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境失守的慘痛代價 

經歷長達兩個多月的第三級警戒期,無數的台灣基層勞工與內需行業皆是受到了劇烈的打擊。

勞動部在8月2日公布了因疫情而施行無薪假的統計數據。全台遭施行無薪假的勞工高達56,687人,而報備施行無薪假的事業單位更是高達了4,388間,重災區多集中在內需型產業—住宿及餐飲業(1,187間/26,482人)、批發及零售業(1,120間/8,962人)、旅遊業(517間/3,642人)、運輸及倉儲業( 164間/6,221人),實施無薪假的企業數是創下歷史新高,而遭施行無薪假的勞工數僅次於2009年的金融海嘯時期。在疫情高峰期間,5、6月失業率皆暴增至4.11%、4.8%,這代表疫情期間全台灣高達57萬人失業,人民痛苦指數來到了6.69%(失業率+通膨率=痛苦指數)是13年以來的新高,相信在這些冰冷的數據背後,是更加讓人擔憂的人間憂苦,這也反映了防疫不僅僅只是對抗病毒,更是要對抗病毒對於基層勞動者帶來的總總影響。

慶幸的是,台灣社會的抗疫決心,使得台灣僅用了兩個多月的時間,就壓制了曾在社區內迅速擴散的疫情,但未來仍有著極大的風險——Delta病毒正在許多高疫苗接種率的國家中嚴重肆虐。 這代表著台灣的防疫戰爭遠遠尚未結束,要贏得這場戰爭的最後勝利,作為真摯追求讓這個社會與世界變得更好、更進步、更「適宜人居」的我們,有必要來與所有讀者一同回顧過去一年多來台灣抗疫期間的種種成敗經驗與教訓,並且找到一個讓這場戰爭代價更小、勝利成果更大的行軍方向。

 

疫情傳播及防疫措施

回顧疫情爆發至今的各國政府抗疫成果與代價,的確台灣政府的表現與成果,相較於世界上絕大多數的國家而言,是較為突出優秀的。但問題是,抗疫戰爭仍未結束,一切都仍未能蓋棺定論。

在2019年末,新冠病毒在中國武漢省爆發之初,或許是基於地理位置的壓力,以及社會內的恐慌,民進黨政府是做出了非常快的反應,迅速的成立防疫中心;全面展開入境管制及邊境防疫工作;立即成立「國家口罩隊」和口罩實名制政策;當世界多國正猶豫於封城與否、戴口罩與否、群聚管制與否之時,台灣政府就已在3月前就開始陸續推動了各項國內群聚限制, 好比勞動部在1月31日公布的「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武漢肺炎)職場安全衛生防護措施指引」,要求雇主應當落實職場相應防疫措施[1];台鐵於2月29日公布禁止台北車站大廳群聚[2]等,上述的種種政策成了台灣在2020年免於新冠病毒在國內大規模擴散的基礎,而較於其他國家政府的防疫進度而言,也算是「超前部屬」。

但時間到了2021年之時,因著病毒在世界各國的傳播與擴散、病毒的數個變種使得病毒傳播力更強、台灣政府要防範病毒傳播至國內社區也因此更為艱難。 在2020年時,世界多國深陷疫情災厄之中,當時的台灣儼然疫情世界中的世外桃源,成千上萬的雙重國籍台灣人與旅外台灣人也紛紛回國避難,讚揚著:「台灣真好、我愛台灣」,頓時間台灣國民的自信心和幸福感爆棚,因為「世界受難我沒事」。2020年的光景,使得台灣政府與國民鬆懈了警惕、放鬆了戒心、輕敵了。這個輕敵,表現為三個主因,也帶來了前一段時間的疫情全境擴散和使台灣進入「類封城」。

三項主因分別是:「疫苗覆蓋率過低、邊境防疫出現破口、防範社區傳染措施不足。」

 

主因一:被打折扣的邊境防疫

在5月全台本土疫情爆發以後,網絡輿論出現了獵巫行動,將責任歸咎於立委范雲及機師工會訴請將機組人員的檢疫規定調降至3+11,也將矛頭指向12月18日因一名紐籍機師未遵守防疫規定而導致253天零確診紀錄破功。但回溯2020年疫情爆發之初,指揮中心的第一步決定,或許是間接的展現了一個「防疫優先」的政策範本「3月14日,指揮中心要求,航空業機組員在「第三級警告」之地區執行勤務後,回臺必須要遵守14天居家檢疫之規定。」但這樣的政策旋即的在航空公司的施壓下,以「人力不足、難以調度」的理由,在2020年3月27日,防疫中心及民航局最終決議將機組人員的邊境防疫規定改為「貨機3+11、客機5+9」。該規則要求執勤長途班機的機組員在回台後,貨機組員前三天不得外出與排班,客機機組員則是前五天不得外出與排班。在此後的天數,直至第十四天期間,可以因接受公司指派的公務或生活必需而外出、並且可以被公司指派飛行執勤;除此情況外,皆不得外出。而確保相關的檢疫規定落實,疫情指揮中心則規定為航空公司之責任,民航局負責督導。

