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戰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少見的大規模群眾運動，在一九六八年巴黎的那場運動所留給我們的，絕對不止於幾張設計巧妙的宣傳海報。上世紀六零年代，遍布世界的各種抗爭與革命中，五月風暴是最具代表性的幾個事件之一，史學家霍布斯邦在五月風暴的餘波中寫下這段評論：
「法國發生的這些事件可說完全無預期且無先例。這是理解這個現象的第一步。幾乎所有嚴肅的政治觀察家都無疑義地認為西方國家將不可能再見到古典意義下的革命，革命不可能在這樣的條件下爆發，然而這樣的事卻在巴黎發生了。」
如同霍布斯邦所述，因為它「外表上」的特殊與偶然，標誌性的五月風暴，同時也因它的複雜而被討論至今。如果要找一個例子象徵五月風暴在當代依舊未完的討論，看看提及五月風暴時的後綴與註解就能明白，「革命」、「學運」與「動亂」，甚至是「法國的文革」都曾與五月風暴綁在一起。
五月風暴既突然又戲劇性的經過，同樣是它複雜的另一體現，如此猛烈的運動是如何在一個月左右就被迅速撲滅，彷彿超過千萬人的動員只為了在文化審美上得到一些改變？如同五月風暴那句美好但又多少令人費解的口號——「吹散異化與景觀的迷霧」，也是時候揭開籠罩五月風暴自身的迷霧了。
拉丁區的街壘
無論我們如何定義作為一個事件整體的五月風暴，這場運動的導火線都毫無疑問地都來自學生，青年的「躁動」在巴黎旋起風暴，並最終籠罩整個法國。我們得先瞭解，與規模上走向僵化與衰退的法國工人階級組織不同，在一九六八年以前，法國的學生群體已不斷累積抗爭經驗。例如一九五零年代以來，從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開始的反戰運動，再到六零年代和西德、美國，甚至捷克、波蘭等國的青年抗爭運動所進行的串連，還有國內大大小小的激進政治運動，例如情境主義者（Internationale situationniste）所發起於一九六六年史特拉斯堡大學的激進運動，都為此推波助瀾。除此之外，與戴高樂第五共和的右翼威權政府相異，當時學術與藝文界的左翼思潮與傳統，也讓法國的學生運動沾上泛左翼的色彩，情況可見一九六六年於史特拉斯堡大學的激進運動之中的討論：
「法國學生恐怕比所有其他地方的學生都還要自滿於一種被動的政治化，在政治領域裡頭也是一樣，學生毫不遲疑就地接受有同樣疏離效用的大場面參與。學生們牢牢抓住一個左翼傳統的殘骸斷片…」
這群數量龐大，來自戰後嬰兒潮的青年學生在精神和物質層面的處境都十分尷尬。從人口的結構談起，法國面臨壯年人口不足的問題，二十歲以下青年佔了總人口的三分之一（同時老年人口也過多，佔了百分之十七）。於是大量的青年人口加上戴高樂政府普及高等教育的政策，使全法國的學生數量在六零年代巨幅增長，從五零年代末的十七萬人，到十年後的一九六八年，該數字已暴增至六十萬人，並且這六十萬學生更有十八萬名集中在巴黎。
除這些條件之外，還有法國學生當時所面臨的大環境。長期以來，法國學生都在嚴苛的處境之中，例如連小房間都供不應求的房源、不堪的衛生條件、糟糕的經濟狀況和就業模糊的未來。這樣的情形在五十年前只會更甚於今日，甚至《時代》雜誌在當年也以同情的口吻描寫法國學生的處境：
「法國的學生常常表現一種落寂無告的形象。他們是一群窮酸潦倒，遊蕩在拉丁區的學子；冬天來了，他們得解決取暖的問題，有時甚至連寫功課都找不到地方，能有個夠亮的小餐館就不錯了。」
面臨這些處境的當然也不只是「學生」，也包含青年工人和移民等經濟上的弱勢族群。雖然歷屆政府試圖改革，但六零年代的法國教育依舊矛盾重重，譬如法律系和文學等系的規模過於膨脹，大學畢業生因出路而焦慮已是普遍現象。為了解決問題，戴高樂政權的技術官僚祭出改革方針，以戴高樂的手下愛將富歇（Christian Fouchet）擔任教育部長時，所推出的「富歇改革」為代表，為了高效率培養出從事製造、管理和知識生產的菁英，來符合戴高樂技術官僚式的資本主義之需求。繼任的教育部長佩勒菲特（Alain Peyrefitte）計畫以更排他的競爭性大學入學制度，來取代原本對於中學畢業生而言，能相對保障大學入學資格的舊制。
