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碳排放不斷提升的情況下,使造成氣候危機帶來的系統性風險變得更高據增。替代性能源的議題是不斷地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其中以核能與再生能源為主,成了能源轉型方案的論戰主軸。常被視為能源轉型的解決方案進行評比。事實上,相較於核能,近年來可再生能源較是更為理想的選擇。有發展的趨勢,依據「2020年的世界核工業情況報告」指出全球發電量比較下,非水力可再生能源已超越核能。就連較為低估可再生能源潛力的國際能源總署(IEA),也在兩年前的報告中建議各國「延役」核電廠,而非建議「建設」新的核電廠。原因乃是核電廠建設的時程與成本,已比不上近年發展迅速的可再生能源。況且傳統核能反應爐始終解決不了仍會有核廢料及鈾礦源竭盡的問題。因此採取再生能源而非核能來淘汰化石能源之總體方向是正確的。但為何社會上擁核的聲浪並無式微呢?

擁核派有何支持基礎?

近期擁核團體及背後的國民黨人,已大張旗鼓的利用藻礁議題,來為今年八月再度被提出的「重啟核四」公投展開輿論攻勢。擁核團體一如既往的聲稱重啟核四是為了減煤、治空污。姑且先不論核四重新商轉的諸多工程評估、行政成本所帶來的資源耗費,即便真的重啟核四,單就核四兩機組的裝置容量推算,也僅能帶來占當前整體發電量的6.5%,意謂著至多降載燃煤發電量約6.5%的占比。回過頭來還得考量剩餘的燃煤發電如何透過發展綠能達到減量。但擁核團體在綠能轉型卻無更多著墨,而回頭覬覦核四重啟方案,恐怕是有更多並非基於減煤的考量。

擁核團體還質疑當前能源轉型政策:諸如以天然氣替代核能與燃煤,恐有中共圍堵天然氣運輸船進港或攻擊天然氣儲槽之虞,涉及「國安問題」。這真是為「國安」?還是為特定既得利益者?我們能在工業總會2020白皮書中的能源政策「諫言」找到端倪。工總擔憂地緣政治動盪下,天然氣能源容易斷供並導致斷電,這將使產業承受巨額虧損的風險。同時,工總也要求政府解決台資回流擴廠的電力需求及穩定度,卻繼續要求取消「用電大戶」認購綠電或設置再生能源設備的義務,好以維持富豪們的利潤,並把這些問題的解方直指重啟核四。事實上就是工總假借「國安問題」,想要推卸承擔綠電發展的成本,這藉口說的好像核能就不會受到「國安問題」影響。

可怕的是,這些工業資本大佬們是有絕對的籌碼與政府進行利益談判折衝。如同,三月初蔡英文接見工總理事長王文淵,顯然有求於他的台塑麥寮廠擴建燃氣相關設施,好以配合民進黨的能源轉型政策-2025年燃氣發電占比達50%的硬體建設需求。而當能源轉型有求於高污染、高耗能的財團時,無疑將使能源轉型受到特定政治、產業狹隘的利益所牽擾。擁核團體也能夠在綠能發展緩慢及不確定性中,找到更多輿論操弄的空間。

當前綠能確實是發展緩慢的,若依照去年民進黨做出的未來能源配置規劃(如下圖)[2]。若按目標去年綠能應達9%的發電量占比,實際上卻僅達到5.4%。即便把慣常水力發電受降雨量不佳的變因忽略,綠能發電佔比亦僅6.5%,即一年內綠能實際發電占比增長不到1%。面對未來四年,核二及核三廠依年限除役造成的能源缺口,綠能相關基建若不趕緊大刀闊斧的發展,那麼可預期擁核團體、工總的「缺電恐嚇」只會變得越來越有影響力。

能源轉型到底行不行?

民進黨當前的能源轉型發展模式是仿效德國的躉購政策。該政策使綠電發電業者能夠以高於一般電價的價格賣給台電。由於台電的保證收購,讓發電業者不需承擔銷售風險,可以與提供融資的機構分享長期穩定的利潤。待綠電發電業具一定規模後,政府再逐步降低躉購費率,同時開放綠電售電業者透過電力競標及再生能源憑證,各別售電給終端用戶來試圖建構「綠電自由市場」。

從可再生能源歷年裝置容量(如上圖)來看,躉售制度的確使近年來太陽光電快速增加。表現在中南部許多屋頂及農地出租給發電業者賺取電費。但以現行的發展趨勢要達成2025年的目標,恐怕還是過於緩慢。在此制度下若要加速綠能發展,則需增加給綠電發電業者的補貼,藉此吸引更多投資。但問題是額外的預算該從何來?當用電大戶財團不願意承擔成本時,就會反映在電價上,加大基層人民的生活重擔。

這就是擁核團體聲稱:德國再生能源政策造成電價高漲及燃煤降不下的原因。但事實上問題的根本並不在於可再生能源的技術問題,而是以自由市場發展綠能的制度所導致的。以德國的經驗來看,由於可再生能源具低操作成本及無燃料成本的特性,在自由市場下拉低了整體競標電價,但也擴大了躉售費率與用電費率的差距,導致需要更多預算補貼。而這些預算則來自於向用電戶收取再生能源附加費,但有些能源使用密集的大公司卻不用繳交,才使得一般居民電費高漲。同時大量再生能源併網影響碳交易市場,使碳配額過剩、價格下跌,進而使煤炭發電成本更低,導致無優先併網權的燃煤發電廠可透過出口電力獲得可觀的利潤[4]。

