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教育，一直被詬病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流傳至今的升學制度，考試領導教學的教育風氣，也源自於此。這個制度的原理簡單直接，就是透過考試問答，來檢視學生的學習成效，以此為根據分配教育資源，成績越好的人代表能力越好，可以接受更高等的教育，未來（較有機會）擔任社會上位階比較高的重要職位。
不僅在台灣，諸如中國、日本與南韓等亞洲國家，皆奉行著高度相似的「升學主義」教育模式。然而從這些教育的經驗與歷史中，我們不僅可以看到升學主義越來越不符合今日的社會現實。與之相反，教育制度反而愈發成為學生探究自我潛能的阻礙與枷鎖。更甚者，有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現今依照才智（測驗／成績）分配教學資源的方法，與社會不平等、階級複製呈現高度的關聯性。
為什麼教育制度與不平等有關？因為教育與一個人的發展程度、能力培養有關；而一個學生的能力養成，又會間接反映未來在社會上能分配到的資源、所身處的環境以及創造價值的機會，進而反過來決定子女所得到的教育資源。
本文將從教育的角度出發，帶讀者看見當前社會的教育制度矛盾，以及依照現有政策和不足，推演出我們所認為的教育制度願景。
制度沿革
在今天的台灣，縱然已有許多改良制度的施行，但要總體評價學生在目前的體制內是否有一個夠進步的學習環境，首要還是認識現在的升學制度。
在2001年以前，無論是國中升高中還是高中升大學，都是透過高中聯考及大學聯考來分配學校。從2001年起，升學的方法從考招一體，改為考試、招生分離制度；國中升高中的升學制度：考試方面改成基礎能力測驗+招生方改成多元入學管道，學生可以透過個人申請、推甄跟登記分發三個管道來入學。
2014年，國中升高中的考試改為「教育會考」，成績不是再像以前以滿分100分計算，而是以更大的分數區間來計算，針對各個領域科目，僅有精熟、基礎及待加強三個等級。在相近程度的學生當中，由於分數是相同的，所以競爭的標的就會轉移到考試分數以外的成績，而同時，2014年的招生制度已經全面實施免試入學，所有的學生原則上都可以選擇申請就讀自己想要的高中職。
2019年開始，隨著108課綱實施，新型學測開始側重學測分數五選四、學習歷程檔案、分科測驗成績等依據，至此升學幾乎已經和考試無多少關係。
以上變革說明了，教育制度的改革歷程確實出現了變化。在各個學校的招生新制度中，分數的影響力不會再是100%，而是有不同以往的入學管道能讓青年學生進入到下一個教育階段。然而，我們卻仍看到多元入學管道並不能解決教育問題，同時也無法解決社會資源不對等。其原因究竟為何，我們將在下文接續探討。
扭曲的升學主義風氣：考試領導教學
縱然制度持續改革，但在教育體系仍以升學為導向的前提下，各校園仍舊存在一股「置個人發展於度外，以考取高分為己任」的升學主義風氣，。升學主義很大程度影響了師長對孩童教育的模式，以及學生們如何認知自己學習成長的過程，更影響著社會大眾對於「教育」兩字的既定認知與觀點。
升學主義帶來的影響有三個面向：第一、考試領導教學。在升學主義的現況下，對老師而言，分數跟學校排名相當於業績──你帶出來的學生分數越高、校排越前面、上榜大學(高中)越前面，該教師／科系／學校的評價就會越好。這也正是為何多數學校都會公布校排名，或在校門口張貼大布條宣傳升學成績的原因。根據國語日報轉載天下雜誌的調查，發現即便是教育部禁止學校公布學生的成績校排後，仍然近五成學校公布校排，由此不難看出考試領導教學的結果。