政府的改革在教師與學生間遇上反彈，他們大多數依然支持朗之萬-瓦隆計劃，這個法國戰後提倡教育民主化的教改原則。背離民意的改革反而加劇了矛盾和學生的反抗心理。制度之外，這群成長於戰後的青年，也與舊有的文化格格不入，例如性別議題上有個荒謬案例，教育部訂定了嚴禁晚上外出和禁止男女宿夜間互訪的嚴格規章。儘管在一九六五年教育部長富歇做出一些讓步，批准女學生可以造訪男宿的法規，但前提只適用於年滿二十一歲的成年學生或經監護人批准的個案。這些家長式的陳舊風氣，塑造了當時法國學生群體的普遍不滿。
在政治經濟學的嚴肅意義上，學生並不是一個「階級」，但正如同上述，總體學習環境對於過於龐大的學生而言越來越嚴苛，促成了學生群體變得更加激進化。這一性質引發了五月風暴的發生，其後，五月風暴也不只是一場學生的抗爭運動，而是演變成了一場包含工人階級在內的廣泛群眾運動。
五月風暴的導火線為同年發生於巴黎楠泰爾學院（今日的巴黎第十大學）的學生「騷亂」。一九六八年一月，青年與體育部長造訪這座位於郊區的新學校，該校學生向部長抗議宿舍管理和性別問題，討論很快擴及至戰爭、階級與社會等議題；而官員迂腐的態度與避重就輕則加劇了學生的不滿。兩個月後，反戰團體「越南委員會」的一位楠泰爾學院成員在一次行動中被警方逮捕。為了抗議警方的打壓，包括日後五月風暴重要人物之一的龔本第（Daniel Marc Cohn-Bendit）在內的學生佔領了學校主樓，僵持一夜後於三月二十二日被警方鎮壓，參與這次行動的學生成立了「三二二事件」組織，聯合了過去幾年受政府施壓打散的政治小組織，成為日後五月風暴的核心力量之一。
時間來到五月二日，楠泰爾學院被暫時關閉，三月二十二日事件的領導學生到位於巴黎市區的拉丁區，接受紀律委員會訓斥，聲援學生也群聚在拉丁區的索邦學院抗議。教育部長佩勒菲特和大學校長擔心連鎖反應，決定讓警察入校包圍學生，然而警方的行動恰恰讓抗爭局勢升級，引發更多學生的加入和教師的同情。隔日五月三日，事態更進一步點燃，警方使用了催淚瓦斯並逮捕了六百名學生，索邦學院也被關閉，學生開始搭起街壘和警方對峙。五月六日，警方暴力驅散了學生和教師規模上萬的示威遊行，近千人送醫。從這以後，運動開始擴散至全法國，不少學術和文化界的知識份子也和學生站在一起，當年的第二大工會CFDT（法國民主工人工會）更表態支持學生運動，但法國共產黨和其附屬工會，即當時規模最大的「總工會」（CGT）則相反，認為這是學生的「冒進」行為。一本當時的雜誌描述了此情況：
「每當一個人聽到某人在法國廣播電台上咒罵『冒進份子』時，他可以肯定被咒罵者一定是龔本第或某個左翼學生。但是他無法猜測咒罵者的政治色彩。他們可能是戴高樂分子，也可能是共產黨。」
接下來的數天，巴黎三十所高等院校中有三分之二在罷課，全國範圍有三百五十多所院校學生參與。數千名學生依託街壘「佔領」了拉丁區，可是，單靠學生當然不可能守住街區和輕易達成變革，學生在拉丁區的街壘更像是一種表現性的行動，希望成為將運動引導至工人階級以及整個社會的破門錘。與警方的衝突在十日最為激烈，防暴警察在這天進攻學生的「佔領區」，衝突持續到隔日，上百輛汽車燒毀，近千名學生受傷。拜媒體所賜，「街壘之夜」幾乎在全國同步轉播。學生示範性十足的慘烈衝突震撼了全國，使運動牽連至社會各階層，引起青年和學生群體之外的群眾對運動的同情，一次民調表明，超過半數的群眾支持學生的行動。
事已至此，原先持譴責學生運動的法國共產黨和其總工會，面對這個規模迅速擴大的政治運動，也只能一改先前態度轉而支持學生。在學生組織和各大工會的號召下，在五月十三日，一百萬工人發動總罷工，並上街示威，五月風暴這天實質上（學生從一開始也就有此意圖）突破了「學運」的侷限，成為一場聯合工人階級的革命嘗試。
