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eni Mitsou（希臘，Xekinima）

譯者：李紅光、得勝、蘇思先、魏嘉成

 

在國際主義立場於3月30日至4月3日所召開的最近期會議中，其中一場的重要討論主題是「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這是一場極為重要的討論，因為身份政治正滲透進各式各樣的左翼陣營，其表面雖然看來極具激進性，實則僅是當代改良主義的一種形式。

這場討論基於三篇不同的文本，由Eleni Mitsou、Ciaran Mullholland和Lucy Simpson三位同志所撰寫，三者內容也互為補充。當時的會議已對這三篇文章所闡述的觀點大致達成共識，這些文本也將於近日以單篇形式陸續發表。根據國際協調會議的決議，這三篇文本最終將合併為一篇較短版本的文章，並提交至整個國際組織內部進行討論與修訂。等各國支部完成內部討論後，便將召開一次由上屆會議代表參加的特別會議，以做出最終決議。

我們首先發表的是希臘姐妹組織Xekinima（開始）的Eleni Mitsou同志所撰寫的文章《身份政治及其在左翼危機中的角色》。

 

身分政治在當代左翼群體的政治分析理論中佔據了主導地位，尤其是在無政府主義陣營中更為顯著。此外，許多關注政治，但不一定有參與過政治組織的年輕人，也同樣（有意識或無意識地）使用身份政治概念的語言和分析方法。

身份政治理論主要在左翼與勞工運動退卻時期被廣泛傳播，特別是在1990年代。在2008年金融危機抗争失敗後，身份政治在南歐與全球其他地區迅速擴散。

身份政治理論在某些層面上具有一定的正面貢獻，但整體而言，其作為分析和行動的方法，卻未能幫助工人階級、群眾運動和左翼取得進展或發起反擊，反而還加劇了左翼及運動的危機。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身份政治理論現在也被極右翼勢力所廣泛利用（儘管他們使用的辦法顯然不同，是用於攻擊社會中受到壓迫的群體），或現有制度的政治代表在符合自身利益時採用。一個典型例子是美國民主黨呼籲婦女和有色人種基於所謂的「共同」身份投票支持賀錦麗，或是過去為歐巴馬造勢時也用過這種論調。

 

身份政治的起源

身份政治並非一套連貫的理論，其一些基本觀念源自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美國社會運動中的邊緣群體。首次使用「身份政治」一詞並被視為該思潮創始者之一的康貝河集體（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簡稱CRC），其為一個黑人女權主義者團體。該組織成立於1974年，於1980年解散，其核心成員從未超過15至20人，儘管參與其會議和活動的人數可能更多。當時，該集體僅在部分激進分子和學術圈內為人所知，影響力非常有限。

CRC作為黑人女權主義者（其中許多人也是公開的女同性戀者）的獨立組織，正如其成立聲明所寫到，存在目的是為了回應黑人女性在由白人女性主導的女權團體中遭遇的種族主義，以及在非裔美國人團體中遭受到黑人男性的性別歧視。

當時的運動中明顯存在著性別歧視與種族主義，種族主義自美國建國以來就是國家結構的一部分。針對非裔美國人的歧視性法律直到1966年才被終結（當時所有吉姆·克勞法案被推翻）[1]，並有相當一部分白人美國人支持且參與了非裔美國人的民權運動。然而，這種種族主義是資本主義體制有意培養和推廣了兩個多世紀的現象，其遍及整個社會，包括在部分團體與運動中也都存在著。雖然性別歧視問題在美國非裔社區中各有不同的歷史背景因素（如奴隸制度），但也同樣盛行。

然而，選擇基於「黑人女性」這樣的身份建立起獨立組織，並以此為核心發展政治立場，絕非唯一的選擇。舉例而言，作為當時最著名且有影響力的黑人女性行動者之一的安吉拉‧戴維斯（Angela Davis）就是如此[2]。她在當時是很多運動的先鋒，也同時是美國共產黨成員。她選擇了以階級作為政治實踐的出發點，而不是「黑人女性」這個身份。這種階級取向並沒有絲毫限制她積極參與非裔美人（民權）運動或黑人女性運動。

另一例是黑人女權主義者弗洛林斯·肯尼迪（Florynce Kennedy），她是女權黨和全國黑人女權主義組織的共同創始人。肯尼迪曾說道：

 

「『黑鬼化』（niggerization）是總體壓迫現象的結果，這種狀況不僅會發生在黑人身上，老人、窮人和學生可能也會被另類的『黑鬼化』。當然，不同群體受到壓迫的嚴重度可能有所差異，但我們必須停止去比較各自傷口的大小，轉而對抗這個在你我身上劃下傷口的體制。」[3]

 

身份政治在1990年代大規模勞工和社會運動退潮時獲得更廣泛的傳播與影響力，主要由美國大學的知識分子和學者將其理論化並進一步發展。正是在那個時候，CRC（雖已不活躍）及其他身份政治理論家或團體開始為人所知。

如今，身份政治已成為大學社會學、人類學、性別研究等領域的教學內容。身份政治雖關注不同社會群體的壓迫，但其之所以能納入學術課程，主要原因就是因為身份政治並未對現有體制構成實際威脅。相反，身份政治本質上仍根植於資本主義體制之中，其對政府、制度的批判，最終只能淪為幫助現有體制釋放社會壓力的一種洩壓機制。（譯者註：即由於身分政治無法有效看到資本主義制度下造就各弱勢族群受壓迫現況的根本現實成因，並且不願與其他受壓迫族群，尤其未與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下扮演核心地位的工人階級進行徹底的聯合抗爭，因此身分政治既在不會對現有體制造成實際威脅的情況下，又能使其各群體透過參與身分政治運動而獲得自我滿足感，從而就成為所謂的「洩壓機制」。）

1979年4月下旬的一場活動中，芭芭拉‧史密斯手持擴音器，抗議當年頭幾個月發生的九起有色人種女性被謀殺的案件。（攝影：艾倫舒布 / 艾倫舒布遺產提供）

 

身份政治的一些關鍵要素

人類天生擁有多種類型的特徵和身份。然而，身份政治理論認為，在所有這些特徵和身份中，存在一個主導且「定義」每個人的「主導身份」。例如，作為女性、LGBT人士、黑人、移民等身份。

根據身份政治理論，一個人的主導身份與其所經歷的壓迫、遭排擠經驗或是「特權」（這是身份政治理論中的用語）有關。例如，一位黑人的身份與他因膚色所遭遇的種族主義相聯繫，而一位白人男性的身份地位則受「白人膚色特權」影響，因為他不會因膚色遭受種族歧視。

身份政治也主張，一個人或社會群體的身份往往不是由單一主導特徵決定，而是由多個主導特徵以及伴隨這些特徵的壓迫（或特權）共同構成。例如說，黑人女性的身份是由她作為女性（遭性別歧視）和作為黑人（遭種族歧視）所承受的壓迫和排斥構成。一位黑人、跨性別、移民女性的身份則由她作為跨性別女性（遭恐跨歧視）、黑人女性（遭種族歧視）及移民（遭排外主義攻擊）所經歷的壓迫和排斥共同組成。

在身份政治理論的脈絡中，存在著一種非正式的壓迫者階層，其劃分方法是基於該壓迫者對某一身份相關的壓迫問題和排斥程度。例如，白人男性所承受的壓迫少於白人女性，因此被認為享有「白人男性特權」。白人女性所遭受的壓迫和排斥少於來自巴爾幹半島的白人移民女性，因此前者相對於後者享有「特權」。同時，她們兩者又都比黑人移民女性遭受的壓迫、偏見和排斥更少。本文後續將對「特權理論」進行更深入的探討。