但這事實上是非常荒謬的決策,一個重要的邊境防疫工作竟交由私人企業負責,還要求機組人員經過3或5天的隔離不得外出卻可以值勤?這樣不負責任且自相矛盾的政策在事後看來是一大錯誤。4月20日爆發的諾富特防疫旅館群聚案就更加突出的證明華航及民航局未善盡其職。一場交通委員會的諮詢上,不見任何官員出面扛責,只見到華航資方、諾富特資方、桃園市政府、觀光局、指揮中心等官員互踢皮球,自詡為「超前部屬」的政府有這樣態度,相信看在社會大眾眼裡是哭笑不得。

事實上政府在12月23日也一度因應英國變種病株「B1.1.7」提高邊境防疫措施,推動「英國專案」。但遺憾的是,升級的邊境防疫在3月以後就陸續降級,並在4月15日又再次對航空公司做出妥協。近期政府正研擬重啟台帛旅遊泡泡,但根據聯合新聞網在7月20日的報導指出,一名匿名邊境檢疫人員投書,指出機場檢疫人員嚴重缺乏人力,而指揮中心也仍在8月12日的記者會上否認「3+11」為防疫破口的事實(但也沒有說明真正原因為何),這讓人難以相信政府有記取教訓並且更加嚴謹的守護邊關防疫。邊境防疫的問題關鍵,並非是在人力資源不足以及完整防疫措施之間抉擇,我們認為應當要做的是補足空運人力以及各項邊境防疫人員,並且保障第一線人員的基本勞動權益下,維持14天完整的隔離政策。

 

主因二:被忽視的社區傳染防範措施

根據《報導者》在5月23日〈科學防疫破口〉的報導所揭露,5月14日開始在萬華出現社區感染時,正是因為嚴重缺乏篩檢站、社區隔離設施、檢驗不足、相應的人力及資源匱乏,導致無法在第一時間有效即時的圍堵並且控制社區感染擴散。事實上在社區性感染未爆發時,進行快篩並沒有任何的幫助,但這不代表政府不應該花費資源去做好預防措施以及相應的規劃。而防疫中心在疫情高峰期進行的「校正回歸」,就是因為上述的資源不足而導致行政混亂的結果。

另一方面,今年1月12日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以下簡稱「部桃」)爆發為期40天的院內群聚感染也凸顯台灣政府並未做足充分的醫院抗疫所需相應政策及資源的準備。部桃院內群聚感染主要歸結為匡列不夠迅速,分艙分流不夠確實,而最重要的也在於醫療人力及資源匱乏。醫療人力資源不足已經是長期性的問題,而在新冠病毒的衝擊下是更加突出這問題的嚴重性。《鏡週刊》人物組與台北市醫師職業工會成員、台大醫院環境職業醫學部成員於今年6月針對本土疫情爆發下的醫護人員進行網調,該調查指出有28%前線抗疫的醫護人員未有合格的防護用具,有65%醫護認為政府未給予充足保護。但在去年3月,台灣護理產業工會、台灣基層護理產業工會、台大醫院企業工會就做過了調查,根據該調查「COVID-19 護理困境概況調查」就指出有3成的前線醫護人員防疫資源不足,而長期導致醫護血汗的5大違規事項 — 「不安全跨科支援」、「非自願待命上班與彈性放假」、「預假與年假被禁止」、「護病比過高」、「超時加班」– 在疫情間也高達7成,更有近4成醫護人員在超出工作負荷的情況下,仍被迫承受額外業務。這些問題在今年本土確診高峰期也不斷暴露出來,這些醫療資源的匱乏,以及應對公共醫療及衛生的政策和相應投資也在全球疫症期間未見到民進黨政府有什麼樣重大改革的決心。

 

