦河，入侵約旦，企圖摧毀位於卡拉邁的法塔赫基地。在約旦軍隊部隊的支援下，法塔赫奮力防守該村，給以色列軍隊造成了重大傷亡。
游擊隊員的英勇表現提高了各抵抗組織的號召力，許多巴勒斯坦青年加入了法塔赫和其他團體的行列。1969年2月，在開羅舉行的第五屆巴勒斯坦全國代表大會上，法塔赫在巴解組織中獲得多數地位，阿拉法特當選為巴解組織主席。巴解組織成為所有進行游擊鬥爭的抵抗組織的總傘式組織，並將目標定為建立一個世俗的巴勒斯坦國家——在這個國家中，無論宗教或語言背景如何，所有公民的民主權利都將得到保障。
黑色九月（1970年）
在1967年阿拉伯國家戰敗以及卡拉邁戰鬥之後，巴解組織在約旦的巴勒斯坦難民中獲得了巨大的支持。這些難民約佔約旦總人口的一半。巴解組織的武裝游擊隊控制了首都安曼及其他城市的難民營，形成了一個與侯賽因國王政權並行的權力中心。
約旦民眾也受到了巴勒斯坦人激進化的影響，而此時的國際局勢正經歷著革命運動（最著名的是1968年五月風暴和越戰）的洗禮。他們的革命情緒高漲，對侯賽因國王的反動君主政權構成了嚴重威脅。一些巴解組織內部的派別公開談論推翻約旦君主制的必要性，而侯賽因國王兩次在刺殺企圖中僥倖逃生。
1970年7月，兩極分化達到頂點。賈邁勒·阿布杜勒·納賽爾和侯賽因國王就美國提出的解決阿以衝突的方案——羅傑斯計劃，開始進行討論。阿拉法特和巴解組織拒絕了羅傑斯計劃，並譴責了納賽爾和侯賽因兩人。
早在1968年，巴解組織旗下的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陣線（PFLP）開始劫持以色列和西方國家的飛機，將它們劫持到不同的阿拉伯國家。作為對羅傑斯計劃的反應並要求以色列釋放巴勒斯坦囚犯，PFLP在1970年9月6日至9日期間上演了一場引人注目的三重劫機事件。
兩架美國飛機和一架瑞士飛機被PFLP劫持至約旦。9月12日，在釋放所有乘客後，PFLP在電視直播中引爆了這三架飛機。
PFLP的目標是將安曼變成「阿拉伯的河內」，即巴解組織用以升級對以色列戰爭的外部基地，仿效北越的模式。侯賽因似乎已經失去了對國家的控制。
群眾中爆發了革命動盪，而巴解組織似乎擁有足夠的社會支持，可以試圖推翻侯賽因，奪取約旦的政權。然而，巴解組織的領導層不願與阿拉伯統治階級決裂，後者對巴勒斯坦的激進主義和貧苦大眾的獨立運動抱持敵意。巴解組織力求與阿拉伯政權保持良好關係，期待這些政權能支持巴勒斯坦的民族解放鬥爭。
因此，在面臨被推翻的威脅時，侯賽因於1970年9月16日宣佈實行戒嚴，在安曼的巴勒斯坦難民營和工人階級街區部署坦克鎮壓。美國和以色列調集軍隊支持約旦，但並未直接介入。這一舉動使戰局倒向了侯賽因一方。
安曼等地的戰鬥持續了十多天，在此期間，巴解組織的營地甚至遭到了凝固汽油彈和白磷彈的轟炸。超過3,000名巴勒斯坦戰士和平民在這場屠殺中喪生。9月27日，巴解組織與侯賽因簽署了停戰協議。同時值得一提的是，翌日納賽爾因心臟病發作去世。
巴勒斯坦游擊隊與約旦軍隊的衝突一直持續到1971年7月，但巴勒斯坦抵抗運動已在這個「友軍」阿拉伯政權手中遭受了慘重而血腥的失敗。結果，巴解組織離開約旦，將其總部遷往黎巴嫩，隨後有成千上萬的巴勒斯坦難民跟隨前往。
約旦這場大屠殺被稱為「黑色九月」，它對巴勒斯坦運動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巴解組織失去了其在約旦所擁有的穩固軍事和社會基地——它原本可以從那裡向被佔領的約旦河西岸巴勒斯坦領土發動襲擊。此外，巴勒斯坦游擊隊首次在一個阿拉伯國家手中遭受慘重的軍事失敗。而在此之前，這個國家一直被視為巴勒斯坦鬥爭的盟友。事件發生後，約旦政權開始與西方和以色列開闢溝通管道。
為了為這場屠殺復仇並向西方國家施加更大壓力，巴解組織秘密成立了「黑色九月」組織，目的是在國外實施武裝襲擊。「黑色九月」以名義宣稱對許多國家的恐怖行動負責。同時，「黑色九月」還與其他國家的武裝組織建立了聯繫，如意大利的紅色旅、德國的紅軍派（巴德-邁因霍夫集團）、日本赤軍等。
1972年9月，於慕尼黑奧運會期間，「黑色九月」對以色列運動代表團發動襲擊，試圖綁架以色列運動員以交換被關押的巴勒斯坦人。整個行動最終以流血告終：共有11名以色列運動員、3名巴勒斯坦人和1名德國警察喪生。