在身份政治的邏輯下，遭受多重壓迫的社會群體在建立反抗其所受壓迫的抗爭時，必須以自己的主導身份為基礎建立組織。黑人必須以「黑人」的身分來組織，女性以「女性」的身分來組織（或黑人女性以「黑人女性」的身分、拉丁裔女性以「拉丁裔女性」的等身分來組織），LGBT人士以「LGBT」或各自的性取向與身份為基礎來組織，依此類推。每個「多重受壓迫」的社會群體都必須獨立進行抗爭，來達成自身目標。這些目標通常包括爭取「能見度」、使用「包容性語言」、在各機構單位中獲得「代表權」（例如透過保留席次制佔有一定比例的人數參與）等等。

這種模式的一個典型例子，即可見於CRC的成立宣言中。該團體將終結黑人女性受壓迫的鬥爭視為一場獨立的抗爭，並認為其他所有類型的鬥爭都是「別人自己的事」[4]：

 

「我們意識到，唯有我們自己，才真正關心並持續為我們的解放而奮鬥。我們的政治源自對自身、對姐妹們與對這著社群的健康之愛，正是這份愛使我們持續前行，繼續奮鬥。我們將視野聚焦於自身的受壓迫處境，便是在體現身份政治的概念。我們相信，最深刻且最具潛力的激進政治抗爭，必然源自我們的身份，而非去終結他人所受的壓迫。」（粗體為筆者所加）[5]

 

有些身份政治組織和運動主張，其運動和抗爭應完全獨立於其他任何的運動；而另一些組織和群體則認為，受壓迫者之間應該互相團結合作。

例如，CRC的創始成員芭芭拉·史密斯（Barbara Smith）在2002年接受《This Bridge Called My Back》一書的訪談時說[6]：

 

「但歸根究底，任何形式的分離主義都是死胡同。這種觀點雖然有助於凝聚身份與集聚力量，但我認為，最強大的政治力量是涵蓋廣泛利益的聯盟型政治行動。任何一個受壓迫群體，都無法單靠自身力量來推翻一個體制。圍繞具體議題組建有原則的聯盟非常重要，而你也不一定要去喜歡或愛你結盟的人。」（粗體為筆者所加）

 

我們將在本文稍後部分再次探討各運動之間團結的問題，以及這個議題真正的含義。

 

被邊緣化的階級論述

本文所述意義下的「身份」概念固然真實，然而它們並不能構成革命政治行動的根基。

身份政治理論的根本問題在於其將階級論述被邊緣化。一個人的經濟背景與所屬社會階級被身分政治視為是次要因素。階級條件被其視為僅是眾多「身份」中的一種，卻從未被視為決定性／根本性的要素！

根據身份政治理論支持者在政治光譜上的位置不同，對階級的重視程度也或多或少會有所差異。然而，身份政治的擁護者並不將資本主義視為一個存在著多種形式與不同壓迫程度的階級體系。

他們把資本主義看作是「壓迫性系統」，或是重疊交織的多重壓迫性體制，卻不理解階級壓迫是一切壓迫與剝削根源的最關鍵角色。

CRC當中有部分的女權主義者自認為反資本主義，甚至是社會主義者。我們予以肯定：

 

「我們意識到，若要解放所有被壓迫人民就必然需要摧毀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以及父權制的政治經濟體系。我們是社會主義者，因為我們相信勞動的意義在於為勞動者們共謀福利，而非淪為資本家的利潤；物質資源必須在創造這些資源的勞動者之間平等分配。然而，我們並不認為一場未同時兼具女權主義與反種族主義性質的社會主義革命能夠保證我們的解放。」

「雖然我們基本上同意馬克思所分析的那套特定經濟關係理論，但我們知道，必須進一步擴充他的分析，才能理解我們作為黑人女性所處的特殊經濟處境。」

 

然而，即便是她們，處於身分政治中左翼（甚至是極左翼），並積極參與運動的女權主義者，也未能充分理解階級在資本主義中的關鍵作用，以及階級壓迫／剝削正是資本主義賴以建立的根基。

以上CRC的論述還顯示，他們對社會主義缺乏正確認識──他們或許將社會主義等同於蘇聯的史達林主義體制。首先，一個仍充斥性別歧視與種族歧視的社會，不可能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其次，社會主義革命並不能在一夕之間就消除種族主義和性別歧視，但其能根除造就這些歧視現象的階級剝削根基，並通過正確的政策，讓社會在短時間內取得巨大進步。當然，這並不意味著為社會主義而戰就不是同時進行反種族主義和女權主義的鬥爭，這一點我們將在後文繼續探討。

那麼，身份政治對總體社會與資本主義的分析會導向何處？那種將階級壓迫與其他形式壓迫視為「同等層次」的理論概念，無論其本意如何，都會導致一種去階級化的分析結果，而這將對左翼產生嚴重的後果。

CRC的創建聲明說：

 

「在《姐妹的力量》（Sisterhood Is Powerful）一書的導言中，Robin Morgan 寫道：『我完全想不出白人異性戀男性能擔當何種革命角色，因為他們正是反動、既得利益和權力的化身。』作為黑人女權主義者和女同性戀者，我們知道自己肩負著明確的革命任務，並已為未來終生的工作和鬥爭做好準備。」（粗體為筆者所加）

 

「白人異性戀男性」被視為一種內部成員性質毫無差異的群體，他們的社會定位完全取決於膚色、性別和性取向等條件，因而被歸屬為壓迫者一方的陣營，階級因素卻被完全忽略。這段話寫於美國正被許多大規模罷工運動震撼之際，例如1969–1970年通用電氣公司164,000名工人的102天罷工、同時期的礦工罷工，以及在公務員罷工仍屬非法的1970年、210,000名郵政工人的罷工。彼時反越戰的大規模運動也在進行。所有這些運動中，白人男性的參與度極高，這也反映了美國人口結構的現實狀況。然而，CRC卻只認為白人男性屬於是反革命的壓迫者。

白人異性戀工人階級男性無疑在當時（以及今日）多多少少帶有性別主義、種族主義等態度，即使他們大多未必自覺這點。但這並不否定在適當條件下，他們能夠（並且可以）發揮革命性的角色。當然，也絕不意味著應該將他們歸為敵人陣營。從1917年俄國革命、1919及1923年德國革命、1936年西班牙內戰、1968年五月風暴到1970年代的革命事件當中，那些參與運動的工人階級也從未是一個「純潔無瑕」的群體。他們從未完全擺脫資本主義之下的壓迫性、等級制和分裂式思想，如性別歧視、種族歧視、恐同心態等，更不可能完全擺脫宗教信仰和迷信。

馬克思指出，工人階級（無論白人、黑人、男性、女性等）是唯一有能力推翻資本主義的階級，這個論點並非認為工人階級在道德上具有任何更優越的身分，而是正視他們在經濟和生產關係中的關鍵地位。若因性別歧視、種族主義、恐同等觀念和態度而排斥工人階級中的大部分人，最終會使推翻資本主義所需的階級力量難以集中。這並不意味著我們要對那些落後的觀點進行妥協；相反地，我們必須同時與這些落後思想和行為作鬥爭，並致力於建立最廣泛的工人階級團結力量。

西班牙革命中的戰士。（圖片來源：mutualaid）

 

跨階級陣線？

在女性主義圈子中，常見的一個討論是女性運動是否應該跨階級組織——換言之，不論階級背景如何，都能一起發動和參與行動。當然，這不僅僅存在於女性主義內部，所有多重被壓迫的群體都面臨相同的爭論。

按照身份政治的思路，答案通常是肯定的，因此身份政治與資產階級女權便在此相遇。身份政治假定，所有女性都有共同的壓迫與歧視經驗，也有共同利益；因此，無論屬於哪個階級，女性都應該為共同的女性主義訴求團結起來。畢竟，如同前述，對身份政治而言，階級只是一個與其他身份並列的「屬性」，並非決定性。那麼，這種觀點在現實生活中如何體現？