主因三:全球疫苗分配不均

全球疫苗的分配不均可以看出資本主義體制下的不公,多數疫苗集中於少數富國,但窮國的疫苗卻嚴重不足。另一方面也因為疫苗的分配不均導致疫情在許多疫苗原料生產國再次爆發,而阻斷疫苗的生產。[3]另依照中央社在今年2月13日〈全球疫苗分配不公 專家警告疫情將沒有盡頭〉的報導當中,任教於倫敦政經學院的教授指出,除非疫苗公平配送,否則要花幾年才能控制住全球疫情。而印度就在今年5月就以巨大的悲劇驗證了這件事情,報導者在印度疫情爆發期間,對布克獎得主洛伊毅,也是印度活躍社運分子的採訪中,透露出印度作為疫苗生產大國,但許多疫苗生產機構因疫情而關閉,而印度血清研究所(全球最大疫苗生產公司)卻又為了價錢拒絕向29個印度城邦發放疫苗。也可見得,疫苗生產的大型私人企業在面對全球巨大災難下的殘酷無情。

台灣政府在面對全球搶購疫苗的困境中,又面臨中共政權的打壓,確實難以將疫苗不足問題咎責於政府。但疫苗施打計畫上,仍看到明顯的混亂政策,截至筆者撰寫的當下,儘管疫苗覆蓋率截止8月15日已達到38.73%,但第二劑的疫苗施打人數仍僅有約100萬人。在各種疫苗品牌數量不均的情況下,要盡可能的讓第一線防疫人員以及高風險者可以最快施打兩劑疫苗,以及讓全台灣大多數人可以接受第一劑疫苗施打,是需要高度集中的政策。 delta問世流行後,Az疫苗的開發者 Sir Andrew Pollard 博士更是嚴肅的指出,該變種病毒使人類不可能達到新冠病毒的群體免疫,但這也代表降低重症及死亡率,是需要加緊提高疫苗覆蓋率的速度。[4]

但我們可以看到,不論是在殘針的使用,還是在施打順序的造冊問題上,都出現了多頭馬車以及管理不當,甚至出現特權優先施打疫苗問題。好比讓台灣社會詬病且唾棄的好心肝診所事件,這類的問題,在疫苗施打期間許多造冊名單爭議新聞,可以說是族繁不及備載。同樣在第7類「維持國家安全及社會機能正常運作者」施打順序上,也出現類似亂象,中華電信工會副理事長指出有許多員工陳情,第一線人員在接種以前,辦公室的內勤級主管卻是先接種。而許多基層醫護人員要施打第二劑疫苗卻還要進行線上預約。而維持社會運作最主要的勞動力群體——20歲至50歲之族群——至今仍未全面接種第一劑,這凸顯出疫苗施打序及造冊問題沒有更加民主且透明的監督,只會出現更多的混亂。我們也在此提出,對於需要造冊施打疫苗的產業類別,該行的勞動者應當要組織起來,民主的監督和參與造冊的工作。

這些政令的混亂與不一致性也加深了社會上對於政府急於通過EUA,開放施打高端疫苗的作為感到不信任。

說到對於高端疫苗的不信任,就目前的情況來看,主要是因為高端疫苗並非像國際主流疫苗一樣,通過第三期試驗才獲得EUA,這導致高端疫苗的效力,保護力等等相較於其他疫苗的科學試驗數據顯然不足,這導致高端疫苗的使用定位在許多專家眼中仍顯模糊,是否用為追加劑,是否可與其他廠牌疫苗平行使用,都顯得評估不足,主要原因仍在於各項科研調查的數據不透明公開,甚至中央後續如何追蹤高端疫苗施打問題都未給出清楚的方向[5],荒謬的是,社會上對高端的爭端延燒至今,高端都未出面澄清任何問題。

要化解這樣的疑慮和不信任,不僅是需要總統帶頭來施打國產疫苗,藉此提振國民對於國產疫苗的信心,更重要的是要有公開且受到公眾信任的臨床試驗數據,不僅能證明該國產疫苗的安全性、也要證明它的有效性。

生產安全有效的國產疫苗是必要的國家政策,因為這場新冠肺炎並不會很快地消失於地表,在最新變種病毒的肆虐下,甚至歐美國家政府也開始堆動施打第三劑疫苗的計畫。 甚至未來的人們亦有可能需要長期、定期的接種疫苗以維持公眾安全。在以上的背景與考量下,台灣擁有安全可靠有效的國產疫苗,才有可能真正的擺脫疫苗荒的焦慮與風險,也才能幫助世界上那些仍深受疫情與疫苗短缺所苦的地區。