從約旦被趕出後，黎巴嫩成為了巴解組織繼續對以色列進行游擊戰的基地。同時，巴解組織在敘利亞也保持了重要力量。然而，黎巴嫩自身國家局勢脆弱，存在重大的內部族群和宗教衝突，而外部強權也利用這些矛盾來服務自己的利益。內部的對立，再加上帝國主義和以色列的干涉，使黎巴嫩陷入了一場從1975年持續到1990年的血腥內戰。居住在貝魯特和黎巴嫩南部的巴解組織和巴勒斯坦難民對黎巴嫩的力量平衡產生了重大影響，因此也捲入了這場內戰。與此同時，1973年，第四次阿以戰爭——所謂的贖罪日戰爭——爆發了。
贖罪日戰爭（1973年）
在六日戰爭中，以色列從約旦手中奪取了約旦河西岸，從埃及奪取了加薩地帶和西奈半島，並從敘利亞奪取了戈蘭高地。1969年至1970年間，納賽爾在蘇伊士運河沿線與以色列進行了一場「消耗戰」。蘇伊士運河構成了兩國之間的邊界。他也為一場新戰爭做準備，以回應1967年的戰敗。
1970年9月28日納賽爾去世後，安瓦爾·薩達特繼任成為埃及總統。在敘利亞，由親蘇的獨裁者哈菲茲·阿薩德及其復興黨掌權。這兩個政權都希望收復在1967年戰爭中失去的領土，並在更廣泛的中東力量格局中加強自身地位。
因此，1973年10月6日，在猶太人的重大宗教節日——贖罪日當天，他們對以色列發起協同進攻。與攻擊同時，沙烏地阿拉伯和其他產油的阿拉伯國家對美國公司實施了石油禁運，並且每月將對歐洲的石油出口減少5%。此舉引發了第一次國際石油危機。
戰爭的最初幾天，兩支阿拉伯軍隊在戰場上取得了顯著戰果。然而，很快以色列就成功阻止了其推進並發動了反攻，佔領的領土甚至比戰前更多。蘇聯擔心失去對蘇伊士運河的控制，威脅要進行軍事干預以支持埃及和敘利亞。戰爭開始前，大約有20,000名蘇聯軍事人員駐紮在埃及。
當時的兩個超級大國都擔心這場戰爭會失控並演變為全球衝突，而此時以色列正威脅要動用其核武器。在面臨核衝突威脅的情況下，蘇聯和美國達成了一致。結果，聯合國安理會在10月22日通過了一項停火決議。10月28日，最終停火協議簽署。
第四次阿以戰爭結束時，敘利亞退回到了戰前邊界，而埃及逐步收復了其在1967年失去的部分領土，包括蘇伊士運河。以色列在技術上算是贏得了這場衝突，但其威望已受到損害。
在贖罪日戰爭失利後，埃及總統安瓦爾·薩達特開始逐步改變戰略，尋求與以色列達成永久協議並與美國改善關係。同年12月，在美蘇的主持下召開了日內瓦會議。埃及、約旦和以色列參與了會議。敘利亞拒絕出席，而巴解組織則未獲邀請。
薩達特、以色列總理梅納赫姆·貝京和美國總統吉米·卡特之間的談判最終在1978年9月達成了《戴維營協議》。
阿拉伯國家第四次被以色列在戰場上擊敗，也影響了阿拉法特和巴解組織主流派的策略。巴解組織雖繼續進行游擊戰，但同時開始向西方示好，愈發尋求獲得國際組織和美國的承認。
1974年6月，在第十二屆巴勒斯坦全國代表大會上，巴解組織的主流派通過了「十點綱領」。該綱領留有餘地，允許只解放歷史上巴勒斯坦的一部分（而非全部），從而含蓄地承認了以色列國的存在。
1974年11月，聯合國大會承認了巴勒斯坦人自決、獨立和國家主權的權利。聯合國賦予巴解組織大會觀察員地位，並承認其為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1974年11月13日，阿拉法特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表講話，將其視為「國際社會」對巴解組織的承認。身著槍套的他發表了著名聲明：
「今天我帶著橄欖枝和自由戰士的槍來到這裡。不要讓我手中的橄欖枝掉落。」
這種策略的逐步轉變以及「十點綱領」並未被整個巴解組織所接受，導致了內部分裂。1974年10月，「拒絕派陣線」成立（反對「十點綱領」），其中包括PFLP和其他巴解組織派系，並得到敘利亞和利比亞政權的支持。拒絕派陣線與阿拉法特領導下的巴解組織主流之間的對抗演變為暴力衝突。拒絕派的激進分子暗殺了多名效忠阿拉法特的巴解組織官員。
黎巴嫩內戰
黎巴嫩是一個多民族、多宗教的國家，直到今天依然如此。鄂圖曼帝國滅亡後，法國帝國主義和反動的阿拉伯政權利用並煽動了黎巴嫩的族群與宗教分歧，以服務於他們自身的利益。西方帝國主義支持馬龍派基督徒——他們構成了黎巴嫩統治階級中最富有、最有勢力的部分——並試圖維持他們對黎巴嫩穆斯林和德魯茲人的控制，而穆斯林和德魯茲人大多數是貧困的。
