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隨著近年來少子化與高齡化日益加劇，加之新冠疫情的衝擊與台商回流，各行各業紛紛面臨人力短缺的挑戰。新聞媒體上雇主「找不到人」的報導屢見不鮮：建築工地感嘆沒有年輕人入行，護理人力不足導致急診室人滿為患，餐飲業因缺乏員工被迫縮短營業時間……這些情境正是台灣缺工最真實的寫照，勞動力短缺儼然成為跨產業的普遍問題。
弔詭的是，儘管缺工問題嚴重，勞工薪資卻未見明顯提升，勞動條件與待遇改善的幅度遠不及人力需求的增長。與此同時，社會上仍有為數不少待業或不穩定就業的勞動者，尤其是青年族群，難以找到合適的工作機會。台灣究竟是「真的缺人」，還是「缺乏能吸引人的工作」？
本文將從缺工的現象出發，試圖爬梳其成因。並且進一步思考，缺工之於工人階級意味著什麼？又可能存在怎樣的出路與選擇？
台灣缺工的具體情況
那麼，台灣目前的缺工情況究竟有多嚴重？又是哪些產業面臨最嚴峻的人力短缺？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統計，2024年11月底，工業及服務業職缺數達24.7萬個，職缺率2.82%，較上年同期增加2.1萬個。其中，製造業的職缺率為工業類別中最高，達3.04%，職缺數達9萬人，較上年同期增1.7萬個；而在服務業中，住宿及餐飲業則以3.89%的職缺率居冠，職缺約2.2萬人，較上年同期增1900個。
除了上述產業之外，諸如營造業、醫療照護與農業，同樣深陷缺工危機。根據內政部國土署最新「營造業經濟概況」，全國營造業正面臨5.3萬人的勞工短缺，比前一年增加4294人，其中又以基層勞工為最大宗，缺口高達3.98萬人。在醫療照護方面，疫情後護理人力流動惡化，衛福部資料顯示，2023年護理師離職率為12.61%、空缺率為9.05%，均高於2019年的11.12%與4.52%，雙雙創下近10年來新高。農業方面，112年農業勞動力調查顯示，全國21.2萬戶主力農家中，有缺工戶數1.2萬戶，其中1萬戶短缺臨時員工8.3萬人次，2000戶短缺常僱員工4000人次。
綜觀以上產業，多半具有共同特徵：工時長、勞動強度高，卻難以提供相對合理的報酬與穩定的工作保障。顯示缺工現象的加劇，不僅反映出人口結構變化，更凸顯台灣長期忽視勞動條件、產業升級與職場環境改善的結構性問題。
（圖片來源：中國時報資料庫）
缺工的結構因素
談到缺工問題，就無法忽視台灣生育率低、少子化與高齡化造成的人口結構變化。根據國家發展委員會的資料，2024年台灣的總生育率僅0.89，位居世界最低。自2020年開始，台灣即進入「生不如死」的狀態，連續5年人口自然減少。截至2025年6月底，台灣人口總數為2334萬6741人，比去年同期減少6萬6158人。
伴隨著少子化，高齡人口在台灣社會的占比也不斷升高。2018年，65歲以上的老人人口為331萬人，超過總人口14%，代表台灣正式進入「高齡社會」。2025年6月底，台灣65歲以上人口已成長至457萬人，占19.59%，距離邁入「超高齡社會」，即老年人口達到總人口20%，僅一步之遙。
少子化與高齡化的影響，反映在工作年齡人口（15～64歲）的持續萎縮。台灣工作年齡人口在2015年達到高峰，約1736萬人，之後連續9年下滑。2024年預估僅剩1617萬人，占總人口比例降至69.1%，已跌破七成，遠低於2012年高峰的74.22%。根據國發會預測，2040年工作年齡人口及占比，將分別降為1317萬人及60.9%，2070年將繼續下降為697萬人及46.6%。
人口總數的下降與結構的變化，意味著台灣本地的勞動力供給將在可預見的未來持續萎縮，且短期內難以逆轉。然而，少子化與高齡化並非解釋缺工現象的唯一因素。某些產業的缺工情況遠比其他領域更為嚴重，顯示問題不僅在於「工作的人變少了」，更在於「工作本身無法吸引人」。因此，釐清缺工現象，必須將薪資水準、勞動條件與職場環境等因素納入考量，才能更全面理解台灣當前的缺工問題。
