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的圍剿之下，從江西的根據地一路突圍至延安，並以巨大的犧牲和傷亡換取到了重振旗鼓的機會。這次軍事行動在1935年被毛澤東稱為「長征」，成為一次著名的軍事行動。
客觀來說，長征充分展現了毛澤東的戰術天分與才能，使中共得以逃離險境並擺脫蔣介石政權的追殺；另一方面，因為一連串的政治錯誤，中共並沒有成功把握工人激進化的局勢，反倒徹底熄滅了工人革命的火苗。因此，長征也是中共在政治上失敗的直接後果。
本文將整理長征的始末，並從中探討這次軍事行動背後的政治意義與教訓。
政治錯誤引發的後果
正如我們回顧過的[1]，1921年成立的中共因為缺乏足夠的經驗，加上史達林官僚的錯誤指示，導致中共黨員以個人身分加入國民黨、實行第一次國共合作。然而，愈發高漲的革命聲勢卻逐漸威脅到國民黨，使得蔣介石在1927年發起「清黨」，以上海為根據地的中共與工運分子遭到屠殺與剿滅。
然而，史達林官僚並未承擔任何反革命悲劇的疏失，反而是在1927年8月7日的會議（八七會議）中，將所有失敗原因歸結於時任中共領袖陳獨秀，並在該會議中轉向了武裝反抗的路線。
儘管托洛茨基指出，中國革命實際上在1927年後就已確定失敗，並認為應「在工人運動的各方面建立並鞏固起支點，建立農村支部，領導並統一工人貧農各地零碎的、起初防禦的、然後進攻的戰鬥。」[2]然而，史達林官僚冒險主義的「第三時期」路線卻進一步將中國革命推進困局之中。1928年2月，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九次全會完全否認了革命的失敗，會議也盲動延續了八七會議所制定的武裝反抗路線；同年6月的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中，中共雖略為承認了革命的失敗和斥責盲動主義，但仍然維持了九次全會的公式[3]。
正是盲動的政治錯誤，使得中共在史達林「嫡系」（留蘇派，代表人物即王明）的控制下蒙受了巨大損失。這也是為什麼劉少奇在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中說道：「當時的革命根據地和工農紅軍損失了百分之九十，國民黨統治區的黨組織和黨領導下的革命組織幾乎損失了百分之百。」[4]
史達林官僚的錯誤政策，讓中國革命陷入一次又一次的危機（圖：AP）
長征開始
1927年4月上海屠殺後，武漢國民政府也在同年8月正式響應蔣介石的清黨號召，中共在城市中的處境越來越艱困。經過幾次失敗的暴動後，中共逐漸轉移到湖南與江西一帶的山區，透過提出土地改革方案招募農民與土匪，中華蘇維埃正式於1931年成立。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毛澤東所提倡的「以農村為革命根據地」的戰略思想逐漸在中共黨內發酵，其重要性也不斷提升[5]。
從1930年開始，國民黨一共發起了四次圍剿的大規模軍事行動，但每一次行動都以失敗告終。正如斯諾（Edgar Snow）所說，中共在江西根據地實行了諸如土地改革、改善失業、掃盲和清除賣淫與奴婢等改良政策，使得根據地內群眾的生活條件得到顯著改善。這些成就讓中共獲取了人民的擁護，使其能頑強地擊退國民黨四次圍剿[6]。
然而在1933年10月，國民黨發動了第五次圍剿，是數次圍剿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蔣介石動用了近百萬軍隊與一切能獲取的資源，包括技術裝備、四百架戰機，同時由德國的顧問團隊設計了一套周延的戰術。反觀根據地內的紅軍，雖然擁有大約20萬人的游擊隊，但步槍卻不足10萬支、能駕駛戰機的飛行員僅3至4人，而且缺乏大砲、炸彈和汽油[7]。
為了避免前四次圍剿的失敗，國民黨在第五次圍剿中採用了全面的經濟封鎖。斯諾將之描述為「等於對蘇區修建了一條長城，逐步收攏，其最後目的是要像個鐵鉗似的夾住和擊潰紅軍」[8]。正是在這樣的困境下，中共最終決定撤離江西並另尋根據地。
派系鬥爭
早在第四次圍剿時，中共在江西蘇區的權力鬥爭就已悄然展開，鬥爭的兩端分別是毛澤東與其擁護者，以及以王明為首的留蘇派。由於留蘇派全面掌控了中央委員會，使得毛澤東的權力被大幅限制，毛本人也被指責為右傾的「農民意識」[9]。
自長征開始後，留蘇派因為不擅於管理行軍中的部隊，使其領導權力不斷遭到動搖。事實上，正是由於毛澤東在戰術上的能力，才使得中共能成功抵禦前面數次的軍事圍剿。另一方面，由於中共不斷往偏遠山區撤退，紅軍更加仰賴毛澤東的農村知識與戰略，這又讓毛澤東在與留蘇派的競爭中取得了優勢。因此，長征的軍事需要和農村行軍的特殊條件，讓毛澤東快速重返中共的權力核心[10]。
1935年1月，紅軍進駐了貴州並召開遵義會議，毛澤東被推舉為紅軍的領導，並被選為政治局常委；而王明則被毛推下領導地位。同年10月，當紅軍進入陜北時，紅軍只剩下一支不足一萬人的部隊。
說到底，長征的「勝利」是關於毛澤東如何帶領紅軍在國民黨的刺刀下「存活」，而非是在政治上戰勝國民黨。如同邁斯納（Maurice Meisner）所述：
「放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任由支持過自己的農民慘遭國民黨軍隊的報復，這是一場重大的政治失敗。在隔年的殘酷環境裡，紅軍的大部分力量被摧毀這一事實，也很難被當成一場勝利。」[11]
然而，也就是從長征開始，關於毛澤東的崇拜便逐漸得到發展，毛本人也被視為如先知、救世主般的存在。