如前所述，約旦「黑色九月」事件導致巴解組織將總部搬遷至貝魯特和黎巴嫩南部，數千名游擊隊員和巴勒斯坦難民也一同遷往該地。黎巴嫩國內社會的兩極分化和宗教/民族分歧的演變，最終在1975年4月引發了內戰的爆發。巴解組織也捲入其中，站在一個主要由穆斯林和德魯茲人組成、帶有左翼傾向的聯盟一邊作戰。另一方則是馬龍派天主教徒的聯盟，由極右翼的長槍黨（Kataeb）所領導。該黨擁有自己的準軍事營，並受到歐洲法西斯主義興起的啟發。
以色列將黎巴嫩內戰視為消滅巴勒斯坦抵抗力量和巴解組織的機會，因此選擇與長槍黨同盟。1975年4月13日，戰爭爆發。長槍黨的持槍分子在貝魯特郊外一輛巴士上殺害了30名巴勒斯坦人。
1976年5月，敘利亞軍隊入侵黎巴嫩北部，並與巴解組織的巴勒斯坦戰士發生衝突。這是繼約旦之後，第二次有阿拉伯國家與巴勒斯坦游擊隊交戰。1976年8月，貝魯特的泰爾扎塔爾（Tel al-Zaatar）難民營在長槍黨長達七個月的圍困後陷落，導致超過2,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大多數是婦女和兒童。
與此同時，在以色列國內，巴勒斯坦人的反抗日益增長，反對以色列對阿拉伯公民土地的強制徵用。1976年1月成立的阿拉伯土地保衛委員會組織了大規模的抗議和示威活動。1976年3月30日，該委員會發起大罷工，動員了約旦河西岸和黎巴嫩的巴勒斯坦人參與。以色列當局殘酷鎮壓了這些示威活動，導致6名手無寸鐵的巴勒斯坦人被殺，100多人受傷。從那時起，巴勒斯坦人將每年的3月30日定為「土地日」加以紀念。
1977年，右翼的利庫德集團在以色列首次贏得選舉，這是自1948年建國以來的首次。利庫德政府由總理梅納赫姆·貝京（他曾是猶太復國主義民兵組織伊爾貢的領袖，該組織在1947–48年間對巴勒斯坦人犯下了種族清洗罪行）和國防部長阿里埃勒·沙龍領導，其侵略性比此前的「工黨」政府更為嚴重。利庫德集團推動猶太人定居點建設，以使佔領既成事實、不可逆轉。貝京將黎巴嫩內戰視為徹底摧毀巴勒斯坦抵抗力量並將巴解組織逐出黎巴嫩的機會。在黎巴嫩，巴勒斯坦游擊隊一直以該地為基地持續對以色列發動襲擊。
1975年至1978年期間，巴解組織發動了一系列襲擊，包括在特拉維夫境內的行動。在其中一次行動之後，以色列於1978年3月入侵黎巴嫩南部，但不久便撤軍，而巴勒斯坦游擊隊仍然保有其力量。據估計，他們的力量約有15,000至18,000名戰士。
1978年9月，在美國總統吉米·卡特斡旋下，埃及和以色列在美國戴維營簽署了一項協議。埃及成為第一個承認以色列國的阿拉伯國家，而以色列則歸還了自1967年以來一直佔領的西奈半島。在確保了其南部邊界之後，以色列將注意力轉向黎巴嫩，以消滅巴解組織。
1982年6月6日，以色列發動了更大規模的入侵黎巴嫩的行動，代號為「為加利利帶來和平」。以色列軍隊一路推進至貝魯特，並對巴勒斯坦難民營進行了三個多月的圍困和不斷轟炸。在入侵的最初兩週內，至少有14,000名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軍隊殺害。
經過激戰之後，巴解組織被迫幾乎完全撤出黎巴嫩，只保留了少量力量。1982年8月，在法國、意大利和美國組成的國際部隊監督下，約14,000名巴解組織戰士登船撤離貝魯特。阿拉法特離開貝魯特，將巴解組織總部遷至突尼西亞。
在巴解游擊隊撤離貝魯特幾天後，長槍黨民兵在以色列軍隊的幫助下、於阿里埃勒·沙龍的監視下，對巴勒斯坦人民實施了有史以來最殘酷的大屠殺之一。1982年9月16日，全副武裝的長槍黨民兵衝入貝魯特的薩布拉地區和沙提拉難民營（該區域已被以色列軍隊包圍），屠殺了3,000多名巴勒斯坦平民——包括婦女、老人和兒童。
阿里埃勒·沙龍和猶太復國主義者認為，將巴解組織逐出黎巴嫩即意味著他們對巴勒斯坦抵抗力量取得了決定性勝利。然而，實際上，他們正為一個新對手——真主黨——的誕生奠定基礎。
真主黨是一個立足於黎巴嫩南部的伊斯蘭組織。那裡的大多數人口是什葉派穆斯林，他們不僅受到以色列的不斷攻擊，在本國境內也面臨著貧困和被排斥的處境。真主黨由1979年伊朗革命後建立的霍梅尼伊斯蘭政權提供資金和武裝。自伊始，霍梅尼的伊朗政權就反對美國和以色列——這兩國曾積極支持在1979年被推翻的巴列維國王獨裁政權。
真主黨首先為黎巴嫩貧困的什葉派群體建立起一套社會安全網，從而建立了龐大的社會基礎。從1980年代初開始，真主黨轉向武裝鬥爭和個別恐怖行動。1982至1983年間，真主黨實施了首次自殺式襲擊（在當時是前所未見的），使用裝滿炸藥的汽車衝撞貝魯特駐有美國和法國軍事人員的建築物，造成300多人死亡。