長期以來，台灣勞工普遍面臨著「低薪、高工時」的勞動條件。根據主計總處資料，2025年1月至5月全體受僱員工經常性薪資平均數為47568元，較去年同期增加3.02%，經常性薪資中位數為38124元，較去年增加2.87%，乍看之下薪資似有提升，但若考量物價上漲的壓力，實質購買力的增幅實際上非常有限。剔除物價因素後，今年前五個月的實質經常性薪資平均為43572元，年增0.96%，中位數為34922元，年增0.82%。儘管這已是近五年來的最大增幅，但由於2022與2023年實質薪資出現負成長，近年薪資水準幾乎原地踏步。
若將時間拉長來看，薪資停滯的問題更為嚴重。2000年每人每月的實質總薪資為51063元，2024年為56583元，24年間僅成長10.8%。與此同時，人均GDP卻從2000年的465574元，大幅提升至2024年的1093213元，成長率高達134.8%。
從GDP的分配面來看，勞工所得占比長期走勢呈現下滑。受僱人員報酬所占比重，在民國70及80年代平均約49.3%，至90年代降為45.5%，101至111年間進一步下滑為44.6%，意即為勞工從經濟成長中分得到份額相對減少了。另一方面，營業盈餘（即資方所得）所占比重從民國70年代的30.7%，上升至90年代為33.8%，至101至111年間達到34.2%。也就是說，企業與資本方從經濟成長中獲得的份額逐年上升，而勞工分得的比重則逐年萎縮。
在工作時長部分，台灣的表現可以說是更糟糕。根據勞動部統計，2023年台灣勞工的「年總工時」（含正常工時與加班）為2,020小時，在OECD的39個主要國家中，位居第5名；在亞洲國家中，僅次於新加坡（2267小時），高於日本（1637小時）與韓國（1874小時）。去（2024）年的年總工時，則進一步上升至2030.4小時，已是第4年連續增加，甚至超越疫情前的2019年（2025.6小時）。
在休假日方面，雖然台灣於2024年5月修法後，國定假日由原本的12天增至16天，與日本的16天、南韓的15天大致相當。但除了國定假日外，特休假也是決定休假日的關鍵。根據《勞基法》規定，入職滿半年可享3天特休，滿一年則有7天，之後依年資逐步增加，最高為30天。然而，這樣的設計對初入職場的新人來說並不友好。若以同樣入職滿一年計算，韓國勞工可享15天的特休假，日本也有10天，而台灣僅有7天。實際上，在年資未滿15年以前，台灣的特休假基本上少於日韓，僅在年資滿3年未滿4年時，略高於日本2天。值得注意的是，台灣的年資計算僅限於「同一事業單位」，台灣勞工又多半就職於中小企業，而根據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統計，台灣中小企業平均壽命僅有13年，在此環境下，有多少勞工真的能在同一企業服務滿15年呢？
上述種種例證顯示，台灣勞動環境長期存在的低薪、高工時、缺乏保障，使得勞工——尤其是年輕世代——對投入某些產業缺乏意願。觀察缺工最為嚴重的產業，不難發現，它們的勞動條件往往也是最差的。以住宿及餐飲業為例，根據統計，2025年1月至5月的經常性薪資平均僅為34964元，遠低於全體受僱員工的平均薪資47568元，是台灣第二低薪的產業。與此同時，勞動者在就業上也有了更多的選擇。根據勞動部職安署統計，全台外送員的人數從2019年的4.5萬人，快速攀升到2022年的14.5萬人，是疫情前的3倍多。換言之，缺工現象並非單純的「人力不足」，而是「條件不足」所導致的結果，當勞動條件難以吸引穩定的勞動力，缺工也就成了常態。
（圖片來源：苦勞網，攝影/張智琦）
移工會是缺工的解方嗎？
