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作為革命的社會主義者，我們都得承認青年與勞工的團結是每個革命組織成長的重要土壤，因此，「工學聯合」實際上也就成為了當代左派、馬克思主義者的目標之一。
客觀來說，台灣「工學聯合」的實踐並沒有一個相對穩定的運行經驗，更多的是曇花一現式的短期合作或是互助；特別是現今，除了少數左派、泛左團體以個別學生身分與工運圈產生連結外，當代台灣的「工學聯合」仍然缺乏足夠的經驗支撐。這不僅讓社會大眾在理解「工學聯合」時容易感到陌生，更增加了我們推行「工學聯合」的難度。
綜上所述，本文嘗試釐清「工學聯合」的理論基礎與歷史經驗，並從中探討如何在台灣建立常態性的「工學聯合」抗爭。我們相信，建立「工學聯合」不僅有助於勞工階級力量的提升，更有助於我們對抗社會不公並挑戰充滿壓迫的資本主義。
「工學聯合」的理論基礎
眾所周知，青年學生因著資本主義危機而產生的「政治激進化」，已經成為不少社會抗爭的重要泉源。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說過：「年輕的族群，未在成人世界定居下來，傳統上便有著飽滿昂揚的精神，更是狂亂無序的所在」[1]，這句話充分體現了青年學生在社會抗爭的巨大動能。
托派曾這樣總結過1960年代青年學生激進化的共同點：一方面，世界資本主義危機與帝國主義競爭帶來了越來越大的社會矛盾、衝突與混亂；另一方面，每個資本主義國家的權貴富豪為維繫剝削制度得以持續運作，也不斷抑制和收緊社會大眾（特別是勞工階級）的民主權利[2]。在台灣，嚴苛的工會組織門檻、不利於發展廣泛抗爭的《集會遊行法》，以及各種打壓勞權與工會的公司文化，上述無一不是對勞工的桎梏。加上台灣缺乏左翼與勞工運動的歷史傳統，因此諸多勞工並沒有清楚地意識到自身的使命與政治潛力，更多的是選擇「忍一天是一天」。
與之相似的是，青年勞工與學生同樣也在資本主義社會下遭遇到種種剝削和生計問題，但與多數勞工相反，青年群體更願意為改善自身權益而抗爭。
我們只需要簡單舉幾個數據，就能明白青年憤怒與不滿的經濟根源。儘管近期主計處指出，30歲以下青年月薪近五年成長了14.38%（近3.8萬元），但另一份統計表明，全台20歲至35歲青年族群去年的平均房貸就已達史上最高的862萬元，房貸負擔率更在2024年第一季上升到44.3%（十年漲幅23%）。另外，2023年所得收支調查雖然顯示年輕族群的收入有提升的趨勢，但同時物價統計卻也在五年來逐漸上漲。這也是為什麼，青年族群對薪資提升總是「無感」，且每年因為對未來感到迷茫而休學的高中職與大學生高達10萬人。
這種情況結合霍布斯邦對青年的描述，就能理解為何青年學生的造反比一般勞工更趨於常態。尤其是學生，既然沒有勞工顧慮生計的包袱，自然能以更強的行動力來投入資本主義危機下的社會抗爭並參與勞工運動。我們可以說，無論青年學生是因為人道主義式的同情、理論上的認識，又或是因為自身階級利益的考量而投入勞工運動，只要青年學生的激進化特性能結合工運，都會更大程度的釋放勞工抗爭的內在潛力[3]。
誠然，青年學生並不屬於單一的階級，而是來自不同階級的家庭[4]，但青年學生參加抗爭並不是反映其所屬階級的利益，而是反映整個社會階級的矛盾與衝突[5]。再者，絕大多數的青年學生都會在未來變成資本主義社會下的勞動者，這就為「工學聯合」提供重要的基礎，即「現在的勞動者」與「將來的勞動者」的抗爭，這種抗爭是為了改善總體的勞動權益、是為了解決日常工作場域的種種壓榨與剝削，更是為了自身生活待遇提升所做出的抗爭。
「工學聯合」，也就是「現在的勞動者」與「將來的勞動者」的抗爭（圖：本組織自行拍攝）
「工學聯合」的張力：歷史上的經驗
學生在政治上的主要作用，是成為勞工抗爭引爆的引信，歷史上有諸多的抗爭可以證明這點。
以1968年的五月風暴為例，彼時法國統治階級對工會權利的限縮以及總體工會組織率的低落，導致法國學生首先因為社會危機而佔領街頭。但正是在學生的號召下，5月13日有超過一百萬工人發動總罷工，使得運動變成一次革命的嘗試[6]。
1965年的日本也因為新左派運動而燃燒了起來。日本青年勞工成立的「反戰青年委員會（簡稱反戰委）」認為應該將勞權訴求結合到日本政府參與越戰的反戰抗爭上。1968年，反戰委在「把反戰帶到職場」的口號下推進所謂「職場反戰」，最具象徵性的事件便是反戰委組織的鐵路勞工拒絕運送載滿美國軍事物資的油料運送車[7]。