在最近（2024年）以色列進攻之前的高峰時期，真主黨是一支裝備精良、令人生畏的軍事力量。真主黨聲稱擁有10萬名戰士，而美國情報部門估計約為4萬5千人。2006年，當以色列軍隊試圖入侵黎巴嫩南部時，真主黨與其交戰並迫使以軍撤退。除了伊朗之外，真主黨還得到了敘利亞巴沙爾·阿薩德政權的支持。真主黨控制著黎巴嫩南部。除了作為一支軍事力量之外，它還擁有政治影響力，參與了議會和政府。
1982年在貝魯特失敗後，阿拉法特和巴解組織主要領導層尋求與約旦王室和解，並開始討論美國里根政府提出的解決巴勒斯坦問題的計劃。這一轉變在法塔赫內部引發了一場更深刻的新分裂。法塔赫高級官員、貝魯特保衛戰的組織者阿布·穆薩拒絕了這一方針，並成立了法塔赫-起義派（Fatah–Intifada）。該派別得到敘利亞政權的支持和武裝。
1983年5月，「法塔赫-起義派」與阿拉法特領導的法塔赫爆發武裝衝突。阿薩德政府宣布阿拉法特為不受歡迎人物，並將他逐出大馬士革。同時，在1983年12月，最後4,000名效忠法塔赫主流派的巴勒斯坦人被迫離開黎巴嫩。因爲當時的黎巴嫩大部分地區處於敘利亞的佔領之下。
一個歷史週期的終結
巴解組織及阿拉法特被逐出黎巴嫩和敘利亞，標誌著巴勒斯坦抵抗運動的一個轉折點。自大浩劫發生以來已經過了35年。在這幾十年間，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爆發了四次軍事衝突，但仍未能為巴勒斯坦人民帶來獨立和自由。結果，一些阿拉伯政權開始改變策略，尋求與以色列的和解，背棄了巴勒斯坦人民。
如上所述，埃及總統安瓦爾·薩達特在1970年代末與以色列利庫德集團總理貝京簽署了單邊協議。這些協議規定在1967年被佔領的領土上給予巴勒斯坦人自治，並通過長期、漸進的過渡建立某種形式的國家。
除了埃及與以色列的關係改善之外，約旦（1970年）和隨後的敘利亞（1983年）也先後與巴解組織發生軍事衝突，並對巴勒斯坦人實施了屠殺和迫害。
人們曾期望在阿拉伯政權的支持、全體阿拉伯人的民族團結、蘇聯的援助，以及巴解組織的游擊鬥爭下，能實現巴勒斯坦的解放和難民的返鄉。然而這些期望都已破滅。儘管經歷了四次阿以戰爭，儘管有成千上萬拿起武器的巴勒斯坦人進行了英勇奮戰，儘管付出了無數犧牲和生命，民族獨立、推翻壓迫以及難民的返鄉依然未能實現。
這些僵局很快催生了一條新道路：生活在以色列佔領領土上的巴勒斯坦人發起大規模起義。1987年12月，第一次起義（Intifada）爆發。
第一次起義（Intifada）
1987年12月7日，第一次起義（亦稱「因蒂法達」，Intifada）在加薩和約旦河西岸爆發。它的爆發是自發且完全出乎巴解組織和以色列國的預料。直接導火索是四名巴勒斯坦工人在加薩被一輛以色列軍車撞死。當然，起義的根源要深刻得多。
生活在約旦河西岸和加薩地帶的巴勒斯坦人幾乎已不再相信，透過巴解組織戰士的奮鬥或靠阿拉伯國家的介入，能夠結束佔領、實現民族獨立。如前所述，巴解組織在黎巴嫩的失敗和撤離之後，已喪失了大部分威望。同時，阿拉伯政權一再背叛巴勒斯坦運動，並在多次場合對巴勒斯坦難民和巴解組織戰士進行了大屠殺。對被佔領土上的巴勒斯坦民眾而言，每日生活交織著貧困、持續的生存鬥爭和民族壓迫，看不到任何改善的前景。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下，第一次起義獲得了足以支撐長達六年的動力。
起義一開始，以色列當局便以殘暴的鎮壓手段進行應對。以色列軍隊動用了塑膠子彈和實彈、催淚瓦斯和高壓水炮，封鎖巴勒斯坦城鎮和村莊，並進行大規模逮捕、監禁和酷刑。然而，這些手段仍無法鎮壓這場運動。相反，起義迅速獲得了群眾支持，讓加薩和西岸絕大多數巴勒斯坦人參與其中，以色列境內的巴勒斯坦公民也進行了聲勢浩大的動員。
第一次起義的標誌性形象，是年輕的巴勒斯坦人——許多甚至還是兒童——頭戴巴勒斯坦傳統方巾（kufiya），用彈弓向全副武裝的以色列士兵和坦克投擲石塊的場景。抗議、街頭衝突和路障確實是這場起義的鮮明特徵。巴勒斯坦青年僅以石塊對抗以色列的槍彈，其英勇無畏激起了一股國際團結的浪潮，並打動了以色列國內相當一部分民眾的輿論。
然而，巴勒斯坦群眾也採取了其他同樣有力的鬥爭形式。在被佔領土和以色列境內舉行的大罷工，以及公民不服從——例如拒絕向政府繳稅或遵守官方規定的商店營業時間——在擴大起義的規模和深度方面發揮了決定性作用。