面對缺工浪潮，來自各產業的代表紛紛向政府喊話，要求放寬移工引進門檻，以填補本地勞動力的缺口。作為回應，勞動部於2023年5月宣布修訂移工引進政策，鬆綁聘僱資格，涵蓋範圍包括營造、製造、農業與社福四大領域。營建業初期釋出8,000名名額，後續累計核配達1.5萬名；農業移工名額則由原本的6,000人一舉倍增至1.2萬人，並陸續擴增至2萬人。根據勞動部統計，截至2025年5月底，全台移工人數已突破83.7萬人，創下歷史新高，其中產業移工51.8萬人，社福移工21.6萬人，與此同時「失聯移工」的人數卻也來到9.8萬人。
誠然，擴大引進移工雖能在短期內補充人力，卻無法根本解決缺工問題背後的結構性因素。許多移工投入的正是本地勞工長期不願從事的「3K工作」（骯髒、危險、辛苦），這些職位普遍薪資偏低、工時過長、勞動條件惡劣。更重要的是，現行移工制度存在諸多問題，導致移工的勞動權益難以獲得保障。移工無法自由轉換雇主，即使面臨不合理待遇或惡劣勞動環境，也往往只能忍耐至契約期滿，否則就可能被迫「逃跑」，成為「失聯移工」。社福移工和遠洋漁工甚至不受《勞基法》保障，沒有明確規訂工作時數上限、休假日、最低薪資等等，長期處於高工時、低薪資的血汗過勞。此外，私人仲介制度對移工層層盤剝，透過高額仲介費、買工費與服務費，壓得移工喘不過氣。而這種種因素正是「失聯移工」不斷產生的真正原因。
移工處於工資低廉與缺乏勞動保障的環境，反過來也對本國勞工的勞動條件產生負面影響。資方在可低價取得移工勞動力的情況下，缺乏提升薪資或改善勞動條件的動力，本國勞工若想在勞動力市場上與移工競爭，可能被迫將工資水平降至與移工相當，而本國勞工若欲爭取更好的待遇，則可能面臨資方「以移工取代本勞」的威脅。這使得本勞不僅難以提升自身的勞動處境，甚至可能導致整體勞工一併被廉價化。
擴大引入移工或許能暫時緩解缺工的壓力，但從長遠來看，無異於飲鴆止渴。以移工填補勞動力缺口，無法解決長期以來的「低薪、高工時」，反而可能進一步固化惡劣的勞動條件，使本國勞工更加卻步，導致對移工的依賴不斷加深，形成不斷的惡性循環。此外，當前移工政策將其視為廉價、可替換的「勞動力」，而非社會中平等的一員。在全球普遍面臨少子化與勞動力短缺的情勢下，這種「用完即棄」的態度，使台灣難以吸引真正願意留下的移工。因此，缺工問題的根本解方，仍需回到勞動條件的改善上。
勞工如何應對缺工浪潮？
面對席捲各行各業的缺工浪潮，資方與政府多半著眼於引進更多移工、提高婦女與高齡者勞動參與率等，卻迴避了真正導致勞動力流失的根本問題：低薪、過勞、缺乏保障。這些問題不僅讓勞工不願留在勞動市場，更是許多年輕人選擇不婚不生的關鍵原因，即使想生，也沒有時間與資源撫養下一代，形成少子化與高齡化的惡性循環。若不能從根本上改變勞動條件，缺工現象只會愈演愈烈，最終破壞的是整個社會的基本運作。
從工人階級的立場出發，應對缺工問題，必須從根本改善勞動條件著手。縮短工時、提高工資與降低工會組織門檻，是當前最基本也最迫切的三項訴求。首先，台灣工時長年高居全球前段，且仍有逐年攀升的趨勢。政府應增加國定假日與改革特休制度，改善勞工過勞現狀。其次，工資長年停滯，而企業盈餘持續成長，顯示經濟成長成果並未合理分配。應制度性提升最低工資，根據經濟成長與通貨膨脹提高基本工資，讓勞工真正分享到經濟果實。最後，真正的改善必須來自工人的集體力量。當前台灣組織工會門檻過高，需要至少30人，導致台灣工會組織率長期低迷。應降低工會組織門檻，保障勞工的團結權與集體協商權，讓工人有能力爭取合理的勞動待遇。
值得強調的是，台灣的勞工運動不能將本國勞工與移工對立起來。唯有本外勞團結，共同爭取同工同酬、平等的勞動保障、自由轉換雇主的權利，才能終結「逐底競爭」的惡性循環。移工與本勞的困境，來自資方的剝削與壓迫，而非彼此的存在。
然而，要推動這些改革，不能只依賴體制內的片面修補。工人階級需要自己的政治工具，一個能夠真正代表勞動者利益、挑戰資本壟斷的群眾性左翼政黨。這樣的政黨，必須來自基層工人、青年與受壓迫者的組織與行動，提出根本改變社會分配與權力結構的願景與路線。
（圖片來源：中央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