2016年，我們Xekinima支持並參與了雅典公交巴士（OSY）女性合約清潔工的鬥爭。她們的工資已被拖欠4到6個月之久，於是發起無限期罷工，每天都在公交巴士車庫的糾察線上捍衛工作、防止資方找破壞罷工的臨時工頂替。OSY的女性主席，由當時執政的激進左派聯盟（SYRIZA）任命，也自稱是女性主義者，但她不斷施壓，要求清潔工在未拿到薪資的情況下復工，並威脅和勒索她們。對這些移民出身、在希臘缺少「支援網絡」、生計問題嚴重的女性而言，她的做法與言論簡直令人憤怒。那年三八婦女節遊行前，OSY主席來找清潔工的隊伍，想要達成某種「和解」以便在女權遊行的框架下一起遊行，結果直接惹怒了清潔工們！顯而易見，清潔工們無法與一個以「我們都是女人」為由，向她們施加難以承受的壓力，要求她們停止罷工、重返工作崗位（儘管沒有工資）的人一起遊行。很顯然，工人們不可能因為「都是女性」，就和一直以來壓迫她們、要她們無薪復工的資方代表一起遊行。她們不可能在任何基礎上跟她結成什麼共同鬥爭的情誼。若左翼採納這種跨階級的身份政治路線，也許會贏得部分小資產階級或資產階級女性的同情，但絕難改變世界。

同樣的，在經過身份政治分析後，左翼也往往會認為，任何有色人種、或羅姆人等群體的成員，只要取得了某個高位或權力，就象徵這整個群體向前邁進了一步——也就是，對所有女性、所有黑人、所有羅姆人都是一項進步。

當歐巴馬（成為美國第一位黑人總統時，許多人都認為，所有非裔美人的處境會因此更進一步。然而，從2008到2017年歐巴馬任內，種族主義不但沒有減少，被警察射殺的黑人案件更未見下降。事實上，歐巴馬任期內被警察射殺的黑人數量創了新高，這也導致了2013年BLM運動的興起。同樣地，梅克爾（Merkel）當德國總理，或梅洛尼（Meloni）成為義大利總理，德國與義大利女性的地位也沒有因此改善，也沒有減少性別歧視與性別暴力。

歐巴馬、梅克爾、梅洛尼，或是英國第一位印裔移民後代的首相蘇納克（Rishi Sunak），不僅沒有真正改善黑人、女性、移民等族群的處境，反而都在執行各種緊縮政策，侵蝕全體勞動大眾的生活與權利。雖然歐巴馬或蘇納克曾面臨種族歧視，或是梅克爾與梅洛尼面臨性別歧視，但在資本主義體系下，任何身居要職、位居統治階級的人，都一樣毅然捍衛其階級利益。不論他們的性別、膚色、國籍、宗教等背景，他們都一樣選擇捍衛階級利益，毫不猶豫地壓迫大眾，包括同屬那個「多重被壓迫」群體的成員。

 

誰是敵人？（一）

許多身份政治的學者詳細描述了不同多重受壓迫群體的處境。在此層面上，他們確實提供了一些重要貢獻，讓人更深入地理解這些群體的歷史、經驗與問題。譬如，美國黑人或拉丁裔女性與白人女性所承受的壓迫與歧視並不相同，身份政治的分析確實促使人正視這點。同樣地，在希臘，羅姆女性或黑人希臘年輕女性（移民後代）所承受的壓迫，就不同於「白人」希臘女性。

關於壓迫經驗差異的一個具體例子，來自美國對女性身體自主權的討論。對大多數白人女性而言，身體自主權聚焦在墮胎合法化。對工人階級及貧困女性而言，還包括要在公共醫療體系中獲得免費墮胎的權利。然而，對非裔美人女性，以及印第安、拉丁裔等女性而言，身體自主權還牽涉到結束強制結紮的鬥爭。美國政府曾補貼貧窮群體進行結紮，這些措施主要針對有色人種，尤其是有色女性，並且常常在當事人不知情（例如在生產後）或不同意的情況下進行，或是透過終止福利等手段進行脅迫。據估計，在20世紀的美國，至少有70,000到100,000人被強制結紮。

對各種歷史與不同層面、程度的壓迫與歧視有更深入的理解，理論上可能帶來更廣泛且團結的社會運動。但實際上，身份政治並沒有帶領人們走向這條道路。

儘管身份政治詳細描述了不同群體的壓迫經驗，卻並沒有嘗試解釋這些壓迫的起源，也不解釋它們為何存在；更沒有指出，這些在社會中共存的多種壓迫，是如何被資本主義體制透過教育、媒體、主流文化、教會、法律等方式蓄意培養與再生，以達到「分而治之」、最大化其剝削與利潤的目的。身份政治也忽略或看不到，決定誰是統治階級的關鍵並不是性別、膚色、種族等，而是財富以及對生產工具的擁有。

換用凱南．馬利克（Kenan Malik）的例子來說，美國的黑人並不是因為「黑人」這個膚色而成為奴隸；而是奴隸制度的存在使得「黑人」這個「種族」以及與之相關的「劣等性」成為藉口，來合理化並正當化對他們的奴役，而奴隸制度背後的最大受益者是統治階級。

因為身份政治並不認為階級壓迫是核心，因此也不會主張全球受壓迫者應該團結並共同對抗資本主義——這個生產並再生各種壓迫與剝削的制度。

即使在CRC宣言這樣的文本裡看似對資本主義及其推翻有所提及，事實上也只是空泛的表述；因為從整體分析來看，這些論點和其餘的身份政治觀點是矛盾的——即便CRC的成員確實希望（理論及行動上）能為推翻資本主義、建立社會主義社會做出貢獻。但身份政治本質上並不是革命政治。

有人也許會辯解：很多接受身份政治分析的組織都強調受壓迫運動彼此之間的團結。

我們前面提到了CRC創始成員芭芭拉．史密斯（Barbara Smith）的話：

 

「但最終任何形式的分離主義都沒有出路……我認為最強大的政治，仍然是能夠涵蓋廣泛利益的聯盟政治。沒有一個受壓迫群體能夠單獨推翻整個體制。在特定議題上形成有原則的聯盟非常重要。你不見得要喜歡或愛與你結盟的人。」

 

然而，「在某個特定運動或某個議題上相互支持」與「在共同目標及共同鬥爭下結合」是兩碼事，尤其是像「推翻資本主義」這樣的共同目標。運動之間的聲援固然很重要，但它無法取代「推翻壓迫者體制的共同目標與共同鬥爭」。因為要推翻資本主義，需要一個政治綱領，指明如何落實推翻並為未來的替代權力——工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的權力——做好準備。這就需要一個（左翼的）革命政治力量，而這恰恰是身份政治所欠缺的。

在前面提到的案例裡也能看出。芭芭拉談到在特定議題上的合作以推翻一些壓迫結構，但她在那篇長篇訪談中並沒有談到不同運動之間的協調，也沒有談到建構一個旨在推翻資本主義的政治力量。

身份政治作為一股思想潮流，基本上是改良主義的。它非常強調特定的社會運動，但同時也低估了工人運動——後者是所有群眾運動裡面最具有動員力且最能團結各個群體的運動。工人階級運動是最有力量的運動，也因其在生產領域的地位，能夠發動推翻資本主義的行動。身份政治則將左翼視為由多個「獨立」運動所組成，而這些運動各自平行前進、偶爾交會，卻並未真正團結起來，形成一股革命政黨。