1997年，美國杜克大學成立了「反血汗工廠學生組織（Students Against Sweatshops）」，旨在施壓校方的聯名商品必須達到勞動標準並徹底根除血汗勞動。隨後，這個組織得到更多大學的響應，並對許多院校運動用品的特約廠商——Nike構成巨大的挑戰，原因在於Nike的海外工廠嚴重違反了自己制定的勞動標準。強大的反血汗運動逼迫Nike承認疏失，並承諾提高薪資、改善勞動條件和開放工廠檢查[8]。
除了美國之外，學生反血汗勞動的例子還得算上「香港大學師生監察無良企業行動（Students and Scholars against Corporate Misbehaviour，簡稱SACOM）」。該組織從2005年至2009年持續追蹤迪士尼代工廠的勞動狀況並發布報告，最終獲得不少改良成果，例如迫使迪士尼建立企業社會責任系統，同時在一家下游公司成立勞工管理委員會，部分廠區的工人也獲得到培訓[9]。
在某些案例中，「工學聯合」所能產生的社會關注是十分驚人的。以2013年香港葵青貨櫃碼頭工潮的罷工來說，學生們在校園與都市中設立攤位、蒐集群眾的募資和物資，並將這些成果供應給罷工勞工。另外，18位大學生為了支持勞工，甚至發起12小時的苦行來鼓舞勞工士氣。因為學生與勞工的團結，勞工一共獲得超過800萬的罷工基金，並且鼓舞了另外100名勞工加入罷工[10]。
「工學聯合」的案例族繁不及備載，以上案例也僅是冰山一角，但這些案例足以證明「工學聯合」的重要性，以及「工學聯合」能產生出的巨大抗爭動能。我們需要深入剖析與參考這些案例所採行的策略與手段，無論是勞動狀況的調查，還是以學生作為激起勞工抗爭的火種，我們都能從中學習更多「工學聯合」的經驗，並將之整合進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框架中，尋找在台灣實踐常態性「工學聯合」的方法。
我們需要將過去「工學聯合」的經驗整合進馬克思主義的框架中（圖：法新社）
工學聯合的潛在挑戰
儘管「工學聯合」十分重要，但我們卻能在台灣見到這樣的一個現象，即台灣當代的工運鮮少年輕人參與，這也就更難談及勞工與學生的聯合行動[11]。因此，我們將嘗試從四個面向去分析「工學聯合」的弱點和挑戰。
一、學生的菁英主義
在過去經驗中，不少學生所抱持的精英主義想法，導致學生運動無法與勞工運動進行整合，使得整個抗爭運動錯失良機。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便是1989年的中國天安門抗爭。不同於多數人所理解的，這場抗爭並不是一場純粹的學生運動，而是有為數眾多的勞工參與在其中。1989年5月開始，學生的動員狀況實際上就已陷入停滯，不少學生開始返校上課；但是，勞工組織「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卻仍在持續推動抗爭，並且試圖組織總罷工來聲援學生。
然而，學生卻還是低估了勞工抗爭，其所抱持的菁英主義也拒絕讓勞工參加抗爭運動。這使得鄧小平政權有足夠的時間佈署軍力，導致了6月4日大屠殺的發生[12]。
我們得指出，學生並不具有穩定的階級力量，其所能引發的抗爭往往是難以延續的。雖然學生可以在短時間內快速動員以及佔領街頭，但倘若運動要升級，就勢必要結合勞工的力量，以此癱瘓社會的經濟運作。也只有這樣，抗爭才能真正施壓給統治階級，進而獲得運動期望達到的成果。
二、個人主義式政治的侷限
我們不止一次的說過，台灣由於特殊的歷史底蘊與社會氛圍，使得台灣成為了一個小資產階級文化氣息相當厚重的國家。特別是在社群媒體愈來愈發達的今日，年輕學生更容易從社群媒體與網路中尋求自我肯定（Self-esteem）[13]，而非從實際的社群互動中。
這種脈絡多少可以為我們提供一種解釋，何以異議性社團逐漸式微？何以台灣工運無法得到年輕學生的重視——儘管這些學生未來也會變成勞動者？這裡我們可以引用美國社會學家羅伯特．貝拉 （Robert Bellah）的一段話，這段話精確了反映了個人剝離群體的現象：