從上述的防疫政策到疫苗的分配問題,都凸顯出當前台灣要抵抗疫情,其中一個基本的關鍵就在於補足各個防疫崗位上的人力,另一方面政府也勢必需要更大力投資、支持國內疫苗生產及研發技術並確保其安全有效,同時也必須要有更大力度的公共醫療投資的計畫。

 

疫情下的勞動者

依照工會團體在6月第三級警戒期間所做的民調顯示,有75.9%的受訪勞工表示因為停業、停班、裁員導致收入銳減;有74.4%受訪勞工指出因為雇主未申請而領不到紓困金[6]。1111人力銀行的民調也指出有[7]35.6%的受訪上班族表示施行WFH後工作壓力更大;

另一方面,在育兒家庭煩惱排行榜中,高居第一位的是有40.9%受訪者表示為用水用電兇且糧食傷、31.7%為要準時準備三餐、25.3%為防疫優先親友長輩無法協助照顧、25.3%為相處時間多摩擦增多,22.2%為照顧子女及工作兩頭燒、體力不支。

對照去年2020年其他西方國家封鎖的時長,儘管台灣此波疫情並未如西方國家嚴峻,但這些民調已顯示出基層勞工與家庭在疫情期間的困境與疲態。在5月中旬開始實施第三級警戒後不久,勞動部很快地就在5月19日以勞基法第32條第4項規定,指出民生物資行業的資方,可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故放寬工時上限,其後又在6月7日無預警的發布公告,指出製造業、批發業、綜合商品零售業、倉儲業四項民生必需產業,可適用輪班間隔縮短至8小時規定。但依照勞基法規定,縮短輪班間隔是需工會或勞資會議同意,這是史上第一次越過法定程序直接由勞動部公告。顯然在疫情底下,勞工面臨兩種極端的惡劣處境,要不就愁於沒有工作,而有工作的則面臨更加血汗過勞的處境。

基層防疫人員的血汗過勞尤其突出,依照台灣護師醫療產業工會在6月8日至16日的調查,49.99%醫護人員在疫情期間工作增量,同時有48%護理師面臨到巨大的心理壓力。尤其在確診高峰期間,各個醫護工會都在粉專上公開發表各種醫護勞權的困境,其中聯合醫院企業工會在5月25日的貼文「聯醫崩壞在即,基層醫護向社會求助」指出,急診爆滿、匡列接觸者速度太慢、院內感染資訊不明、急診需要固定人力,可以看出這波疫情對於長期血汗過勞的醫護來說,是雪上加霜。

另一方面,台灣汽車貨運暨倉儲業產業工會(以下簡稱倉儲產工)也在5月24日至勞動部針對「因天災等事變放寬工時上限」公告進行陳抗,並指出在疫情前物流業的基層勞工已存在普遍血汗過勞,而疫情期間更傳出資方要求勞工在「取送件獎金、加班費」之間做選擇。而工會成員也指出在疫情間物流量更是高達以往的2至3倍,對於基層的物流業勞動者來說,是陷入在更加血汗過勞的困境之中。相信上述的兩大產業僅僅只是冰山一角,在其他工作領域中勢必也存在許多因疫情而陷入更嚴峻的過勞與高風險勞動的困境,儘管民進黨政府在6月擴編2,600億的紓困救急,但仍顯力有未逮。

依照1111人力銀行的調查,有74.3%的上班族因疫情收入銳減,且平均減少了1.1萬元,這就代表在長達2個多月的「類封城」期間,台灣的基層勞工平均損失了2萬多元的薪資收入,而政府所訂定的個人紓困方案,大多皆是直接發放1萬元現金 ,另外針對無固定雇主之勞工或自營業者的紓困補貼也是顯得小家子氣,月投保薪資超過2萬4給予1萬紓困;月投保低於2萬4給予3萬紓困,但不論是符合哪種條件,依照疫情影響的2個多月時間,對於這類的勞工而言可能面臨到的是完全失去收入,平均下來1個月不到最低基本薪資,實在難以想像到底能夠給予到多少紓困。

而針對內需產業的紓困專案,皆有門檻高,且綁定事業單位的問題,直到7月8日,因社會輿論的壓力下,勞動部才進一步提出全職勞工,勞保投保級距2萬4至3萬4之間的勞工,如因疫情損失2成薪資,可請領1萬元紓困金。而1111人力銀行的調查也反映出,儘管有6成的上班族認為紓困有所幫助,但反之也有4成的人反應是不足的,可以說民進黨政府的紓困是一個「無魚蝦也可」的寒酸政策。