也如前所述，在身份政治之中，並沒有「革命政黨」這樣的概念，用以協調並領導工人運動；和階級革命政治相較，身份政治尤其是在當代，並不關心如何將經濟權力從富豪精英轉移給工人階級與被壓迫群體，也不真正關心推翻這個壓迫體制、建立並逐步發展成共產主義的社會主義社會。身份政治更側重的是，在現存的權力機構中，如何讓更多不同性別、膚色、出身、性/別取向的人被納入、或更能被「代表」；這樣的「包容」性並不能從根本上挑戰或動搖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結構，儘管其論述裡常提到「反體制鬥爭」。

 

誰是敵人？（二）

「特權」（Privilege）這個概念在身份政治的討論與文本裡已流傳多年。然而，真正將它系統化並理論化的是佩姬·麥金塔（Peggy McIntosh）。

儘管這並非麥金塔本意，但其「特權理論」卻進一步強化了身份政治所固有的傾向：過度強調「壓迫」與「特權」，最終導致各受壓迫群體彼此之間的對立。在英國、美國以及其他地方的學術界與運動中，「check your privilege」（看看你的特權）這句常用語，讓個體身份的差異本身成爲辯論或質疑的「理由」，用以排斥不同意見。

比方說，一位白人學生若批評法農[7]，可能會被她的大學教授當場打斷：「還是讓有色人種來講比較好」（真實事件）。或是一場男女之間的政治爭論最後可能變成「你是男性，所以你就是性別歧視者」，即便那位男性的論點或行為並沒有性別歧視要素。我們也能看到類似的邏輯，被系統用來反對對以色列種族滅絕巴勒斯坦人的任何抗議或批評——統治者直接貼上「反猶主義」的標籤加以撲滅。讓我們看一個例子：如何透過身份政治中的「特權」與「壓迫/排斥」概念，建構一個「金字塔」。一位白人異性戀男性比白人同志男性更有特權；而這兩者作為男性，又比白人女性更有特權；白人女性又比來自巴爾幹的白人女性移民更有特權；而這幾方又比黑人女性更不受壓迫，等等。

在這條冗長的特權/壓迫序列頂端，就是所謂的白人順性別異性戀男性。他被視為享有最多特權，也是所有其他社會群體所遭遇之壓迫的加害者或受益者，因此代表著性別歧視、種族主義、恐同、殖民主義與奴隸貿易（針對美國和歐洲殖民列強）等一切不公，同時從這些體制中獲益。

弗朗西絲．肯德爾（Frances Kendall）說：

 

「任何享有種族特權的人（所有白人都符合此描述），並且因此能運用權力將自己的偏見制定成法律，就定義上而言都是種族主義者，因為我們從一個種族主義的體系中受益。」

 

而CRC的成立文本同樣說：

 

「… 白人異性戀男性 [….] 就是反動既得利益權力的化身」。

 

在身份政治的語境裡，一個白人順性別異性戀男性，不管他是街頭清潔工還是媒體大亨，似乎都不重要；不論他是窮人還是億萬富翁，似乎也不重要。事實上，一位貧窮的白人順性別異性戀男性，和一位貧困的女性勞動者、或者移民的黑人，他們的共通點遠多過他們差異。但在身份政治看來，他最重要的特徵就是「白人、順性別、異性戀」這個身份，並因此自動成為父權與對女性的暴力、對移民的種族歧視、殖民主義與奴隸貿易罪行的象徵與受益者。

的確，比起有色人種，白人男性——即使他很貧窮，在美國也更不容易被警察射殺，也遠不及女性可能成為强暴與家暴的受害者。然而，這些本應該是「基本人權」的東西（免於被警察任意射殺，免於被毆打、强暴）卻被視爲「特權」，並因為白人順性別異性戀男性擁有此「特權」，就被視為站在壓迫者一邊。

但若因此將所有壓迫都歸咎於白人順性別異性戀男性，不管他們的階級與經濟狀況如何，並把他們定義為主要敵人，就等於將真實的壓迫責任從統治階級及其政府身上移開。如此一來，目標就不再是指向那些製造一切剝削與壓迫的「資本家統治階級及其體制」，而轉而針對「白人、異性戀……」等錯誤的靶子。

珮姬．麥金塔在《白人特權》（White Privilege: Unpacking the Invisible Knapsack）（1989）這篇奠定「特權理論」基礎的代表作裡，雖然提到「改變體制」，但她所說的並不是推翻資本主義及其階級結構；她沒有探討如何廢除極少數精英掌握財富與權力、使大眾與窮人受壓迫的政治經濟架構。她只是希望讓現行權力體制能夠更「包容」，接納更多受壓迫群體的代表：

 

「儘管改變體制需要很多時間，但如果我們每天都能更清晰地意識到自己作為淺膚色人士所享有的特權，那麼，我們會如何運用這樣的知識？如同我們從觀察男性得出的經驗，我們也不確定自己是否願意利用這些無意間得到的優勢，去瓦解隱蔽的特權體制；我們會不會願意利用這個不公平分配給我們的權力，去嘗試在更廣泛的基礎上重構權力體制？」

 

讓我們再舉一個愛爾蘭與一個希臘的例子，看「特權理論」和身份政治是如何轉移焦點，並使我們錯失真正的主要敵人，反而將意識導向錯誤方向。

當年北愛爾蘭貝爾法斯特舉行的第一次同志遊行只有100人參加，遊行路線也保密，以防止有心人士破壞。同志驕傲遊行（Pride）始於憤怒的示威，是反對歧視，爭取LGBTQ+群體的完全平等的運動。最初的活動通常規模較小且孤立。20年閒，同志游行每年的參與人數逐漸成長到1萬人，大型企業和資本主義政黨在這些如今顯然是跨階級的活動中佔有顯著地位。

同志遊行的組織者逐漸開始試圖邊緣化激進的聲音，但今年（2025年），親資本主義政黨因爲他們反對給與跨性別青年提供青春期阻斷藥物的立場而被禁止參加北愛爾蘭的所有同志遊行。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但其意義顯而易見：北愛爾蘭的親資本主義政黨是宗派分裂和長期貧困的主要原因，是他們把工人的工資漲幅壓在低於通膨水平、削減醫療和教育服務，但這些事實過去對同志遊行的組織者來說都不是問題。這些政黨在同志遊行中展示自己的新自由主義時，完全沒有人挑戰他們。

LGBTQ+運動的左派人士是呼籲禁止親資本主義政黨的呼聲最高的群體，但他們在其他方面與主流運動並沒有大的區別。相反，他們聲明說，如果這些政黨同意提供青春期阻斷劑，他們歡迎這些政黨參加遊行。他們重點關注跨性別群體的「特殊壓迫」問題，而階級問題則被邊緣化。

在希臘，一個偏「左翼」（即偏希臘激進左派聯盟）的報紙《編輯者報》（Journal of the Editors）上刊登了一篇名為《父權的豁免權》（The Immunity of Patriarchy）的文章，主要在討論前新民主黨（右翼）農業部長阿夫根納基斯（Λ. Αυγενάκης）在2024年夏季於機場對一位男性機場員工施以肢體與言語暴力（機場攝影機有拍到）一事。

該文章的分析如下：

 

「掌權的男性攻擊了一位勞動的男性，並在旁人試圖勸阻時拿自己的權力及豁免權說事，這顯示出父權的擴散，和霸權陽剛氣質（hegemonic masculinity）對於被邊緣化的次要陽剛氣質的貶抑與壓制。」

 

「政府應該意識到，不該採行那些服務於父權社會結構、並讓性別、階級和種族成為社會與語言系統中主導地位的政策。所謂制定政策，不只是制定法律框架，也包括正式與非正式教育的範疇。」

 