第一次起義還催生了一種新的組織形式——最初不受巴解領導層控制，更直接地表達了被佔領土上巴勒斯坦群眾的意願——即各種「人民委員會」。這些委員會組織示威和其他動員行動，在大罷工期間分發食物和物資，並負責保衛巴勒斯坦人的街區。
1988年1月初，「起義全國統一領導部」成立，以協調這場運動。儘管巴解組織領導層在起義發動中並未發揮作用，但他們很快掌握了起義的主導權——同時，一代新領袖也在這場運動中嶄露頭角。
起義在短短幾個月內就實現了數十年武裝鬥爭未竟的事：以色列的統治階級開始意識到，僅靠軍事手段是不可能擊敗整個民族的。此外，以色列相當一部分輿論開始以更同情的眼光看待巴勒斯坦人，並呼籲通過政治解決辦法結束數十年的流血衝突。在國際上，一場廣泛而重要的聲援起義的運動興起，許多國家都爆發了大規模的示威活動。
第一次起義也給巴勒斯坦運動及其組織帶來了重大變化。流亡中的阿拉法特和巴解組織領導層將起義視為向「國際社會」和以色列施壓的途徑，以促使啟動政治解決方案的談判。1988年，巴勒斯坦全國委員會在阿爾及爾召開會議（充當流亡議會），宣佈了巴勒斯坦獨立。阿拉法特代表巴解組織聲明放棄恐怖主義和「恐怖方法」作為鬥爭形式——實際上，他就是放棄了武裝鬥爭。同時，巴解組織放棄了消滅以色列的目標，承認以色列為一個國家，並將目標設定為在1967年被佔領的領土上建立巴勒斯坦國。
對於作為巴勒斯坦歷史性領導力量的巴解組織而言，這些都是戰略上的重大轉變。在游擊戰陷入僵局後，它轉向了外交和談判。而這一進程在幾年內便導向了奧斯陸協議、巴勒斯坦部分領土有限的自治，以及巴勒斯坦權力機構的建立（1993–1995年）。
與這些發展背道而馳的是，起義期間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哈瑪斯的成立（Hamas，「伊斯蘭抵抗運動」，其阿拉伯語全稱為Harakat al-Muqawama al-Islamiyya）。在其1988年8月通過的綱領中，哈瑪斯宣稱自身是穆斯林兄弟會的一部分，將巴勒斯坦土地描述為不可分割的伊斯蘭教產，並將解放整個歷史上的巴勒斯坦、建立一個伊斯蘭國家作為目標。
實際上，這意味著不僅要消滅猶太復國主義，也否認整個歷史性巴勒斯坦範圍內以色列人的集體民族權利——2017年修訂的綱領中，哈瑪斯在這一立場上有所退讓。
哈瑪斯依靠加薩和西岸最貧困的巴勒斯坦階層來建立其社會基礎，構建了一個以宗教和清真寺為中心的社會服務網絡。哈瑪斯仿照霍梅尼的伊斯蘭主義者的方法，開設了施粥所，興建學校和醫院，資助陣亡巴勒斯坦戰士的家屬，並將宗教信仰與民族解放的目標緊密聯繫在一起。
現在已有充分記錄表明，以色列國對哈瑪斯的成立持正面態度，並在其早期階段予以支持，其目的是削弱巴解組織和阿拉法特的影響力。成立後不久，哈瑪斯組建了其武裝派別——伊茲丁·卡桑旅，並開始實施自殺式炸彈襲擊，目標是製造盡可能多的以色列平民傷亡。
在第一次起義期間，哈瑪斯拒絕加入巴解組織控制的「起義全國統一領導部」，並拒絕了談判路線、不承認以色列國以及僅在1967年被佔領土上建立巴勒斯坦國的目標。
奧斯陸協議與第二次起義
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國際局勢發生了新的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變化。1989年11月柏林牆倒塌，開啟了一個進程，最終導致蘇聯和整個東方集團的計劃經濟、國有制經濟體系崩潰，資本主義在這些國家復辟。正如托洛茨基在他1936年出版的《被背叛的革命》一書中預言的那樣，官僚機構中特權階層最終決定，將生產資料據為己有要比僅僅管理它們更加有利可圖。就這樣，在短短幾個月內，蘇聯和其他變質的工人國家如同紙牌屋般倒塌。美國成為冷戰歷史時期的勝利者。
資本主義在俄羅斯和東方集團恢復的影響是全球性的，波及到每一個層面。就巴勒斯坦問題而言，其影響可總結如下：
- 阿拉伯政權和巴解組織失去了利用美蘇爭霸為己所用、向以色列施壓的能力。
- 中東的力量平衡突然、徹底地改變，美國試圖利用這一轉變來服務自身利益。
- 美國推出了「美國治下和平」（Pax Americana）的說法（即在美國霸權下的新世界秩序），旨在表明作為唯一超級大國的美國能夠通過軍事力量（如1991年發動的第一次海灣戰爭）或外交手段，為各種國際問題提供解決方案並為中東帶來穩定。