同時,我們也能看到今年勞工紓困貸款10萬元的申請一開放,立即的在短短2天內,就有高達93萬件的申請,而壽險業更是在其後提供保單10萬元的紓困,並且截至7月26日,22間壽險業總核貸高達74.41億元。在這些統計數據背後,代表著疫情的衝擊使得許多基層家庭被迫背負債務為生活尋求週轉金。

事實上台灣民意基金會的調查也反映了有四成八的民眾對於疫情間的紓困感到不足與不滿,而紓困最重要的在於救急,並且依政府的施政方向是希望給予資方誘因,以薪資補貼來減少資方解雇勞工的意願,但根據中華民國中小企業理事長所指,這2個多月的時間已有3,700間小微型企業倒閉,再細看慘淡的內需產業,餐飲、零售業6月營業額分別年減39.9%及13.3%,創22年來最大衰退幅度,百貨業年減64.7%亦創史上最大減幅。那可間接的推估,影響到的受雇勞動者是更加廣泛,也間接的反映出民進黨政府提供的紓困對於內需產業來說並未真的幫助到位。

 

兩極的經濟發展

儘管根據上文描述,此波疫情對於基層的生活及內需產業帶來不小的衝擊,但中經院在7月20日發布的經濟預測,仍預估台灣今年整年的GDP增長可以高達5.15%~5.86%。台灣在「類封城」期間更是出現了亮眼的出口經濟數據,5月374.1億美元;6月366.5億美元;7月379.5億美元,前7的月累計出口高達2448.7億美元,成長31.5%。細看7 月出口類品的成長,除了電子零組件連續成長27個月,其他類別如基本金屬(年增58.8%),橡膠、塑膠製品(48.7%),機械設備(33.8%)皆有強勁成長。

儘管出口貿易帶動的經濟成長尚有相當令人驚艷的表現與成績,但諷刺的是,在台灣國內正有許多基層勞工與部分受到疫情重挫的行業正面臨著沉痛的打擊,其中以重災區的產業來看,批發零售189.4萬人就業、住宿餐飲86.4萬人就業,這一批廣大的勞工正陷入在深刻的生計影響中,急需在此時此刻得到政府大膽的財政政策援助,不僅是來自於紓困,振興政策的力道與預算也會決定他們能夠多快的從疫情的打擊下恢復過來。

另一方面,台灣的貧富差距也在疫情期間迅速的擴大,依據瑞士信貸集團發布的2021全球財富報告,台灣在2020年個人財富淨值達百萬美元的富豪人數為60.9萬人,並預估到2025年將增至103.1萬人,增幅高達69.3%,而根據主計部公布最新的家庭收支調查報告來看,最高收入20%與最低收入20%的差距倍數來到了6.1倍,是7年以來的新高。依目前各項針對此波疫情的數據調查來看,這樣兩極的發展勢必會更加嚴重。可見近兩年來台灣傲人的經濟成長,仍舊是少數有錢人獲得最大的財富增長、然而多數的勞動者仍是汲汲營營的在底層為最基本的生計掙扎,且在疫情的衝擊下陷入更大的困頓,也因此民進黨政府所推動的振興計畫應該要更直接且大膽的推動。

在政府開始將疫情警戒降為二級後,可以說現在內需產業急需復甦,而目前行政院所提出的振興方案和2020年並未有太大區別,仍是以振興券為主,並從三倍券增加到五倍券。依照去年11月國發會「總體經濟成果與展望」報告,去年的紓困及振興方案總計讓約1344萬國人受惠,特別是讓超過12萬家廠商免於倒閉、110萬名員工免於失業,而三倍券也帶來1,335億的經濟效益[8]

但將這兩年的疫情衝擊對照著相應的紓困和振興計劃來看,2020年台灣受到疫情的衝擊遠不如今年,但民進黨政府在去年總年度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以下簡稱紓困政策)特別預算就高達4,200億。

儘管政府在今年因應第二波疫情的衝擊再次將預算上限增加一倍至8,400億,但對照經濟衝擊的程度,仍顯得小鼻子小眼睛。

五倍券的計畫一出台,在網絡上更是出現了許多負面聲浪,對於許多受到影響的基層勞動者而言,更期望政府可以發放現金而非紙券,反映了社會上有部分群眾與其消費更傾向恢復個人財務安全穩定。

在民意壓力下,政府又再次將五倍券計畫改為免付1,000元的方案。依照2020年3倍券的預算以及政府計算最後帶來的經濟效益來看,去年的振興券以512.5億開支換來了1,353億經濟效益,而這次五倍券改為免費領取以後,財政開支雖達1,300億元,但對照去年的成果,可以預期這將帶來近3000億的經濟效益、甚或更多。