這篇文章完全忽略了阿夫根納基斯作為新民主黨部長、服務大資本的背景，也忽略了他對工人收入、權利與自由的攻擊與其傲慢到在公眾場合威脅和毆打工人。作者只把這一切歸結為「霸權陽剛氣質」與「次要陽剛氣質」之間的對抗。

這樣的分析，不但沒有指向組織與鬥爭以對抗政府及其政策，反而呼籲新民主黨政府採行「不再滋養父權」的政策！作者提到的「政府」並非獨立於階級的機構，它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並由當前的執政黨來管理。

再看另一個例子：在某些前殖民地與開發中國家，獨裁或威權政權對其國民進行殘酷的壓迫與剝削，但身份政治——尤其是那種將「白人」視為主要敵人的觀點——往往忽視、甚至為這些政權開脫。因為在他們看來，這些政權也是遭白人殖民主義或帝國主義壓迫的「受害者」，或是在跟強勢帝國對抗，因而我們必須避免批評它們。

於是，在這些情況下，身份政治就和史達林主義左翼中某些勢力的傳統相結合，保護了卡達菲（利比亞）、阿薩德（敘利亞）、伊朗神權政權，以及真主黨、哈瑪斯等資本主義-宗教政黨。如此一來，資本主義與階級分析通通被拋諸腦後。

（圖片來源：Katie Blackley / WESA)

 

女性主義領域中的身份政治

在女性主義領域，身份政治的主導地位在當今清晰可見。其後果之一就是一系列錯誤的結論和立場，這些結論和立場從運動的利益角度來看是危險的。然而，由於篇幅所限，我們僅詳細討論一個例子：當一位女性舉報虐待或騷擾時，我們應該毫不猶豫地相信她，理由是：「女性不會在這些事情上撒謊」。

根據這種觀點，女性的投訴不需要客觀地調查，因為這相當於審判受害者，是一種父權的虐待行為。

毫無疑問，女性對性別暴力事件的投訴絕大多數都是真的。事實上，在我們的社會，因爲女性從小被灌輸，女性被虐待是自己的錯，她們發聲時會受到懷疑，甚至必須承擔部分或全部責任等等 ，對於一名女性來說，去發聲、去處理這些確實可說是二次傷害的質疑，確實需要很大的勇氣。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所有指控都必然屬實。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女性並不具備某種「特殊品質」，使她們從不撒謊。這對於所有遭受多重壓迫的族群都是如此。。

我們有的同志，通過參與女性主義、LGBTQ+運動與反對性別暴力的運動，幫助了許多有孩子的女性離開家暴。我們支持那些有勇氣走上法律程序的暴力受害者，我們在發生强暴未遂事件的社區開展活動……等等。我們還從隊伍中剔除那些參與性別暴力的人，教育了有些沒有意識到自己某些行為（無意中）帶有性別歧視的同志們。

但是，我們也曾經遇到虛假投訴的情況。有些是故意的。例如，我們曾在一個工作場所組織過一場維護女工權益的活動，結果在鬥爭勝利後才發現，投訴人利用我們獲得了優厚的待遇，並在工作場所獲得了更好的職位/工作。

在其他一些案件中，投訴與實際事件不符，但並不是出於詐欺的目的。例如，有一件投訴是因爲當事人精神健康問題引起的。

在土耳其，最近有一部影片指控一名男子性騷擾，引發了左翼和女權主義圈子的激烈爭論。該男子幾個月前剛加入革命青年大會（Devrimci Gençlik Meclisleri）。影片中，一群女性掌摑了這名被她們指控性騷擾的男子，並公開羞辱他；這段影片在社群媒體平台X上加了「曝光」（「ifşa」）的標籤，被廣泛傳播。

這部影片發布後不久，該男子就自殺了。

這種曝光最初是女權運動回應父權制司法體系的不足而發展的合法工具，但近年來，其形式和功能越來越受到爭議。尤其是在社群媒體上，公開羞辱的文化已經開始取代司法程序或轉型正義的問責機制。這模糊了自衛與懲罰之間的界線。這一發展不僅對女性主義鬥爭的方法提出了質疑，也揭示了受身份政治影響的以個人為中心的正義方法的局限性。

那麼，作為一項運動和組織，我們該如何處理這些投訴呢？首先，我們要高度重視並支持每位投訴人，但不能落入受害者普遍懷疑的陷阱。但無論我們與投訴人或被指控的施暴者的關係如何，在任何情況下，我們都有責任盡可能深入、客觀調查，並兼顧雙方的利益。

客觀調查首先是為了保護真正的受害者。其次，是為了維護女權運動和左翼的聲譽。第三，如果原則上我們必須相信每一件虐待指控，而不必客觀認真地調查每一起事件，那麼如果有一天我們的運動對體制和政府構成真正危險，那時一些有心的指控就足以使工會、社會運動、政治組織等的關鍵骨幹喪失能力，從而導致群眾運動及其鬥爭的混亂和士氣低落。我們今天可能遠未達到這種階級鬥爭的水平，但反映在群眾運動中的根深蒂固的思維不會在一夜之間改變，所以不能忽視這種危險。

我們當中許多人過去曾加入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當時我們並不認同這樣的做法：為了保護申訴人，申訴人的身份和對肇事者的指控都對組織，甚至對整個領導機構保密，只由一個監察委員會和少數領導幹部來處理。這種程序不透明，組織成員無法監督、介入並糾正可能出現的錯誤等等。此外，這些程序可能會對政治組織造成極大的破壞（正如後來在ISA中看到的現象）。在某些情況下，它們也可能被用來在政治上消滅異見等等。

 

為「形式」而犧牲實質

在許多以身分政治為基礎思考和行動的組織或運動中，以及在許多無論是真誠或虛偽地想要展現進步形象的領域中，人們常常過度強調政治正確的語言以及民選機構和負責職位中的配額。此外，人們還優先考慮創造安全空間且十分注重成員的個人行為。

當然，以上這些本身都不是壞事。問題在於如何運用它們，以及運用的平衡/比例如何；以及過分強調「形式」是否會最終犧牲實質。

2021年，由於某些政治組織堅持男女比例嚴格控制在50%左右，導致希臘塞薩洛尼基一場至關重要的反種族主義音樂節被取消。當時，極右翼勢力正在崛起，法西斯主義者在城市街頭重新集結；然而，取消整個音樂節的主要「政治」原因，在於無法在每個小組中都達到50%的女性比例！

2023年，反資本主義左派政黨「波里安納波達」（Poli Anapoda）在塞薩洛尼基組成的政治選舉聯盟，規定集體代表機構中女性成員比例不得少於50%。為了實現這一50%的精確比例，很多在運動中資歷深厚、能夠為集體代表/民選機構做出重要貢獻，同時又能擴大聯盟的受眾和號召力的人士，被排除在領導機構之外。這種一刀切的50-50模式勝利了，卻犧牲了實質。

就語言而言，反對種族主義、性別歧視、恐同等語言的鬥爭是一場真正的鬥爭，一直以來都是左翼勢力在進行的。舉一個典型的例子，在俄國十月革命後，第一次女工代表大會討論了性別歧視詞彙「baba」（老巫婆）是否應該被禁止。

過去幾十年，希臘一直在進行一場反對性別歧視語言、性別歧視笑話、種族主義笑話、恐同言論等的鬥爭，左翼組織和運動內部也是如此。事實上，從1990年代至今，我們確實取得了巨大進步，尤其是在有組織的左翼層面，也滲透到了社會各階層。當然，我們距離擁有一種擺脫性別歧視、種族主義和恐同情緒的語言，或是一種不冒犯精神病患者、殘疾人士等的語言，還很遙遠。情況不會有太大不同。總的來說，語言與社會意識程度息息相關。