- 巴勒斯坦運動內部，左翼組織（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陣線、巴勒斯坦民主解放陣線、巴勒斯坦共產黨等）影響力下降，因為革命和社會主義的願景遭受嚴重打擊。
- 巴解組織領導層在阿拉法特帶領下變得更加「務實」，即向美國靠攏，透過外交談判尋求某種形式的政治解決和與以色列的協議。
正是在這種環境下，美國於1991年10月組織了馬德里會議，旨在就巴勒斯坦問題達成某種協議。包括蘇聯在內的數十個國家參加了這次會議——而此時距離蘇聯正式解體僅有幾個月。馬德里談判並未產生最終協議，但它開啟了一個以美國為協調者的討論進程。
在美國主持的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正式談判的同時，巴解組織與以色列在挪威開始了直接的秘密會談。1992年夏，右翼的利庫德集團在選舉中失利，由伊扎克·拉賓領導的工黨重返執政。
工黨與工人利益並無有機聯繫，而拉賓是一名猶太復國主義者，幾十年來一直在與阿拉伯人作戰。1948年，他參加了第一次阿以戰爭；1967年六日戰爭期間，他擔任以色列國防軍參謀長；1984年至1990年間，他擔任國防部長。在第一次起義期間，他以嚴酷的暴力和鎮壓手段應對。因此，他立場的轉變與人道主義動機毫無關聯，而是反映了以色列統治階級中相當一部分人的態度轉變。
第一次起義持續了六年，儘管以色列軍隊對叛亂的巴勒斯坦群眾進行了殘酷鎮壓。以色列統治階級中有一部分人得出結論：直接且無限期地佔領巴勒斯坦領土難以為繼。此外，他們還擔心起義對以色列社會內部動態產生的影響。在以色列國內，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反對軍隊對手無寸鐵的巴勒斯坦人施加暴力。對以色列鎮壓起義的行為，在國際上也出現了強烈反應。
結果，由拉賓所代表的那部分統治階級開始將政治外交解決方案視為實現他們利益的最佳途徑。拉賓的當選同樣反映了民眾對和平的訴求，這種訴求在以色列社會中越來越多的人中獲得了支持。
儘管在美國進行的正式談判因嚴重分歧而陷入僵局，巴解組織和以色列在奧斯陸進行的秘密會談於1993年8月達成了一項協議。1993年9月13日，在華盛頓，阿拉法特與拉賓簽署了《臨時自治安排原則宣言》，並在美國總統克林頓的見證下進行了歷史性的握手。
這份宣言的簽署被稱為第一份奧斯陸協議。第二份奧斯陸協議於1995年在埃及塔巴簽署。
這些臨時協議的主要內容包括：
- 巴勒斯坦人在約旦河西岸部分地區和加薩地帶獲得自治，由新成立的巴勒斯坦權力機構（PA）管理，但其權力有限。
- 以色列軍隊將部分撤出被佔領土，但保留以「以色列安全」為由進行干預的權利。
- 自1967年被佔領的巴勒斯坦地區將被劃分為三個區域：
- A區（加薩的大部分和約旦河西岸的14個飛地——約占被佔領土總面積的18%）：完全由巴勒斯坦權力機構控制。
- B區（約占被佔領土總面積的22%）：行政由巴勒斯坦權力機構管轄，軍事控制由以色列掌握。
- C區（約占被佔領土總面積的60%）：完全由以色列控制。
- 巴勒斯坦飛地與以色列領土之間的往來，由以色列警方和軍隊在多個檢查站進行管控。
- 巴勒斯坦權力機構將建立一支巴勒斯坦警察部隊，負責在自治的巴勒斯坦地區維持秩序，並防止哈瑪斯和伊斯蘭聖戰組織等團體對以色列發動武裝襲擊。該警察部隊對被佔領土內的以色列定居者沒有管轄權。
- 巴解組織承認以色列國，並放棄「恐怖主義」（即武裝鬥爭）。
- 以色列將不再視巴解組織為恐怖組織，承認其為巴勒斯坦人民的正式代表，並允許阿拉法特結束流亡，返回被佔領的巴勒斯坦領土。
- 在臨時協議實施之後，將進入一個漫長的談判期（至少五年），以期達成最終協議，最終可能在未來某個未定的時間點建立一個獨立的巴勒斯坦國。
奧斯陸協議並未涉及若干關鍵問題，包括：
- 東耶路撒冷的主權地位（自1967年起被以色列佔領）。
- 約11.6萬名以色列定居者在約旦河西岸和加薩地帶的未來命運（協議中並無明確承諾撤離）。
- 數萬名被關押在以色列監獄中的巴勒斯坦政治犯的釋放問題。
- 數百萬自1948年和1967年以來流落在中東各地、長期生活在惡劣營地條件下的巴勒斯坦難民的返鄉問題。
以色列在奧斯陸協議中的讓步絲毫沒有為巴勒斯坦人帶來民族解放或建立獨立國家的結果。儘管如此，根據當時的民調，被佔領土上超過70%的巴勒斯坦人表示接受這些協議。在以色列方面，大多數民眾熱烈地歡迎了這些協議。對普通人而言，協議承諾在經歷數十年無盡的流血和持續的戰爭恐懼之後迎來和平與穩定。