學生的占領運動，讓群眾開始聲援這場運動（圖：Amaury da Cunh）
不只是學運
在此之前，我們先了解一九六八年法國的經濟和工人階級的狀況。整個六零年代，法國正處於「輝煌三十年」的經濟高速發展期，戴高樂與他的技術官僚也正讓法國更加現代化，但實際上，工人階級沒有從經濟上的進步得到什麼。具體上，總罷工的形成基礎來自於法國政府於一九六三年制定的「穩定計畫」。
六零年代法國的經濟繁榮，勞動者工資激增，在一九六二年，私營部門工資平均上漲百分之十，而在當時物價每年上漲約百分之四的條件下，實際薪資也就大幅的增加，但換言之，對於政府與資產者，這也意味著利潤率大幅下降，例如製造業的利潤額從一九六零年的百分之二十三降到了一九六三年的百分之十九左右。而又因為法國比其他國家更高的物價上漲，商品競爭率也在減弱。
於是一九六三年的「穩定計畫」等一系列措施陸續出現，主要內容是透過控制薪資漲幅和給予大型公司提高價錢的定價權，鼓勵企業大規模兼併來提升利潤率，以及限制工會包括談判權在內的權力。這些措施繞過了工會，秘密與資方達成協議，在六零年代末，已有百分之八十五的企業都簽署了這樣的協議。
直到五月風暴前一年（一九六七年），雖然通貨膨脹率因緊縮政策而降低，但私營部門的實際工資增長率依然下降到了百分之三點四。計畫利潤率並沒有很快上升。
這種「成功」是刺激到了工人階級的不滿情緒。實質薪資成長變得緩慢，對公部門的工人來說，他們的處境甚至比私人部門更加惡劣。政府也沒能成功合理化政策所造成的混亂，一篇與五月風暴同年的政府報告這麼檢討：
「（政府）未能理解變化的阻力，未能打好基礎以應付伴隨現代化而進行的兼併、合併及由企業經營失敗和解僱造成的前所未有的混亂。」
在戴高樂的威權式政府下，工人進行集體談判非常困難，工會會員人數也下降到了戰後的一半。到了一九六八年，僅有百分之十五的工人參加工會。在「穩定計畫」等措施的影響下，工會談判的權益進一步限制，哪怕細小的改良都難以成功。工會人數的不足影響了工人階級的鬥爭形式。因為工會的衰落，基層和青年工人開始尋求一些小規模的鬥爭，例如野貓罷工、佔領工廠和與學生串連等等。這些狀況和改變，為五月風暴——這場由學生群體發起的抗爭運動——擴展成了包含工人階級參與的準革命運動。
回到巴黎街頭，十三日的罷工當時成為了戰後規模最大的罷工，雖然法共與大工會等政治力量有意識地抑制罷工的規模，但學生組織的委員會所進行的串連和工人自發的行動，使罷工繼續進行。五月十五日，風暴波及至雷諾（Renault）的所有工廠，幾乎所有加工、汽車和航公等工業都發生罷工與佔廠行動。直至十九日，包括航空在內的交通服務全部中斷，郵政等公共服務部門也加入罷工行列。罷工規模在五月二十一日達到巔峰，五分之一的法國人，一千萬人在當天參與罷工。從工廠和礦井，到運輸和服務業與公家機關，再到媒體和藝文界，罷工浪潮席捲全法。甚至連警察工會都對外警告成員有罷工風險。
與法國歷史上的多數激進運動不同，五月風暴並不限於巴黎地區，甚至運動在某些地區的發展更甚於巴黎。佔領工廠的行動就是由法國西邊城市南特的工人，在五月十四日的南方飛機工廠所開始，在佔領南特市政廳和物流供應也罷工後，示威的學生、工人和農民組織了南特公社（la Commune de Nantes）取代舊行政機構以維持供應。
五月風暴中工人所進行的罷工不只是象徵性的行動，示威的工人主動延長並擴大規模，行動除拒絕勞動和遊行之外，工人們還佔領工廠，驅逐或拘留工廠主，宣布進行無期限的罷工。參與的工人也表現出超越經濟改良框架的潛力，例如面對可能簽署的復工協議，盧瓦爾河大區的公司工會脫離了工會聯盟，並宣稱：「這場鬥爭不是經濟的，而是政治的。」
統治階級的反擊
