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2月，緬甸爆發了自1988年以來最大規模的反軍事政變運動。隨著局勢的尖銳化，這場至關緬甸民主化進展的運動，也讓國際社會重新地聚焦在「緬甸民主化」的議題上。
有越來越多人逐步意識到，緬甸的抗爭並不像表面上呈現得那樣簡單：為什麼緬甸軍方有這麼大的權力？翁山蘇姬倡導的緬甸民主化到底走得多遠？緬甸為何爆發民族衝突？過去的緬甸民主運動，究竟遺留下了多少政治遺產？以上問題是不少人所關注的焦點。而我們認為，這些問題都與緬甸的歷史病根有關。
要理解緬甸的歷史病根，我們就得簡要但細緻地回顧緬甸的地域特徵和歷史脈絡。這有助於我們更全面地梳理緬甸所遭遇到的政治問題，且能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2021年緬甸的反軍事政變運動。
緬甸的特殊性
緬甸作為東南亞的第二大國，有著豐富的天然氣、石油、礦產和寶石資源等等。另一方面，緬甸處於中國、南亞和東協等亞洲三大經濟體的交集位置，代表緬甸在地緣政治上，具有相對重要的戰略價值。今日我們所知曉的緬甸，並不是一個民族單一的「國家」，而是一個以佛教信仰為主的聯邦制共和國。緬甸由135個民族所構成，大多數人所認識的「緬甸人」，實際指的是最具優勢地位的緬族人，其他還包括克欽族、若開邦、克倫族和撣族。
認識複雜的民族問題，是理解今日緬甸政局的第一把關鍵鑰匙。一方面，緬甸是聯邦制政體，但人口占比達到68%的緬族幾乎把持了所有官職、政務和資源。另一方面，緬甸各民族在語言、信仰、生活地域上都有很大的區隔。少數民族與緬族政府的衝突非常頻繁，整個緬甸就有超過20支不同的反政府武裝部隊，其中像克倫族和克欽族的武裝部隊，就與緬甸軍方交火數十年之久。
這反映了緬甸政體上的矛盾。緬甸名義上是聯邦共和國，可是在緬族獨佔多數權力與資源的前提下，各民族的衝突始終無法得到解決；不僅如此，因為少數民族的武裝反抗，緬族把持的政府也無法有效動用國家機器與資源來發展經濟。某些層面上，這導致緬甸變成一個城市化水平低、農業技術落後的國家[1]。
軍權：民主化失敗的產物
最早在英國殖民時期，英國殖民統治者把過去不屬於緬甸王朝的民族都併為同一個行政版圖，其目的是削弱緬族的影響力。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緬族領袖翁山將軍為了推翻英國的統治，與當時想將戰略部屬伸進東南亞的日軍合作，共同對英軍與支持英國的少數民族發起進攻。
值得說明的是，翁山將軍是投機地利用帝國主義勢力間的矛盾，來爭取緬甸獨立的機會。當日本軍隊敗走之際，翁山將軍馬上轉變立場與同盟國合作，最終因為1946年緬甸爆發城市總罷工以響應獨立訴求，才迫使英國政府允許緬甸在1948年獨立。
然而，二戰時期日英帝國主義在緬甸的戰爭，卻也加深了緬族與其他族裔之間的矛盾和衝突。在英國殖民時期，殖民者有意識的利用緬族與其他民族的固有矛盾，透過分而治之的政策、發放高利貸掠奪土地和剝削農民來鞏固殖民經濟。當二戰爆發後，跟隨日軍的緬族與支持英美同盟國勢力的少數民族，隨即成為帝國主義戰爭的馬前卒和犧牲品。當戰爭結束後，因為緬族民族主義勢力獲得英國的獨立允諾，導致原先為求獨立而支持英國軍隊的少數民族權益喪失，民族矛盾因此深化。