「如果整個社交世界是由個人組成，而每個人都享有不受他人要求的權利，與其他人形成感情依附或合作的紐帶就變得很不容易，因為這種關係含有必然會妨礙一個人的自由的種種義務。」[14]
勞工運動作為一種集體主義的抗爭，勢必需要仰賴每個投入成員的自我犧牲、付出，以此促成共同行動。在台灣，不少年輕學生往往更傾向小資產階級式的政治觀，然而小資產階級的政治傾向並不是以集體的方式去推行，而是個人性質的、搖擺不定的。就像托洛茨基所描述的：「小資產階級並沒有自己的政策，這與它的經濟狀況是相符的。它總是在資本家與工人之間搖來擺去。」[15]正是因為小資產階級沒有獨立的政治特性，加上經濟上的個人主義性質，使得小資產階級政治如不少左派所形容的一樣，容易自我迷失：
「正如傳統小資產階級徒勞地追求自己沉沒的小財產一樣，『現代』小資產階級被統治力量的扭曲所奴役，在追求『個人自由』的徒勞迷戀中迷失了方向……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野心的典型表現就是把自己的全部存在與追求個人成功的熱情連結在一起，而不是滿足於組織的成功。」[16]
對於不少人來說，參與社會運動是為了個人自由與權利的保障，但這種精神實際上是一種「雙面刃」——它既鼓舞了同志族群的身分保障，讓多數青年學生願意為性取向的鬥爭而走上街頭，但卻也抑制了要求集體行動的勞工運動。托洛茨基說得很正確：「學生滿腦子太多的自我，對工人運動則關注太少」[17]，學生的政治行動必須突破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政治框架，才有可能真正結合勞工運動，並創造更大的火花。
三、「幼體化」現象
青年學生投入工運的另一個問題，也就是經常被「幼體化」，即被視為是社會歷練不足、太過理想化而無法與勞工產生對等的地位。這種情況尤其發生在我們對勞工的理論宣傳過程中。
在今天，多數台灣工會更趨近於是一個利益團體，而非階級鬥爭的平台，這也就說明，工會幹部與勞工更關注的，是如何發展工會的現實策略與手段，而不是革命的理論。因此，直接性的理論灌輸往往會引起勞工的反彈，導致其認為學生有「不切實際」的想法。
以上並不是說明「工學聯合」就注定是空中樓閣與運氣機緣。事實上，在我們投入工會工作的實踐經驗中，青年被工會幹部「幼體化」的現象極少發生，原因在於我們積累了與工會幹部的互信。這也就解釋了為什麼我們需要深入工會、需要從旁組織勞工和發展工會力量。「工人想要學到基本的和紮實的東西。他要求確切的答覆」[18]，唯有從勞工切身相關的議題出發、結合革命左派的綱領並投入足夠的心力，才有可能引導部分進步、積極的勞工「向左傾」。
四、「工學聯合」的延續
「工學聯合」的另一大課題，在於如何讓更多的學生投入其中。就如同我們每個人都經歷過的，當學生離開校園成為勞動者，無論原本有多大的意願參與公共事務，都還是會被職場的高工時與疲倦所束縛。所以，要想持續將「工學聯合」運作下去，就取決於能招募到多少青年學生。這就表示，「工學聯合」就必須結合到革命左派在校園建立社團與組織的工作之中。
只有展開豐富多元的活動——如讀書會、社課教育、講座、參訪與網路宣傳——我們才有機會將最進步的學生拉攏到「工學聯合」中，使學生能透過人文哲思上的學術知識與技能，協助勞工改善權益問題，進而鞏固學生願意將這項工作當作一種志業！
以天安門事件為例，「工學聯合」有許多的弱點與挑戰需要克服（圖：美聯社）
進一步的統合、行動與組織
「工學聯合」要想順利運作，就需要學生突破自身的限制、發揮主觀能動性與創造力，並且積極投入勞工的勞動場域與政治行動。倘若這些條件得以被滿足，「工學聯合」的輪廓勢必更加清晰，也更具可行性。
這並不是說，學生就應該一昧配合部分勞工的保守情緒與反動觀點。相較於勞工，在當前學生普遍政治認識更為完整、也更加激進化的前提下，我們應該思考如何充分將學生激進化的政治觀點傳遞給勞工大眾。在我們的經驗中，這樣的傳遞過程並不來自強硬的理論說教，反而是從勞工自身利益出發的客觀分析才更有可能達成。
值得一提的是，「工學聯合」要想常態化，就不能只是仰賴抗爭時期的團結行動與合作，同樣重要的還包括非抗爭時期的組織工作。在SACOM的經驗中，共餐、語言授課班、參訪等促進勞工與學生互動的組織方法都被嘗試過[19]，這也表示，我們必須採行更多樣化的方法來帶動勞工與學生的對話、認知與交流，而不是照搬生硬的理論來強硬「植入」在勞工的腦內。