起初，戴高樂政權並不把拉丁區的學生動亂當一回事，直到工人階級和反對黨也和學生站在一起，政府才遲鈍的意識到事件的嚴重。統治階級為阻止即將釀成的革命，採行了軟硬兼施的作法。五月二十七日，政府和雇主與大工會簽署簽署格林納爾協議，做出增加工資和減少工時等經濟讓步，罷工規模開始走下坡。在這其中，工人、工會和共產黨的關係十分微妙，在這一階段，不少激進化的普通工人提出政治上的訴求，並不買帳統治階級僅在經濟上的讓步。事實上，工人階級之間對於格林納爾協議並沒有共識，經濟學家安德魯·格林的資料表明「全國上下的工廠集會都爭論這項協議並且有壓倒性多數的人拒絕這項協議。」大型工會的決策實際上是試圖將共人抗爭轉化成選舉中的籌碼並反過遏止工人階級的進一步行動。當時一位雷諾工廠的工人這樣說到：「在我看來我們似已接近某種新的東西。」而這份「接近」就此停步。
統治階級當然也不只有透過平和的談判，戴高樂很快找回他一貫的強硬作風，為快速熄滅五月風暴的抗爭，戴高樂政權利用包含釋放被捕的薩朗（Raoul Salan）將軍等條件，確保了軍隊的忠誠和右翼的支持，還同時切斷了石油供應、組織親政府的保衛共和國委員會（Comitéde défense de la République,CDR），甚至是拉攏小資產階級的支持。
五月三十日，CDR與親政府派組織了同樣上百萬人的「反示威」遊行，其後數個左翼組織被查禁，警察與憲兵等國家暴力機關，配合極右派集團，強硬驅逐佔領的工廠、機關與學校的示威者，並襲擊任何的示威活動，還有兩名工人和一名學生在運動中被殺。由於左派中勢力最大的法國共產黨的失能，以及在統治階級的蘿蔔與大棒下，學生和工人階級逐漸疲憊。六月十六日，警察「解放」了索邦學院，隔天雷諾工廠復工。
反革命的組織和反撲不會因為革命的自我閹割而消退。六月三十日重新舉行的大選中，戴高樂主義政客大獲全勝，在議會取得絕對多數。法國恢復「秩序」，五月風暴就此終結。然而，壓制住五月風暴不代表解決了階級矛盾，隔年，戴高樂因提交的議會改革公投，沒能取得人民支持而被迫下台，結束十年多的執政。
戴高樂正拳頭過軟硬兼施的方式，鎮壓了運動（圖：Yale Insights）
「褪色的黨」
細究五月風暴的失敗原因，法國共產黨是不可忽視的因素。法共在當時握有法國最大的總工會(CGT)，並且在一九六七年的選舉拿下了百分之二十二選票，這導致法共走向選舉主義路線，與社會黨一樣成為事實上的建制派政黨；再加上法共的僵化，在面對這場由學生而非真正意義上的先鋒隊所領導的政治運動時，不但沒辦法提供理論的幫助，甚至在機關報上抨擊學運，成為邁向革命情勢的煞車板。
更實際的案例上，黨的領導人不希望工人和學生混在一起，因為激進學生受黨的影響極小，他們的政治思想在黨內屬於極左派的派別。 於是法共組織起了兩萬名共產黨幹部組成的糾察線，將工人與學生的組織分開。關於上文提到佔領工廠，共產黨與它的工會官僚機構在簽署格林納爾協議後，把接近九成的工人送回了家，只剩少部分活躍在佔領活動中，行動也隨之熄滅。法國共產黨陷入了選舉和教條主義，而白白失去革命情勢。當然法共的墮落並不是突然發生，而是數十年來機會主義策略的長期結果。
法國共產黨是史達林主義模式的縮影。在一國社會主義的政策下，法共成為莫斯科的應聲蟲，也從史達林的蘇共習來機會主義的鬥爭策略。例如法共一九三零年代至戰前在反法西斯立場上，從一開始的勢不兩立，蘇德合作後又一改旗幟跟隨莫斯科路線的左右橫跳。這樣的問題持續到戰後，法國解放後，法共旗下有著數量眾多的武裝工人，但法共領導人多列士從莫斯科回到巴黎後，便接著奉史達林指示自行解除武裝。法共就這麼成為蘇聯外交政策的忠實「手牌」。
蘇聯掌握核武器後，西方共產黨作為蘇聯外交政策的工具的重要性降低了。在工人階級和左翼群體之中，坐擁最大勢力的法國共產黨，出現了改良主義傾向。法共仗著工人階級在選舉比例的「勝利希望」，確立名為「合法鬥爭」的選舉主義策略。
組織運作上，法共也面臨教條主義問題，使政黨的革新問題重重，法國社會學家若弗蘭（Laurent Joffrin）記錄了問題的樣貌：
「法共內部鬥爭也是秘密的。 極端的鬥爭仍然在『致力於現代化者』和『守舊者』之間展開。 一些偏離的前線戰士，往往會迅速地遭到黨內保守派的周期性清洗，人們總能驚愕地看到這些戰士轉身用沉默的方式反對上一代的法共革新者。」