然而，奧斯陸協議從根本上注定要失敗。正如當時一些馬克思主義組織所指出的，由以色列猶太復國主義統治階級、巴勒斯坦領導層、美國帝國主義和反動的阿拉伯政權斡旋達成的這份協議，並未解決民族問題的根本矛盾。以色列國對巴勒斯坦人的民族壓迫將以另一種形式繼續存在。此外，在資本主義體制下，不可能提高巴勒斯坦群眾的生活水準，同時巴勒斯坦權力機構將傾向於成為新的特權資產階級壓迫政權。
這些矛盾必然會浮現，並可能被任一方的極端勢力所利用，引發新一輪的暴力循環。事實上，協議簽署後不久即面臨挑戰。以色列的右翼反對派持續組織示威抗議這些協議。1994年，一名以色列民族主義者在齋月期間闖入希伯倫的易卜拉欣清真寺開槍，造成29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同步地，哈瑪斯和伊斯蘭聖戰組織（兩者都因第一次起義而實力增強）發動了自殺式襲擊和炸彈攻擊，以公車、餐館和酒吧等為目標，造成數百名以色列平民喪生。
這一暴力循環的高潮發生在1995年11月4日：以色列民族主義者在以色列的國王廣場刺殺了拉賓。當時廣場上正在舉行支持奧斯陸協議的集會。
隨後的幾年粉碎了奧斯陸協議所帶來的希望。以色列繼續對巴勒斯坦地區保持嚴密控制，軍隊可以隨時進行干預。巴勒斯坦權力機構及其下屬的巴勒斯坦警察，越來越被巴勒斯坦人視為一股叛賣的力量——它替以色列執行佔領者的命令，替他們做髒活。法塔赫的領導層和官員掌握巴勒斯坦權力機構的控制權，他們開始以不受社會問責、不民主和專制的方式來運作該機構。對法塔赫政治對手的鎮壓十分嚴酷，尤其針對哈瑪斯的支持者。這一過程催生了一個腐敗的富裕精英階層，形成了裙帶網絡，與廣大民眾形成鮮明對比——後者依然面臨貧困和失業。
法塔赫及巴勒斯坦權力機構與人民的脫離，讓哈瑪斯和伊斯蘭聖戰組織等原教旨主義組織壯大了不少力量。以色列極端的猶太復國主義右翼利用了這種局勢，進一步鞏固了自身的權力。在巴以雙方曠日持久而無果的談判之後，隨著暴力升級、奧斯陸協議的期望破滅，第二次起義於2000年9月28日爆發。
這第二次巴勒斯坦起義與第一次有著顯著不同：哈瑪斯扮演了主導的政治角色。與1987年的起義不同，第二次起義的特點不再是群眾的大規模動員和組織，而更多體現在哈瑪斯的火箭彈和自殺式襲擊上。
第二次起義之後
第二次起義的結束實際上標誌著奧斯陸進程的「埋葬」，因為談判基本停止，暴力不斷升級。以色列開始在約旦河西岸周圍修建巨型隔離牆。這道隔離牆與無數檢查站一道，將巴勒斯坦飛地隔離起來，使得日常進出成為揮之不去的噩夢。
2006年，哈瑪斯在巴勒斯坦權力機構的選舉中勝出。這引發了哈瑪斯與法塔赫之間爭奪權力的內戰，最終以哈瑪斯控制加薩地帶、法塔赫保留對約旦河西岸的控制而告終。針對哈瑪斯的掌權，以色列對加薩實施了封鎖，將其實際變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露天監獄。以色列軍隊控制著人員流動、水和能源，以及藥品、醫療設備和食品的供應。
持續的封鎖、數以千計的巴勒斯坦政治犯、每天在以色列軍隊檢查站遭受的屈辱、極度的貧困以及未來無望，這些都構成了導致2023年10月7日襲擊事件以及以色列隨後對加薩和約旦河西岸發動戰爭的條件。
出路何在？
正如上述分析所示，巴勒斯坦問題——也就是對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壓迫和種族滅絕以及惡性暴力循環——首先是美英帝國主義和猶太復國主義統治階級政策的產物。阿拉伯政權——其政治上反動專制，階級本質上是帶有封建殘餘的資本主義——在這一問題的歷史演變中也負有重大責任。儘管這些政權長期以來表面上是巴勒斯坦人的盟友，但他們多次不僅出賣了巴勒斯坦人，甚至對其大開殺戒。
幾十年來，西方、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的資產階級政府和統治階級一直試圖「解決」這一衝突，強加對他們有利的「方案」。這些嘗試都已徹底失敗，正如2023年10月7日之後爆發的戰爭——如今威脅著將整個中東捲入其中——所證明的那樣。
以色列社會中相當大的一部分，尤其是工人階級，歷來團結在以色列統治階級的旗幟之下。猶太復國主義者向猶太人許諾一個國家，能在經歷無數次迫害後保障他們的安全，其中最慘絕人寰的是納粹及其歐洲盟友實施的大屠殺。美國和西方的經濟支援使以色列統治階級得以實行數十年的福利政策，確保了國內的民族團結，並使許多以色列公民對國家和軍隊產生了強烈的認同。在以色列，缺乏提供真正替代方案的左翼政治力量，這在形成此種民族團結氛圍方面起到了關鍵作用。