雖然翁山將軍在1947年曾召開彬龍會議，允許少數族裔的自治權利。但自從翁山將軍遭到暗殺後，由翁山將軍繼任者吳努所提出的一系列強化緬族認同的沙文主義政策，又再次引爆了被彬龍會議所隱埋的民族爭端，隨後形成一連串的武裝對抗。
根本上來說，新成立的緬甸聯邦無力解決殖民時期的病瘤，這種病瘤因為長期的種族分化，使緬族人與少數民族之間的經濟、政治和文化難以被有效統一融合。聯邦政府依循著緬甸民族主義運動所推行的佛教國教化、民族同化等具緬族沙文主義性質之政策，構成了壓垮民族和平的最後一根稻草。另外，聯邦政府糟糕的經濟政策和失敗的土地改革，也引起社會更強烈的動盪和不安。
聯邦政府的民族主義經濟政策不但引起民族間的長期交火，還無法提振低迷的經濟。獨立後的聯邦政府仍依循殖民時期的政策，極度仰賴大米出口來發展工業；然而大米國際價格卻在聯邦政府執政時期不斷暴跌[2]，導致工業發展的重要資金來源被阻斷，工業化因而陷入停滯。除此之外，因為與少數民族的關係惡化，土地改革亦遭到各族土司頭目反彈而失敗；1953年的土地國有化政策中，僅有17%的可耕土地成功國有化，大多數土地仍受到35萬名地主的控制。總的來說，聯邦政府的經濟政策以諸多失敗告終，許多經濟指標甚至較二戰前來得更低。
面對頻繁的民族武裝衝突和社會不穩定，軍隊的作用得到巨大提升。過去由翁山將軍籌組、以緬族利益出發的政府軍隊，為了因應社會秩序的維穩和需求，其政治地位不斷得到強化，最終讓軍事領袖奈溫有能力在1962年發動緬甸歷史上的第一次軍事政變，藉此取代失能的聯邦政府，以嘗試恢復社會穩定。
1962年的奪權，有幾個重要的政治後果。首先，這場政變開啟了長達50年的軍事獨裁；第二，緬甸軍方更強硬的大緬族主義政策使民族問題再度惡化，少數民族的武裝部隊擴增。第三，軍政府解散了議會，把持了所有重要的緬甸產業、金融和資本，開始建立以軍系官僚為核心的計畫經濟制度。
軍方明面上以「社會主義」為號召，實則是建立一個假借馬克思主義之名，揉合佛教[3]與史達林主義官僚統治模式、為軍人集團蠻橫獨斷所服務的專制政權。而奈溫成立的「緬甸社會主義綱領黨」也不是為了推行真正的民主化，而是軍事官僚集團統治合法性的政治包裝。直至1971年，緬甸社會主義綱領黨中央委員會的150名成員，仍然有128位是軍人；1977年該黨黨員仍有60%是軍警人員出身。
雖然奈溫政府推行了廣泛的公共教育和醫療，成功拉抬了緬甸人民的識字率，但官僚主導的計畫經濟卻仍是一場巨大的災難。軍系官僚集團缺乏專家人才，加上農業的強制勞動和封閉的國有化經濟，使得農業產值大幅減低，勞動生產力被嚴重削弱。在軍政府的統治下，勞動者並沒有獲得更多政治自由，少數民族與軍隊的衝突亦無減反增。
本質上，奈溫自1962年的軍事政變以後，走了史達林主義的老路。雖然官僚集團嘗試加大醫療、教育上的投資，但由於軍人組成的官僚集團不會受到任何一絲的監督而肆意施政，各種不理性的農業收購價格和貨幣改革橫出，致使農糧減產、物價飆漲和嚴重的通貨膨脹。
獨裁與抗爭
這一連串的經濟災難，終於在1988年爆發。由學生發起的8888運動得到了工人、農民、教職員甚至僧侶的響應，他們要求建立臨時政府、實行多黨民主制，並迫使奈溫下台。同時，翁山將軍的女兒翁山蘇姬參與8888運動並成立了全國民主聯盟（簡稱全民盟），要求以「選舉」來反制軍政府的獨裁。