於是法國共產黨無法回頭地繼續機會主義策略，在身居領頭，擁有一代經政治培養和訓練的工人的同時，帶頭為五月風暴踩下煞車。
而其他左翼政黨的力量也過小，例如法國的托洛斯基組織規模只有四百人左右，有組織的毛派則更少（運動中出現的毛主義更像形式，而不意味著毛主義組織的實質規模）。
「自發」的矛盾
不同於左翼政黨僵化的看待運動，學生群體反而傾向另一極端。五月風暴中，學生群體自發且帶有生命力的組織形式讓學生成為五月風暴的第一批激進力量，但同樣也限制運動近一步升級的機會，實際上直到運動中的最高點，學生一直都存在不同的歧見、缺乏統一的訴求和行動。
當時的左派學生的組成千方百種，包括托派、格瓦拉主義，再到毛派還有無政府主義者都參與其中。知名學者阿圖塞對五月風暴的回顧顯示了這種混亂：
「這種多樣性部分地解釋了五月份學生行動的波動，他們的猶豫不決，也部分地解釋了他們的弱點。證據是——大多數”團體”在五月之後解體或消失了。而且目前不可能說會持續多久…」
這種自發地、自下而上地的潮流，更多地體現為當時參與者吉爾斯達維的回憶：
「其原因是他們反對黨和工會的官僚主義，他們不認為應用好的領導層取代壞的領導層，而是把黨和工會看成是與工人利益和人類解放完全對立的東西。」
運作上，這導致了行動的畏畏縮縮以及有效綱領的缺乏，委員會也沒有讓各派團體真正的走到一起，甚至諷刺地，一些極端的委員會共產主義者，為了避免「將少數人強加於多數人」，而排斥對工人階級提出行動綱領，這變相與群眾產生隔閡。
這份隔閡還體現於學生向工人階級的合作情況，例如阿圖塞的這段回顧：
「在我看來，這已經是一個嚴重的政治缺陷了。對於我們的工人同志來說，他們在五月十三日龐大而熱烈的示威中與學生一同遊行…，同時『感到』學生的不在。儘管他們很慷慨，他們並不在『同一個波長上』，我們的工人同志有權得到清晰、明白的解釋…維雷特（文章中提及的法共黨員）的文章在我看來要麼是逃避他的工人階級讀者，要麼是對他們的啟蒙非常糟糕，甚至通過他所使用的奇怪言語和分析的不充分來混淆他們的思想。」
學生群體在五月風暴中展現令人欽佩的力量，但上述提及的種種原因，使學生無法完全的與工人階級一同行動，沒能發揮最大的動力，推動運動的進一步發展。
學生群體具有爆發力，卻無法長期維持抗爭（圖：Amaury da Cunha）
五月的教訓
不單是五月風暴，從一九八九年中國的天安門事件，以及十年前在台灣發生的太陽花運動中，我們都可以看到學生運動的特點。就像五月風暴一樣，這些運動也仰賴學生自發的參與，但卻也缺乏嚴密的行動規劃。儘管存在些發展途徑的差異（例如在天安門事件中，學生實際上是拒絕與工人合作），但這樣的學生運動往往都具有強大的短期爆發力，但卻無法長期、穩定地讓抗爭發展下去。
除此之外，在五月風暴的案例中，學生委員會對「官僚化」的排斥，被類比到了對「科層制」的排斥，這就讓抗爭運了停留在占領、罷工等停止國家機器運作之上。另一方面，由於法國共產黨的墮落，加上當時缺乏一個強大的革命組織領導抗爭運動，導致抗爭無法涉及到政治上的奪權、推翻資本主義甚至是對民主公有制計畫經濟的建立上。
這種政治上的特點，也就給予了統治階級鎮壓運動的空間和時間，讓統治階級能得到喘息，最後形成反撲，最後讓運動被鎮壓。
作為抱持革命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者，我們無疑需要從五月風暴中吸取教訓，並致力打造一個能讓學生、工人結合在一起的抗爭力量。這種力量並不是虛幻、抽象的，而是具體的群眾性政黨，這樣的「黨」不同於五月風暴中希望限縮抗爭運動的法國共產黨，也不同於反對嚴密組織行動的學生群體。我們所認為的黨，既能將抗爭結合到國際性的反資本主義運動中，也將具有高度組織化的特徵，讓不同的受壓迫群體能團結起來，共同反對充滿壓迫與災難的資本主義。
只有這樣，我們才能避免重蹈歷史的覆轍，真正去「立足現實，要求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