歷史——以及當前的戰爭——表明這種安全的承諾是一個謊言。只要對巴勒斯坦人民的壓迫和種族滅絕繼續存在，以色列公民就不可能體會到任何安全感或持久的和平。歷史上，以色列每次在對巴勒斯坦組織的軍事勝利之後，都會導致新的、更強硬的對手出現。猶太復國主義者承諾的「安全避風港」反而成了一個處於永久戰爭狀態的國家，在那裡沒有任何人能感到安全。
同時，以色列依然是一個資產階級統治的資本主義社會。因此，它遵循著資本主義的一般軌跡，承受著資本主義的矛盾和所面臨的多重危機，不可能長期提供高水準的生活水平。以色列工人階級正在承受這些危機的後果，以及新自由主義對其生活水平的衝擊，同時還不斷遭受權利和自由的侵蝕。
正如我們曾經寫道：「資本主義無法解決以巴問題。在資本主義體制下，『兩國方案』或『一國方案』都不可行；實際上，任何解決方案都不可能實現。」
反觀巴勒斯坦民眾，他們在漫長的爭取獨立和自由的鬥爭中展開了無數英勇的鬥爭，做出了巨大的犧牲。長期以來，他們將希望寄託在全體阿拉伯人的民族團結以及鄰國阿拉伯政權的支持上。
巴解組織領導層的政治路線——融合左翼、親蘇的阿拉伯民族主義和將游擊戰作為鬥爭方式——已顯示出局限性，未能為巴勒斯坦人民帶來自由和獨立。阿拉法特和巴解組織轉向外交與西方帝國主義的道路也被證明是死路一條，最終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
哈瑪斯的崛起——其以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為特徵，並對以色列境內的政治和平民目標發動襲擊（往往是自殺式襲擊）——並未帶來任何積極成果。事實恰恰相反。
正如我們所見，在哈瑪斯對以色列發動最大規模攻擊之後，巴勒斯坦人民付出了慘重的血的代價，但以色列的軍隊和國家實力絲毫未受削弱。巴勒斯坦人民在實現獨立建國、獲得自由或解決社會問題方面並沒有取得任何進展。這並不意味著加薩的屠殺和毀滅應由以色列政權以外的任何人來負責。然而，巴勒斯坦各領導層所採取的綱領和鬥爭方法必須在其有效性方面進行辯論和批判性評估。
基於這些理由，馬克思主義者有責任闡明：唯有採取階級國際主義的方式，才能為巴勒斯坦問題提供真正的解決方案——這一方案既能滿足巴勒斯坦群眾對自由和獨立的訴求，又能解決他們所面臨的巨大的社會問題。同時，它還必須確保以色列工人階級的安全與繁榮。
要實現這一點，必須打破以色列社會大多數人與猶太復國主義國家之間的民族團結。同時，雙方的工人階級和民眾必須團結起來，共同鬥爭，反對猶太復國主義統治階級，反對西方帝國主義（不對新興的中俄帝國主義陣營抱有幻想），並反對該地區的反動政權。
這一目標無法通過對哈瑪斯（或真主黨、伊朗等）的不加批判的支持來實現。核心任務是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建立擁有革命-社會主義綱領的獨立工人政黨，以及在中東、東地中海鄰國和全世界建立類似的政黨。
國際主義立場組織旨在為實現這一目標作出貢獻。我們在2024年3月舉行的第二次ISp（國際主義立場）大會上通過的主要政治主張，可總結如下：
- 反對戰爭；建立大規模反戰運動；向以色列政權的西方盟友施加最大壓力。
- 捍衛巴勒斯坦人民擁有自己國家的權利——即「自決權」。
- 捍衛巴勒斯坦難民返回家園的權利。
- 揭露西方令人作嘔的虛偽行徑，以及他們試圖壓制針對以色列種族滅絕式族裔清洗的抗議、將所有抗議貼上「反猶」標籤的企圖。
- 動員工會阻止軍火裝備的出口和運輸，以切斷對以色列進攻行動的支持。
- 在BDS（抵制、不投資、制裁）運動的框架下，呼籲有選擇性地、有針對性地抵制參與以色列軍事機器、資助戰爭或剝削被佔領土的以色列或跨國公司；但不要抱有幻想，認為僅憑此舉就能結束戰爭並公正解決巴勒斯坦問題（有些發起者就是這麼認為的）。
- 鼓勵以色列公民拒絕履行強制兵役，成為良心拒服兵役者。鼓勵已在以軍服役的以色列公民拒絕參與在加薩和約旦河西岸的軍事行動。
- 在任何地方都要反對反猶太主義，以表明以色列並非猶太人民唯一的「安全港灣」，反駁猶太復國主義的宣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