這場運動是緬甸近代第一次大規模群眾運動，學生在城市發傳單、工人展開罷工，軍政府幾乎面臨癱瘓。而作為翁山將軍之女、挾帶了巨大政治光環的翁山蘇姬，一定程度上催化了運動的發展，讓更多人響應、甚至是投入運動；然而翁山蘇姬提出的「和平理性，爭取民主法治」訴求，卻也遏止了運動升級的可能性。1988年9月18日，蘇貌將軍在奈溫的支持下發動緬甸第二次政變，正式接管了國家政權，並針對群眾運動展開大規模血腥鎮壓。
緬甸低度的城市化、工業化發展以及軍事獨裁時期對民主權利的剝奪，使得工人組織程度相當低，且無法在運動中取得主導性力量。群眾是在沒有任何政治替代方案的前提下，選擇支持具備明星光環、以和平改革為號召的翁山蘇姬與全民盟；而彼時的緬甸，正因為鬥爭局勢高漲而日益尖銳化。這反向說明了翁山蘇姬的和平改革訴求，與一場臻至革命的群眾運動是矛盾且致命的。在全民盟的「倡議」之下，群眾對軍警的暴力屠殺沒有絲毫防備，更沒有政治與組織上的武裝來對抗軍事鎮壓，最終導致運動在數百至數千人死亡的悲劇中結束。
1988年運動以後，軍政府放棄了原先的計畫經濟制度，開始推動緬甸的資本主義發展，且有限度的開放市場經濟；另外，巨大的群眾運動迫使軍政府需要透過選舉來維持統治。這場運動成為了緬甸民主化歷程的重要敲門磚，讓軍方被迫在群眾的壓力前做出政治妥協。與此同時，這也宣示著封閉的「一國計畫經濟」已無法與資本主義全球化相互兼容，軍政府必須做出經濟制度上的改變，來適應80年代後席捲全球的新自由主義經濟。
儘管承諾進行選舉，但軍方並不願意真正交出手上的權力。當1990年全民盟席捲了92%的選票時，軍政府非但不承認選舉結果，還監禁了翁山蘇姬。軍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則變成了高階將領牟利撈錢、發展裙帶關係的溫床，其性質演變為一種專為軍方服務「軍權資本主義」。由軍政府扶植的兩家企業「緬甸經濟控股有限公司」和「緬甸經濟公司」，透過開採天然資源和寶石，為軍方帶來了巨大利潤。諸如新加坡、韓國、日本和南韓，也存在與緬甸軍方經營企業的合作關係。軍政府還從1988年後擴增了軍隊的規模和軍事預算，防止群眾運動再次威脅到軍政權的統治根基，並且讓軍方能更全面地控制少數民族地區的天然資源和土地。
根據斯德哥爾摩和平研究所（SIPRI）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於2005年的統計，若與泰國、印度、寮國、越南和中國等周遭國家相比，緬甸有著最低的人均GDP；然而，緬甸卻有著僅次於中國的軍事預算。
這側面反映了緬甸軍權資本主義的畸形發展。大量的軍費支出用於驅逐、佔領少數民族居住區域，而基層人民的生活需要卻長期不被顧及。可以預期地，當2007年軍政府以沒有財政預算為藉口，取消燃油補貼導致物價上漲時，又再一次地引發了大規模的反軍事獨裁抗爭。
2007年的運動以僧侶發起號召，受到了超過十萬名群眾的支持。運動演變為緬甸歷史上的第二次民主抗爭，群眾與僧人戴上具有宗教意涵的紅帶，透過遊行到達翁山蘇姬的軟禁住址，並提出釋放翁山蘇姬與政治犯的訴求。
我們可以觀察到類似於1988年的狀況，也就是工人與勞動者仍未成為運動的主要力量。1988年的抗爭，讓軍政府自1962年奪權後首度面臨「垮台」的威脅，原因在於工人、勞動者的廣泛罷工，從而在經濟基礎上給予軍政權更大的壓力使然。與之不同的是，2007年的運動是以宗教人士為核心，且群眾抗爭的規模也不及1988年。結果，相似的歷史再度重演，軍政府依然透過軍隊來鎮壓抗爭。