今天，在希臘左翼和無政府主義者圈子裡，關於語言的討論主要涉及性別中立語言，這被（此類圈子）認為是最具包容性的語言形式。

在這裡，我們不關注中性性別是否是創造包容性的唯一方式的——我們認為這不是唯一的方式，而且在希臘語中這似乎不是最好的方式，因為它不被廣大社會階層，特別是工人階級和窮人理解。

我們只關注這樣一個事實：在太多身份政治提供理論基礎的地方，政治辯論已經成為「語言雷區」。未使用中性、使用錯誤的代詞、使用被認為「政治不正確」的詞語，都成了「否定」內容和發言者人格的藉口。他們表達立場的內容、個人的意圖和行動，都退居次要地位，遠遠落後於其所使用的語言。一個例子是，在2024年的一次會議上，一位女性同志（不隸屬於任何政治組織）遭到攻擊，她是女權主義聯盟（Xekinima也參與其中）的領導成員。這位同志在會議上誤稱了一位跨性別者的棄名。儘管這種情況是首犯（就在這次會議上），儘管該女性同志在其他數十次場合都正確地稱呼了同一位跨性別者，儘管這顯然是誤稱，儘管這位同志的政治活動一直以來都支持跨性別者的權利，但她仍然遭到集會中部分成員的攻擊和指責，指責她是恐跨。這個事件，與其他一些因素，最終導致了會議解散。

當然，沒有人可以免受批評和糾正。但我們的意思是，善意地指正與批評，以幫助個人理解他們的表達或言論為何可能冒犯某些社會階層或群體，並可能助長性別歧視、種族主義、恐同等觀念。以善意（而非攻擊性）的態度進行批評、解釋等等，對於工人階級、左翼以及整個社會而言，都是必要的，這樣才能幫助我們向前發展。但當一些人為了「錯誤」的語言表達而大動干戈，很明顯，他們已經脫離了現實，脫離了社會的需求，脫離了他們本應支持的階層。

無論「政治正確」語言的狂熱分子如何定義，他們常常用語言決定思維的偽科學論點來為自己的立場辯護。然而，這個理論（即薩丕爾-沃爾夫假說）多年來一直被語言學家視為過時且不合時宜的理論。語言是影響思考的因素之一，但它本身並不扮演主要或決定性的作用。

用來解釋為什麼諸如該假說錯誤的是一個常見例子：有些語言沒有語法性別（冠詞和名詞詞尾區分陽性、陰性和中性）。例如包括土耳其語、芬蘭語、亞美尼亞語等。如果根據薩丕爾-沃爾夫假說，那麽沒有語法性別的語言的社會應該比使用德語、義大利語、希臘語等有語法性別的語言的社會性別歧視程度更低，但事實上並非如此。

當然，我們不應該對個別情況下的性別歧視、種族主義、恐同等言論視而不見。相反，我們應該指出並與之抗爭——但我們抗爭的基調和強度始終取決於我們所針對對象的意圖、歷史、理解等等。同時，我們必須強調我們言論的實質，而我們所使用的語言（無論是口頭的還是書面的）首先要考慮的是，它是否能讓更廣泛的勞動人民和青年理解。學術語言在左翼和「極左派」圈子中佔據主導地位的現在，這一點遠非不言而喻。

我們致力於提升我們所呼籲的各階層的意識，唯有透過解釋、實例以及最重要的共同奮鬥才能取得成功。而非依賴社會大多數人難以理解的「複雜」表達方式。

 

身份政治與極右翼

上述內容已清楚說明了身份政治對國際左翼所造成的問題與局限。我們也需了解，為何身分政治會在不同社會或國家之中的特定時刻流行起來，其一即為工人運動衰退之時。當然，還有其他諸多重要因素，包括經濟、政治和社會上的普遍不確定性因素所致。當前全球正面臨所有的這些因素出現，川普當選則進一步加劇此時代的高度不確定性——新聞版面充斥著白宮動態與川普的每條推文，為事態加劇混亂和不安，導致數百萬人四處放縱言行與尋找替罪羔羊以求安慰。

正如我們所見，極右翼勢力往往在此期間趁虛而入。他們利用群眾所處的混亂狀態，以極右視角套用身份政治，煽動反移民、種族主義、性別歧視、恐同及恐跨言論。歐洲已有許多縱火、燒小商店、街頭攻擊甚至謀殺等暴力案件頻傳。

許多人以為身分政治只是左翼及左翼改良主義組織的專利或個別問題，但事實並非如此。極右勢力也以一種歪曲的方式利用身分政治理論，特別是為了分化工人階級。例如在愛爾蘭，他們高喊「愛爾蘭容不下外國人」、「愛爾蘭屬於愛爾蘭人」、「愛爾蘭人的生命也重要」等口號攻擊外國人。極右翼在愛爾蘭本是微小的勢力，卻透過此類口號操作引發大規模公共騷亂（如2023年12月的都柏林暴動與2024年夏季的貝爾法斯特暴動。這是愛爾蘭兩個最大的城市）。

在英國及其他地區，左翼在跨性別權利問題中陷入混亂。一些激進女權主義者，像JK羅琳之流，與英國工人黨的喬治·加洛韋（George Galloway）等左翼名嘴從根本上質疑個人有自行決定自身性別的權利。前公共服務聯合會（PCS）的工會總書記馬克·塞沃特卡（Mark Serwotka）曾說有人不讓大家辯論跨性別議題而遭到譴責。（譯注：他反對跨性別權利。）他們通常把女性能擁有安全空間的權利和其他議題與男性跨性別者的權利扯在一起、製造對立。這助長了極右翼勢力反跨性別論述的力度，並導致大眾對跨性別者態度嚴重惡化，英國仇恨犯罪統計與其他指標均證實了這一點。此例說明，當左翼觀點混亂分裂時，極右翼勢力便可進一步推進其綱領。

在德國近期選舉中，極右翼政黨德國另類選擇黨（AfD）獲得重大勝利，其得票率從2021年的10.4%倍增至20.8%。如今，AfD以152席成為該國第二大黨（僅次於保守派的208席）。執政的社民黨獲120席，左翼黨（Die Linke）則獲64席。AfD成為自納粹以來第一個在德國州級選舉中勝出的極右翼政黨。

AfD領袖艾莉絲·魏德爾（Alice Weidel）是一位同性戀女性，與斯里蘭卡裔伴侶交往。但她堅決反對移民與同性婚姻。其個人生活與政治立場的矛盾，需要我們運用極大的想像力才能夠理解。她聲稱，對LGBT+社群而言，最大的威脅是移民與伊斯蘭教，並自稱其之所以能獲得在該黨內的地位「並不是因為她『儘管身為同性戀，還能成功』，而是因為她『身為同性戀，所以能成功』」。此乃AfD的典型伎倆，即利用任何藉口妖魔化穆斯林與難民，甚至假裝拉上自己過往妖魔化的同志群體。

一般而言，極右翼政黨多由男性主導。然而，AfD由一位同性戀女性領導。許多其他右翼組織也刻意推舉女性領袖，以塑造「更柔軟的形象」。義大利首位女性總理喬治亞·梅洛尼（Giorgia Meloni）與法國國民聯盟前主席瑪琳·勒朋（Marine Le Pen）即為此例。

魏德爾的案例亦印證文前關於「階級」的觀點。魏德爾作為一位極其富有的同性戀女性，卻對其他受壓迫群體毫無同情。值得注意的是，歷史上首位公開出櫃的同性戀政治家是恩斯特·羅姆（Ernst Röhm），他是希特勒的親信、1931–1934年納粹黨衝鋒隊（SA）領袖。

英國記者阿什·薩卡（Ash Sarkar）最近在《星期日泰晤士報》訪談年輕音樂人山姆·芬德（Sam Fender），題為「左翼如何不斷搞錯身份政治，極右翼勢力正因此受益」。