左翼勞工政黨：反壓迫的大傘
「工學聯合」絕不能止步、也不能只滿足於「工學聯合」本身的實現，而是必須過渡到更重要的目標，也就是打造具有基層群眾參與的左翼勞工政黨。我們必須明白，只有將「工學聯合」結合至打造左翼勞工政黨的歷史任務，層出不窮的勞資爭議、權力不對等與剝削問題才能被真正改善。
這樣一個左翼的勞工政黨，並不會將自己的綱領縮限於勞權議題與學權議題，而是會豎立反壓迫的大傘，將各式進步的社會運動——包括但不限於移工議題、環境正義、民主權利、女權和性平運動——囊括至其中，以此尋求最大公約數的受壓迫者之團結。
在「工學聯合」的框架之下，學生得以成為勞工激進化的引信，而勞工激進化的情緒將回過頭來感染更多學生，學生也就能展開更廣泛的工作，形成辯證的、正向的迴圈。只要能持續累積基層大眾的關注與支持，並且培育更多願意投入反壓迫抗爭的階級鬥士，就代表我們離建立勞工政黨又往前邁進了一步。
我們要強調，革命左派的政治倡議與基層進步組織的建立完全不矛盾，兩者不僅可以同步進行，更是彼此相輔相成。若「工學聯合」能順利使勞工與學生團結起來，那我們就能在學生社團與進步工會中紮根，進而展開對勞工與學生的宣傳工作，為台灣左翼勞工政黨的誕生做好準備。
[1] 艾瑞克‧霍布斯邦（E. J. Hobsbawm），《極端的年代：1914-1991（下）》。 王章輝、張曉華、賈士蘅譯。台北：麥田出版，2020。
[2] 第四國際，〈世界青年的激進化與第4國際的任務－1969年4月第4國際世界代表大會決議〉。《國際社會主義評論》7、8月號。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1969。
[3] 霍布斯邦指出，學生「不但在政治上具有爆炸力的激進作用，他們向國內外表達其對社會政治不滿情緒的方式也頗為不凡（來源同註解1）」，這說明了學生投入工運所造成的影響絕不僅限於人數上的增長。
[4] 這並不是說，只有勞工階級家庭出身的學生才會參與勞工運動，事實恰好與之相反，多數會投入工運的學生，往往具有相對較好的家庭背景。
[5] 來源同註解2。
[6] 詳見我們的專文：〈「將舊世界拋在腦後」——回顧五月風暴〉。
[7] 安藤丈將，《新左運動與公民社會：日本六○年代的思想之路》。林彥瑜譯。新北：左岸文化，2018。
[8] 任雪麗（Shelley Rigger），《從MIT到中國製造：臺灣如何推動中國經濟起飛》。馮奕達譯。桃園：春山出版 ，2023。
[9] SACOM寫作小組，《SACOM作為地標：中港兩地「工學聯合」行動經驗》。台北：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 ，2023。
[10] 陳敬慈，〈從碼頭罷工到雨傘運動，談工學聯盟的起與落〉。端傳媒，2019。
[11] 這也是為什麼工運代表人物毛振飛曾經在2017年感慨，同志遊行可以得到20萬人響應並上街，但工運卻缺乏足夠的年輕人。
[12] 詳見我們的專文：〈天安門大屠殺33周年，中國革命運動仍未終結〉。
[13] 看看當代年輕人的流行詞彙，諸如社恐、I人幾乎成為多數年輕人的「標配」，這種自我宣稱實際上也為拒絕集體性活動提供了依據。
[14] 羅伯特．貝拉 （Robert Bellah），《失序的心靈：美國個人主義傳統的困境》。葉品岑譯。新北：八旗，2023。
[15] 托洛茨基（Leon Trotsky），〈法國往何處去？〉。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1934。
[16] Cagli, E. 「Anatomy of the Petty-Bourgeois.」Marksist Tutum, 2006.
[17] 托洛茨基（Leon Trotsky），〈關於論文《統一與青年》〉。展望譯。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1934。
[18] 來源同註解17。
[19] 來源同註解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