即使2007年的運動因軍事鎮壓而進入尾聲，但巨大的群眾憤怒並沒有消失，軍政府必須做出更多的民主讓步來維穩局勢。這次讓步反映在了政治制度上。首先，軍政府釋放了長期被監禁的翁山蘇姬，接著在2008年進行公投修憲，2010年首次舉行議會選舉。
乍看之下，從1988年後緬甸的兩次運動似乎都以「失敗」告終；然而，這並不代表運動完全沒有留下任何一絲政治遺產，也不表示運動的火種就沒有延續的可能。雖然我們知道軍方所做出的承諾與讓步，都是狡詐且虛偽的話術，但可以確定的是，軍政府確實害怕群眾運動。
今日的緬甸政治與經濟
2008年後的一系列改變，被外界視為緬甸的改革開放，意味著軍政府在政治與經濟上的轉變。但實質上軍政府是狡黠的透過「改革開放」來操弄選舉，藉此鞏固其政治基礎。
首先，軍方從2008年的憲法中保留了巨大的權限，例如軍方可以無條件獲得議會四分之一的席次，而議會需要四分之三的席次表決通過才可以進行修憲。另外，當軍方認為國家發生動亂、暴力抑或分裂的危機時，軍方得以直接掌管所有國家機構。2008年憲法還有以下規範，緬甸總統無權指派內政、國防與邊境少數民族管理的內閣職位，這需要由軍方自行提名。
其次，軍政府於2010年建立傀儡政黨「鞏發黨」來增強軍方對選舉的掌控能力。在「民選議會」的基礎上，四分之一保障席次與鞏發黨的存在，讓軍方的權力始終能在議會內部得到延續。因此，儘管自2010年以後，緬甸人民終於有了選舉的權利，可林林總總的憲法規範，無一不是在為軍方的統治特權提供保障。
由於軍方官僚掌控的軍權資本主義，已無法解決自1988年後所面臨的內部資本匱乏、經濟萎靡等問題，故軍政府需要透過新自由主義來更大程度的開啟市場大門、引入外資發展建設。軍政府將九成的國營產業進行私有化，引進外資並帶來套利的空間；軍政府還保留了大多數的土地所有權，使其能透過租貸土地來增加收益，同時確保外來資本主義國家無法從經濟根本上撼動軍方的統治。在這個過程中，美國、英國、香港、中國對於緬甸都是相當重要的對緬投資國家，他們也樂於從緬甸獲取珍貴的天然資源。
2015年選舉時，翁山蘇姬所領導的全民盟獲得壓倒性勝利，成為了嚴格意義上的「民選政府」；然而，緬甸軍方並沒有因為全民盟勝選而真正下台，所有重要的政府部門仍把持在軍方手中。即使全民盟成為執政黨，翁山蘇姬也在2016年由總統任命為國務資政（其職權相當於緬甸總理），但軍方依舊是整個國家體系的主要掌控者。
不少評論指出，軍方之所以願意「放權」讓全民盟執政，而不是像1990年一樣回絕選舉結果，是因為軍方想透過「民選政府」的招牌，來增加外資挹注的機會。另一方面，重要的國家職權已由軍方全權把持，因此民選政府並不能動搖到軍系官僚的利益與權力。
從民選政府後續的作為來看，這種分析是相當直觀的。全民盟的執政沒有使緬甸擺脫貧困，高工時、低工資甚至童工的問題；與20年前相比，緬甸的貧富差距變得更加嚴重。到今天，緬甸仍有七成人口生活在落後的農村，都市化程度相當低落。IMF統計，2019年緬甸人均GDP只有1244美元，是186個國家中的第156位。國際勞工組織的調查指出，今天緬甸至少還存在113萬名童工。
少數民族也沒有因為全民盟上台而獲得更多自治權，他們與緬軍的武裝衝突依舊劇烈。以2016年著名的種族清洗為例，緬甸軍方對緬甸境內的羅興亞穆斯林族群發動大規模屠殺，造成隔年120萬羅興亞難民的逃亡。翁山蘇姬非但沒有譴責軍方，甚至親自站出來為軍方辯護。
緬甸的歷史教訓