延安時期與毛主義
1936年12月，中共主要機關轉移至了延安，而長征所帶來的巨大威望，也讓毛澤東成為中共實際上的領導人。1938年，蘇聯的一部百科全書正式承認毛澤東為中共的領袖，加上毛澤東成功當選中共第七次黨代表大會的籌備委員會主席，這都是對毛澤東權威的認可[12]。
儘管到1940年代，黨內仍然會爆發權力鬥爭，但毛澤東獲得勝利的大局已定，延安時期也成為毛澤東登上歷史舞台的重要台階。1942年，毛澤東發起了延安的整風運動，將自己的著作列為學習教材，進一步打擊王明為首的留蘇派。到了1945年，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王明又被迫承認「左傾」的錯誤，這再次鞏固了毛澤東的最高領袖地位。
在史達林主義大行其道的時代，要在共產黨內違逆史達林與其黨羽是一件極其困難的事。對於毛澤東如何在黨內鬥爭中勝出，王凡西做出了以下解釋：
「毛澤東的個人集權，在最直接的意義上說，乃是他擊敗史達林在中國的代理人（王明）的結果，而就其較為廣泛的意義說，它卻大半由於革命鬥爭（特別是武裝鬥爭）的真實需要，小半才由於毛氏的野心（利用此需要來達成其個人崇拜）使然。」[13]
邁斯納認為，長征讓毛澤東的唯意志論被強化，即只要具備堅定的革命意志就能克服所有物質困難；長征途中的眾多犧牲也讓倖存者對革命事業抱有一種宗教式的崇敬與狂熱，這些情緒都是後續被大力推廣的「延安精神」之核心內涵。在長征後，毛澤東本人也被神聖化，並在1949年建政後形成極端的個人崇拜[14]。
長征後，毛澤東也進一步被神聖化、鞏固黨內地位（圖：法新社）
結論
客觀來看，長征無疑是軍事史上一次重要的創舉，毛澤東的戰術才幹讓中共得以突破國民黨的封鎖與圍剿，並獲得到喘息的機會與空間。為了徹底消滅中共，國民黨在第五次圍剿中屠殺了大量的農民和婦孺。根據國民黨自己的估計，江西蘇區的軍事行動至少造成一百萬人被殺、集體處決和餓死；戰後，國民黨為了根除蘇區的影響力，大量人口遭到強制遷移[15]。
由於長征非凡的經驗，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也被其擁護者所豎立[16]，並成為毛澤東得以挑戰史達林權威的重要基礎。由於毛澤東所秉持的農民革命信念，加上中共的城市根據地被國民黨摧毀，使得中共無論在主觀意願還是客觀因素上都必須仰賴以農民為主體的游擊戰，中國的革命運動因此進入了新的階段。
如同前文所述，史達林官僚集團實際上應為中國革命轉向農民游擊路線負最大的責任。由於對中國局勢的錯誤估計，中共錯失了1925年的革命浪潮，並導致諸多幹部與積極工人在1927年四月死於國民黨的槍口下。而1927年後幾次的武裝暴動不僅沒有帶來實質成果，更證明第三時期路線的「革命已進入更高階段」完全經不起事實的檢驗。正因為這些錯誤，中共才一步步退出城市，且與城市工人階級越來越脫節，最終讓毛澤東主導的農民武裝路線得以抬頭。王凡西正確地指出，中共組織遭到巨大破壞並後撤至陜北的主要原因，除了國民黨鎮壓了社會革命並取得全面控制外，還包括共產國際乃至中共的盲動政策與無原則的派系鬥爭所導致。這使得一個自詡代表工人階級的政黨完全切斷了與工人的聯繫，直到1949年才以勝利者的姿態重新與工人階級相見[17]。儘管毛澤東領導的農民革命最終能成功推翻國民黨，但卻也建立了一個缺乏工人民主與監督的官僚化政權。
作為馬克思主義者，我們得謹記學習中國革命失敗的經驗和教訓。若用一句話總結，我們可參考托洛茨基所說的：「如果是俄國革命召來了中國革命，則俄國的不肖門徒們絞死了它。」[18]
[1] 詳見我們的專文：〈中共建政73周年——歷史包袱與未來挑戰〉。
[2] 托洛茨基（Leon Trotsky），〈中國革命的總結與前瞻——它對東方國家和整個共產國際的教訓〉，收錄於《托洛茨基論中國革命（1925—1927）》。 施用勤譯。陝西人民出版社，2011。
[3] 王凡西，《雙山回憶錄》，收錄於《王凡西選集》。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8。
[4] 同註釋3。
[5] 莫里斯·邁斯納（Maurice Meisner），《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杜蒲譯。香港中文大學，2005。
[6] 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紅星照耀中國》。董樂山譯。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7] 同註釋6。
[8] 同註釋6。
[9] 莫里斯·邁斯納（Maurice Meisner），《毛主義的誕生：中國共產革命之路》。溫洽溢譯。新北：衛城出版，2012。
[10] 同註釋9。
[11] 同註釋5。
[12] 徐中約，《中國近代史（下）》。計秋楓、朱慶葆譯。香港中文大學 ，2002。
[13] 王凡西，《毛澤東思想論稿》，收錄於《王凡西選集》。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8。
[14] 同註釋5。
[15] 同註釋6。
[16] 同註釋9。
[17] 同註釋3。
[18] 托洛茨基（Leon Trotsky），〈被扼殺的革命——評一本描寫中國革命的法國小說〉，收錄於《托洛茨基論中國革命（1925—1927）》。 施用勤譯。陝西人民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