或許有人會寄望於,透過躉售制度來輔助發展綠電的自由市場。隨著綠電競標成交價格高於躉售費率,最終能使市場活絡發展。但現實是,當前私營售電業者仍無蓬勃發展的跡象,僅是少數幾家售電業者因為拿到財力雄厚產業的購電訂單,才得到銀行的融資。而小規模的購電合約不容易簽訂,因為綠電不像一般商品。它存在間歇性及不易儲存的性質,使售電方難以配合購電方的用電行為。這反映了現況仍缺乏可再生能源的相關基礎設施,例如智慧型電表、智慧型電網、儲能設施,以協助供電端與用戶端雙向協調,達到穩定電力。可見政府推動綠電自由化的相關政策,就奢望綠能自動發展是何等徒勞。

我們應當要求政府加大預算,大量投資可再生能源的相關基礎建設。但是,當資產階級政府投入所謂穩賠不賺的基礎建設,時常是為了替資本家們來承擔開拓新市場的風險。在推動自由化的政策的前提下,政府便在市場活絡後拆分該產業業務,將原先國營企業轉變為給私營企業的獲利工具。當前在綠能發展中,一直都存在鬆綁台電業務、廠網分離、自由化轉型的聲音[6],就是想要將電能事業全面進行私有化,這將會使全國居民生活必要的電力變成私營企業獲利的工具。

另外,因為可再生能源其能源密度低的特性,廣泛建設在地狹人稠的台灣時,容易遭遇土地用途規劃的衝突而耽擱時程。但問題之所以難解並不是因為場域面積限制,而是在土地私有制下,不同的土地利用形式涉及不同產業及所有者的利益,開發成功與否是以力量對決而定。但「環境生態」與「基層居民」的話語權往往贏不過大企業的力量,在政府為加速綠能發展而鬆綁開發條件時,往往會造成衝突。舉例來說,當前依法規定風力發電機基座只要在250公尺內無門牌,即可免除環評。但國際平均安全距離低標為470~700公尺。這種沒有長期健康風險科學考究的近距離風機建設,惹得西岸沿海基層居民不堪其擾。

盡管看似能夠透過政府主推的公民電廠政策,讓社區居民分享再生能源售電利潤,來吸引民間集資發展社區綠能,並緩解開發所衍伸的衝突。但可再生能源投資門檻並不低,並不是所有公民都能參與。同時公民電廠的利潤回報多寡,仍是取決於你在其中出了多少土地、資金。即便整體資金結構呈現比起寡頭壟斷更加分散的狀態,但電廠經營管理的權利仍是少數幾位「大股東」把持。況且根據德國發展公民電廠近二十年的歷程來看,跨國的能源公司經營的電廠隨發展,是佔有電力市場的更大份額,而小範圍的社區電廠則是越來越被排擠出電力市場[7]。

終歸來說若依現行透過市場利誘來發展綠能的發展模式繼續下去,要麼無法達成能源轉型目標,要麼要擴大誘因、鬆綁綠能投資條件而造成新一輪的社會災難。

爭取加大公部門綠能投資

由此可知,發展潔淨能源及再生能源是刻不容緩的重要趨勢。而依靠電力自由化是不足夠的,電力自由化政策更可能會帶來更多業界富豪圖利的空間,並可能將綠能發展的成本在未來以更昂貴的電價轉嫁在基層居民身上。國際社會主義前進主張,為了保障民生與社會發展,政府應立法保障全國居民皆擁有平價用電,能源事業不應錯誤的遵循「財政紀律、收支平衡」這類新自由主義政策指導原則;而應當清楚定位其職能乃是在於為全體居民與民生所需供應平價且充足的能源,政府應當對此公營事業的財政需要承擔支付責任,以確保社會生產與生活有序且穩定運作。

對發展緩慢的綠能轉型,國際社會主義前進也認為,政府需要大刀闊斧,擴大投資、發展所需之綠能建設、培育相關的科研人才,並且輔導舊能源事業的勞工投入再生能源領域。面對氣候危機,政府需要拿出決心,投放這些龐大的經費開支,並且向用電大戶的企業課以更重的盈利稅項,讓真正的用電大戶為綠能轉型與永續發展負上應盡的職責!

同樣,台電長期受到腐敗官僚所控制,卻沒有任何民主管控。這問題該是終結的時候了!整個台電的營運需要受到更廣泛的民主監督,我們認為台電的管理階層需要受到台電員工、消費者代表、環境保育人士與相關領域科學家的監督與選拔。

然而,如果社會上沒有足夠強而有力的支持能源轉型、要求擴大綠能投資的群眾運動,並且組織抗爭,就不會有實現上述願景的那一天。要實現這樣的願景,現時就需要我們共同的來反對核四重啟、不讓不安全且危險的核四廠攔阻能源轉型的進行,不讓「核四拜物教」的信徒們葬送全體台灣人民的綠能未來。8月28日,請一同對重啟核四公投,投下反對票!

能源轉型涉及人類文明的永續發展,要避免我們再承受空污及核四重啟的陰影繼續籠罩在我們的頭頂上,就需要所有追求永續發展的基層人民及進步青年,共同的組織起來,用民主管理能源轉型、加大綠能投資建設的方向來一掃氣候危機的陰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