緬甸民主化的歷程是崎嶇且艱難的。直到今天，緬甸民主化的任務依舊沒有完成。我們從上述的討論可以看到，帝國主義的角力、民族沙文主義、軟弱的文人政權和軍隊官僚，都是構成緬甸民主化失敗的病根。
緬甸的歷史經驗清楚說明了，緬甸軍系官僚的上台並非偶然，而是眾多客觀因素所導致的必然結果：過去的帝國主義衝突種下了如今緬甸政治不斷動盪的種子；吳努的聯邦文人政府「澆灌」了這顆種子，讓橫行霸道的軍方取得了奪權的正當性。此後，軍方的長期獨裁，成為了勞動者與少數民族所揮之不去的夢魘。
雖然緬甸群眾試圖透過大規模運動來改變軍方長期獨裁的局面；然而，運動要能真正推翻軍事獨裁，仍然有相當大的難度。第一，緬甸作為工業化程度低落的國家，工人階級在人口中的占比相當低，加上緬甸工人階級本身就缺乏組織性，故運動往往缺乏一致的步調。再者，儘管緬甸有巨大的農業勞動人口，且受到壓迫的貧農、佃農同樣是民主抗爭重要的支持力量；但是對於過去軍政府所掠奪、強佔土地進而「富起來」的大地主來說，民主運動是他們最大的利益威脅。這就代表著，工人階級與農民並不見得能被統整成一個切合的反獨裁勢力。
值得注意的是，工人占比低、組織程度不高，並不表示工人在抗爭中是疲弱的。1988年的抗爭給了我們最好的解釋，就是「罷工」是最能撼動軍事獨裁根基的手段。這也是為什麼我們需要反覆強調，工人階級是最重要、也最應該主導抗爭的階級力量。當然，它得在抗爭過程中將這個社會集團組織起來，使其能夠一致行動，才能最好的發揮其力量與實現其使命。
我們並不是天真的幻想家，我們理解在緬甸複雜的民族問題面前，倘若抗爭要獲得勝利，還需要爭取更多少數民族的支持。儘管是後見之明，但根據我們上述的分析，少數民族數十年的武裝反抗，其實是來自於文人政府與軍政府從來不曾兌現過的民族自治權。為爭取共同且長久的民主權利，工人與勞動者需要放下固有的緬族沙文主義之偏見，開啟更多與少數民族的團結空間，進而建立統一的抗爭力量。為此，緬甸的民主運動支持者與革命份子，需要推動建立一個打破民族沙文主義與挑戰軍事獨裁的民主革命政黨，幫助緬甸工人階級與勞動者跨越民族隔閡與偏見。
當軍方開始鎮壓運動時，群眾也必須現實地組織自衛武裝，來保衛民主運動的存續和參與者，使抗爭群眾擁有力量抵抗暴力鎮壓。我們已經見識到，軍事鎮壓並不會因為群眾高舉「和平、理性」的口號而減輕鎮壓的力道。這說明了一個非常簡單的道理：面對手無寸鐵的群眾，軍警的警棍、武器和實彈並不會比較「溫和」。
最後，抗爭運動仍需要更一致的協調、更有效率的行動組織，才能真正使得抗爭走向勝利。無論是1988年還是2007年的運動，兩者都缺乏這絕對性的一步。這表示需要一個能代表與組織基層勞動者（工人、佃農與貧農）、受壓迫者和少數民族的以民主革命為使命的左翼群眾政黨[4]，這個政黨不應該單純以選舉為標的，而是應以推翻軍事官僚集團的統治作為首要考量，同時爭取、倡議更多有利於勞動者、受壓迫者和少數民族的，且全民盟無實現的進步政策。
現在，緬甸仍在爆發劇烈的民主抗爭，仍然有數以萬計的群眾在街頭上試圖推翻軍政府獨裁。我們無從得知這場抗爭會走得多遠，但緬甸歷史給我們最重要的教訓，就是抗爭必須從勞動者、受壓迫者與少數民族的共同民主權利與自決出發，並且由他們肩負起未竟的政治使命，共同尋求左翼的替代方案。
至於什麼是左翼的替代方案、該如何實現這個方案，那就屬於後話的討論範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