民進黨政府說到,今年經濟增長預估為11年來新高,儘管對照11年前金融海嘯所造成的影響,導致當年帶來了低基期的優勢,但台灣在2020年的經濟成長高達3.11%,成長率更是在全球30大國當中居冠。而第二季的經濟成長率更高達7.43%,整體上半年的經濟增長更是高達了8.34%,民進黨政府表示考量經濟成長和財政負擔以後,決定將「1000元換5倍卷」改為「直接全民普發五倍卷」,讓「經濟成果全民共享」。

我們也認同經濟成果應當共享出來,尤其是讓整個台灣社會基層的勞動者可以分享到更大部分的成果,對照今年如此亮眼的經濟成長,而去年台灣上市櫃企業的獲利也破紀錄高達2.4兆元,而根據最新的報導,今年上市櫃企業在上半年的稅後盈餘就已經高達了1.96兆元!

因此,沒有道理政府在台灣經濟如此之好、好得不得了的時候(徐旭東這個資本家也在自己的股東會上指出,台灣政府不應當在振興上保守,應當要衝,對消費者來說越高越好!連中研院的學者周雨甜也指出,面對當前的經濟局勢,振興應當越早越好,且越多越好!),援助台灣內需經濟與基層人民的振興政策還如此的保守!竟然只提出全民普發5,000元消費券的振興計畫!!

因此,我們「國際社會主義前進」主張,政府應即刻擴大預算、推動全民普發兩萬四,復甦內需保民生!這將能夠為台灣經濟帶來五倍於五倍卷的經濟效益,保守估計這經濟效益將高達1兆元新台幣以上!但也僅需要不到6500億元的預算。台灣近兩年的經濟成長與企業獲利,就是這個預算開支最好的擔保與支持來源! 這樣的振興政策,是挹注整個台灣基層人民的民生與就業,得到來自政府財政的強勁支持!解決掉疫情期間所帶來的「民生赤字」、「人民幸福感赤字」!

 

聯手消除「民生赤字」! 

要迫使民進黨政府拿出真正能夠解決「民生赤字」、「人民幸福感赤字」的振興政策,我們不期望單單透過我們的論述與呼籲就能夠扭轉不分藍綠執政長期以來的「親資慣性」,那個慣性就是總對各種基層人民與工人階級所迫切需要的公共開支與民生保障不願提供更多的預算支持/財政開支,吝嗇且保守。但我們相信,若台灣的基層人民與工人階級,以及能夠影響社會輿論的各界進步性工會與社運團體能夠聯手起來推動一個真正能夠大力振興民生、緩解人民痛苦指數的振興政策——例如我們所提出的普發兩萬四——將能夠有助於台灣基層人民與工人階級更快的在疫情所帶來的民生創傷中得到顯著的補償與支持。若能贏得這樣的成果,也將大力振奮起已經受疫情所致而低迷了兩年的台灣工運與進步運動!

 

我們在此提出:

 

1.全民普發振興2萬4,復甦內需保民生!

2.擴大各項公共社會開支包含但不限於公共醫療及公共衛生開支等,補足人力解決醫護血汗過勞。

3.基層勞動者因疫情損失的收入應由政府財政全額補貼。並且發放更充足的紓困現金,包含但不限於房租補貼、基本生活開銷補貼等。

 

為了以上屬於基層勞動者的民主及生計,勞動者需要團結組織起來,讓疫情對於基層勞動者的打擊降至最低。


[1] 財經雲 1月31日 〈防堵疫情擴散大作戰!勞動部訂定武漢肺炎職場防護指引〉 報導

[2] 新新聞 2月29日 〈台鐵旅客注意!為避免群聚感染 台北車站大廳即日起禁止民眾群聚休息 〉報導

[3] 請參照國際社會主義前進 〈病毒肆虐尚未終結-疫情風暴中的印度〉

[4] GENE ONLINE 於8月12日報導

[5] 報導者 7月19日 〈首支取得EUA的國產高端疫苗,防疫角色如何定位?保護力監測與國際接軌考驗在哪?〉 報導

[6] 參見工人鬥總統FB粉專6月16日貼文。

[7]聯合新聞網 5月31日〈九成二上班族疫情生活大不易 最怕減薪、減班、無薪假〉報導

[8] 2020年11月5日行政院會後記者會(第3725次會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