芬德指出了一些有趣的觀點，他認為，不僅英格蘭北部的白人工人階級少年會被極右翼KOL（如安德魯·泰特之流）吸引，連倫敦市中心的有色人種青年也有同樣的傾向。

芬德觀察到，我們正在見證一種把階級邊緣化的身份政治理論崛起，而從中受益的是極右翼。工人階級本身並非一個完全同質的群體，其中包括許多各色族裔與性別少數。芬德正確地指出，「身份政治在當中被剝離出來成為一個獨立議題」。全球極右翼勢力正利用著資本主義所面臨的各項危機成長茁壯。在多個歐洲國家當中，他們怪移民是白人工人階級住房、教育與公共服務削減的罪魁禍首，並獲得許多支持。此類言論很可能會迅速演變為赤裸裸的種族主義。倘若能有一個以階級作為團結基礎的運動——如工會關於工人權益、薪資與工作條件的運動——將人們組織起來，團結一致並聚焦於勝利，而非通過少數群體視角或社群媒體扭曲重點，則上述悲觀狀況會發生的可能性將遠低得多。

數十年來，英國政黨與工會會員不斷減少，而左翼則為此付出代價。對許多人而言，社交媒體成為了主要的政治參與方式。極右翼與政府可藉此逃避問責，而群眾則陷入意識混亂，讓極右翼有可乘之機。

左翼必須對所有受壓迫群體保持敏感並以耐心說服他們，打造一場針對一切壓迫並最終終結資本主義的團結運動，這是既重要也必要的辦法。左翼也應接觸那些被右翼觀點吸引、又因社交媒體上偏見、仇女與種族主義言論而困惑的年輕人。

然而必須重申的是：馬克思主義者能夠透過敏感且耐心的做法贏得最優秀的工人與青年群體，建立一個團結的運動，為所有受壓迫群體提供一個共同奮鬥的空間，並為建立社會主義社會而努力前行。

AfD領袖艾莉絲·魏德爾（Alice Weidel）（圖片來源：Photograph: Getty Images)

 

馬克思主義與身分認同

社會上有些階層面臨多重歧視和排斥、更大的壓迫等等，這些並不是身分政治的創見。

革命左派（也包括部分改良左派）很早就認識到婦女、黑人、（前）殖民地人民、移民等的權利缺失，受到不平等的壓迫；革命左派要求這些社會階層享有平等權利，支持、參與和組織爭取平等權利的鬥爭。但我們關注的是所有個人必須贏得的權利，而不是限制某些階層的「特權」。

這並不是說我們的運動以前跟現在沒有性別歧視、恐同、種族主義的弱點。我們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成長和生活，不可能不受大環境的影響；關鍵在於透過我們的集體和個人行動，認識並努力克服這些弱點。

許多身份政治的支持者聲稱，馬克思和恩格斯只做經濟分析，他們的階級分析方法粗糙，忽略了其他形式的壓迫（即所謂「階級化約論」）。但這並非事實。列寧、托洛斯基、盧森堡、蔡特金、柯倫泰等馬克思主義傳統中的許多偉大革命人物並非如此。相反，他們以激進的、在當時非常先進的立場，探討了不同人群所遭受的多重壓迫問題。

馬克思主義先驅們對多重壓迫問題的探討本身就是一篇浩瀚的篇章，我們無法在此詳盡論述。我們只能舉幾個簡單的例子。

馬克思曾論述殖民主義在印度的後果。除了西方資本對印度的經濟剝削之外，他還提到了印度人民的社會結構的瓦解，以及西方資產階級的虛偽：

 

「…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韃靼人、莫臥兒人相繼佔領了印度，但他們都被印度化了。根據歷史的永恆規律，這些野蠻的征服者最終被其臣民的優越文明所征服。英國人是第一批優越於印度文明的征服者，因此他們無法接觸到印度文明。他們透過瓦解當地社區、摧毀當地產業、剷除當地社會中所有偉大而高貴的事物，摧毀了印度文明。他們在印度統治的史冊幾乎只記載了這種破壞…

 

…除非英國本土的現統治階級被工業無產階級所取代，或者除非印度人自身發展到足以徹底擺脫英國的壓迫，否則印度人是不會收穫英國資產階級在他們中間散佈的新生社會元素的果實的。無論如何，我們可以確信，在或多或少遙遠的時代，我們會看到這個偉大而有趣的國家的復興。用索爾蒂科夫公爵的話來說，溫文爾雅的印度人，即使在最底層階級，也「比義大利人更精明、更機靈」。甚至他們的順從也無法掩蓋某種沉著的高貴氣質。他們儘管生性懶散，卻以勇敢震驚了英國軍官。他們的國家是我們的語言和宗教的源泉，他們在賈特人身上體現了古日耳曼人的典型，在婆羅門人身上體現了古希臘人的典型。

 

在結束印度話題之前，我必須說幾句總結性的話。

 

資產階級文明的深層虛偽和與生俱來的野蠻性，在我們眼前一覽無餘，它在本土僞裝體面，到了殖民地露出赤裸裸的樣貌。它是私有財產的捍衛者，但有哪個革命政黨發動過像孟加拉、馬德拉斯和孟買那樣的土地革命​​呢？在印度，借用大强盜克萊芙勳爵本人的話，難道他們不是在簡單的腐敗無法趕上他們的貪婪時，訴諸殘酷的勒索嗎？他們在歐洲大談國債神聖不可侵犯，但難道不正是他們在印度沒收那些將儲蓄投資於東印度公司基金的王侯的股息嗎？」。

 

另一個例子來自他關於愛爾蘭的論述。馬克思是愛爾蘭獨立鬥爭的堅定支持者，他沒有失去對英國無產階級革命力量的信心，而是批評了英國工人對愛爾蘭工人的偏見和種族主義，並解釋了這種偏見和種族主義最終如何損害了英國工人自身的利益。：

 

「如今，英國的每個工商業中心都有一個工人階級，它分裂成兩個敵對的陣營：英國無產階級和愛爾蘭無產階級。普通的英國工人憎恨愛爾蘭工人，認為他們是降低自己生活水準的競爭對手。他們視自己為統治民族的一員，因此，他們成了英國貴族和資本家反對愛爾蘭的工具，從而加強了他們對英國工人的統治。」[14]

 

他也關注和支持美國黑奴解放鬥爭。

他解釋說，如果不解放奴隸，美國工人階級就無法進步，反對奴隸制的鬥爭是反對資本主義鬥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也解釋了種族主義和奴隸制如何被統治階級用來更有效地分化、控制和剝削工人階級（包括黑奴）的工具。馬克思和恩格斯扮演重要角色的國際工人協會（第一國際）甚至向林肯致信祝賀他再次當選總統，祝賀他在解放黑奴鬥爭中的政治領導作用。 [15]

在《資本論》（第1卷，第10章）他寫道：

 

「只要黑人勞動者仍被烙印，白人勞動者就永遠無法解放。」

 

關於婦女所受的壓迫，他寫道，社會進步可以透過婦女在社會中的地位來衡量（《致庫格曼》，1868 年）。

他也與恩格斯共同提出了「社會再生產」的概念，對資本主義條件下的人類生活進行了更全面的詮釋。異化理論也展現了他們對人性的深刻洞見。

在《家庭、私有財產與國家的起源》中，恩格斯分析了父權制的發展，將核心家庭視為一種壓迫機制，並談到社會主義下性別角色的推翻，以及本質上廢除婚姻和自由性關係。

國際工人協會（第一國際）還有國際婦女協會（IWA）致力於爭取婦女權利的抗爭。愛琳娜·馬克思是其中一位重要的領導人物，她組織工會，爭取男女完全平等，並對婦女參政論者進行了友好的批評，指出婦女的鬥爭不應僅限於爭取投票權。

我們還應該記得1917年俄國革命第一部憲法俄國革命時期的法律（1918年）賦予了女性完整的公民權（第13章），新刑法典（1920 年）還將墮胎合法化。墮胎可以在公立醫院免費進行。

同時，還成立了婦女解放組織，例如布爾什維克黨婦女部。她們走遍了蘇聯各地，討論革命思想，向婦女宣傳她們的權利，並鼓勵她們參與政治生活，並在新工人國家的機構和機關工作。

全俄勞動婦女代表大會召開於1918年，為討論婦女問題和即將採取的政策而召開的一次會議提出了性別歧視語言的問題。如前所述，會議的一項決議呼籲禁止「baba」（意為「老巫婆、農婦」）這個侮辱用詞。 

列寧強調了婦女在1917年革命中發揮的關鍵作用，並討論了1917年革命前後婦女賦權的問題。

 

「……無產階級婦女在革命中表現優異。沒有她們，我們不可能取得勝利。（蔡特金，《列寧論婦女議題》）

 

「……如果我們不把婦女從家庭和廚房的奴役環境中解放出來，就不可能獲得真正的自由，甚至不可能建立民主，更不用說社會主義了」。（列寧全集第31卷第42、43頁）

 

「儘管有各種解放婦女的法律，但婦女仍然是家庭的奴隸，因為她們被狹小的家庭事務壓迫、壓抑、愚昧和貶低，家庭事務把她們釘在廚房和孩子們身邊，使她們的勞動浪費在毫無成效、鋪張浪費、瑣碎、令人惱火、枯燥乏味、折磨人的工作上。」（列寧全集第39卷，第23-25頁。）

 

相似地，托洛斯基寫道：

 

「……顯然，只要家庭中男女之間沒有真正的平等…我們根本無法認真談論社會生活或政治上的平等。只要女性被束縛在家庭中，被束縛在照顧家人、烹飪和縫紉的勞動中，她參與社會和政治生活的可能性就會被降到最低。」（托洛斯基，《日常生活問題》，1923年）

 

為了將女性從家務勞動和養育子女的專屬責任中解放出來，布爾什維克試圖將相當一部分家務勞動和育兒工作社會化。因此，他們設立了公共廚房、公共洗衣房（在當時所有衣物和床上用品都需手洗的時代，這極其重要）、公共裁縫店（用於縫補衣服等）、托兒所、幼兒園以及各種教育中心等。

 

在對女性地位的看法方面，列寧也對他的男性同志持強烈批判態度。

 

「不幸的是，我們的許多同志一旦被刺激，就露出市儈的一面。當然，你必須刺激他們的敏感點，即他們對女性的態度。當男人默許女人在瑣碎、單調的家務勞動中精疲力竭，精力和時間被浪費，思想變得狹隘、陳腐，心跳變得遲緩，意志變得軟弱時，這就是最好的證明！ 」（粗體為筆者所加）。（蔡特金－《列寧論婦女問題》）

 

此外，第一部蘇聯刑法典（1922 年）將同性戀合法化（而史達林興起後，1934年再次將其定罪），並為該問題的科學討論提供了空間。

最後，1918年憲法廢除了對少數族群的壓迫（第5章）

 

「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蘇維埃共和國承認一切公民，不分種族或民族關係，一律享有平等權利，並宣布由此產生的一切特權以及對少數民族的壓迫，都違反共和國基本法。 」

 

這些並非空話。因為它也給予前俄羅斯帝國的所有民族授予了自決權（芬蘭選擇獨立）。對選擇加入蘇聯的民族（即其餘所有民族）給予了自治權。

蘇聯憲法還著眼於世界的殖民地和貧窮國家，制定了結束帝國主義列強的奴役與剝削的目標（第 3 章）

 

「也正是為了這個目的，蘇維埃第三次代表大會堅持要結束資產階級文明的野蠻政策，這種政策使少數特定民族的剝削者能夠奴役亞洲、殖民地和一般小國的億萬勞動人民。」

 

史達林打破了這些傳統，在婦女解放和同性戀問題上轉向了保守和反動。國際上的史達林主義政黨也採取了類似的政策。他們所倡導的鬥爭僅限於經濟、工會和「核心政治議題」，而諸如婦女壓迫、種族主義等問題則被視為社會主義社會需要解決的次要問題。史達林主義的「一國社會主義」理論終結了國際主義階級團結（儘管其支持者否認），也終結了在全世界傳播革命的鬥爭。

因此，當身份政治的支持者說馬克思主義，從馬克思和恩格斯，到列寧、托洛茨基、盧森堡等人，並沒有處理多重壓迫，而只關注階級鬥爭的經濟層面時，這完全是在說謊。在進行批判之前，他們應該更仔細地研究文本和歷史。

馬克思主義革命家柯倫泰在1920 年與東方婦女大會代表合影。（圖片來源：歷史文獻)

 

總結

總而言之，身份政治正確地指出了社會各階層所面臨的多重壓迫的性質，但卻未能指明前進的道路。本質上，這是因為他們將各個「多重被壓迫階層」的鬥爭與工人階級的鬥爭以及推翻資本統治、建立一個替代性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社會的鬥爭割裂開來。因此，它發揮的是分裂工人運動的作用。

身份政治的思想已經滲透到各種左翼圈子──包括反資本主義左翼的大部分。即使是那些在理論上反對身份政治的派別，也在其「壓力」下向其讓步。身份政治是統治階級「開明派」以及前改革派政黨和思潮的旗幟，他們試圖展現出「進步」的面貌，以掩蓋他們對新自由主義綱領的徹底投降。馬克思主義者需要反駁這些思想，但更需要耐心地解釋其缺陷。這些思想之所以能夠站穩腳跟，是因為過去幾十年來階級意識和社會主義意識的退卻，以及左翼的危機——當然，這兩者是相互關聯的。

解決多重壓迫問題的答案，一方面在於鼓勵所有被壓迫階層爭取自身權利，但同時也要理解，這場鬥爭只有消除這些多重壓迫的根本原因——階級壓迫，即資本主義制度本身——才能最終取得勝利。這種理解當然並不意味著將被壓迫階級爭取權利的鬥爭推遲到社會主義革命——這是史達林主義的態度。爭取「多重被壓迫階層」的權利與推翻資本主義的鬥爭並不矛盾；而是可以同時並進的。不但不互斥，反而相互加強。事實上，兩者缺一不可，缺少一個都無法讓我們取得最終的勝利。

 

 

[1] 1966年，美國最高法院在「哈珀訴維吉尼亞選舉委員會案」（Harper v. Virginia Board of Elections）中裁定，人頭稅（poll tax）不僅在1964年依據《憲法第二十四修正案》被廢除於聯邦選舉中，對州及地方選舉也同樣違憲。人頭稅曾是阻礙非裔美國人投票的重要障礙。

[2] 當時，戴維斯自認爲女權主義者，她認為女權主義是一種中產階級白人女性的意識形態。但她積極參與該運動，並做出了卓越的理論貢獻

[3] The Verbal Karate of Florynce R. Kennedy, Esq. – Ms. Magazine

[4] 他們唯一提到的其他會積極參與的鬥爭是反對種族主義的鬥爭。他們說，在這場鬥爭中，他們會與黑人男性合作

[5] The 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 Statement

[6]This Bridge called my Back: Writings by Radical Women of Color

[7] 法農（Frantz Fanon，1925–1961）是一位哲學家、精神科醫師以及反殖民思想家，他的著作聚焦於殖民主義對心理與社會層面的影響。法農是黑人，出生於加勒比地區的法屬殖民地馬丁尼克，曾在法國留學，之後移居阿爾及利亞，並深度參與了阿爾及利亞為爭取獨立而對抗法國殖民統治的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