而在這個前提下，教學內容自然從「如何傳授學生有用的知識、啟發興趣」變成「如何讓學生考取高分」。這兩者有個最大的區別是，考試多了許多的條條框框，其為了要追求表面的公平性與鑑別度，會犧牲掉讓學生真正發揮實力、用力思考的機會。這種現象不只發生在國／英／數等傳統科目，就連台灣鋼琴家官大為也公開評論過樂理考試的題目，竟然會考「巴哈在哪一年去世」這種爛題目。
考試內容的扭曲，因為追求表面的「公平性」以及「鑑別度」，將分數分配在依些跟本毫無意義的爛題目上，教學的內容也會因此跟著這些題目貶值。在自然科的教學中，透過手做實驗，可以讓學生更清楚實驗流程、物理反應等細節。然而，以升學為導向的紙筆測驗，卻只會在考卷上出現「這個管子要裝什麼」、「這個瓶子什麼作用」以及「哪個化學符號是哪個元素」等與精實科學操作無多大關聯的題目。
考試領導教學，使得多數學生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圖:今周刊）
扭曲的升學主義風氣：家庭教育與補習文化
升學主義的第二點影響，可以從「校外教育」中發現端倪。為了應付考試的巨大壓力，加上要讓子女能進入更好的學校，無數家長無所不用其極試圖讓學生進入補習班，甚至是參加全科的補習考試，進而壓縮到學生的休息、自習抑或培養自我能力的時間。然而研究[1]表明，補習不僅不是提升學生成績的必要因素，更會因為補習科目的增加而使得學習成效受到壓縮。
更令人擔憂的是，全台補習班的數量近年來一直不斷成長。從2002年不到5000間補習班，到2018年突破15000間補習班。教育部統計，國中生每十人就有六人補習，高中生平均每三人就有一人補習，補習費支出也上揚。依據教育部的資料，103學年平均每名高中生花在補習的費用僅35,923三萬元，到107學年平均花57,033元補習，是將近103學年的1.6倍；國中生也不惶多讓，每學年平均花費51,824元補習支出。可想而知，有多少學生進入到這種高壓的學習環境中，放棄了玩樂的時間、放棄了自我天賦與專長興趣，被升學主義壓抑得不成人形。
綜合前述，各個家庭為了讓子女們謀求到更好工作，不惜砸重金讓學子們進入到補習班中，然而，這種高支出、低回報的補習文化不僅不是學生提升成績的先決條件，更會因為強調競爭與名次的教學制度，使學生們容易因為推甄、繁星的錄取與否而產生出不良的競爭關係、破壞學生們的社交養成。
這種情況尤以補習班最具代表性。學術期刊《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的研究指出：「當升學補習已成為一種穩定的社會風氣後，錄取率的大幅提升（甚至升學方式的變革），對減低升學壓力與補習風氣幫助都不大…」[2]這也就說明升學種類的多與否、增加錄取率對於學生的學習壓力不僅鮮有助力，還會讓學生暴露在「用錢補習換分數」的錯誤迷思中，使其失去對自我時間管理、生涯發展的規劃能力。
扭曲的升學主義風氣：多元管道下的升學壓力
升學主義的第三點影響，也就是學生的升學壓力。在天下雜誌的調查中發現，12年國教雖然號稱免試升學，但仍有高達43.1%的學生感到高度壓力；進一步分析其壓力根源，分別是考試壓力 (40.2%)、父母期待 (26.9%)、自我要求 (17.5%)、跟同學競爭 (8.5%)及老師要求 (6.9%)等5大課業壓力來源。
風傳媒的報導指出，台灣上課時數達9.5小時，是全球上課時數最高的國家之一，不只較英國、美國、加拿大等國家更高，就連中國、北韓比起台灣都是「略遜一籌」！對於一個正在升學的學子來說，上課八小時只是「基本功」，還得加上前述的補習文化，才算得上是「標準的台灣學生」。這也就反映台灣的教育內容不但因為升學主義而事倍功半，更是全世界數一數二血汗學生的國家。
在這樣的制度之下，學習變成了一個主要的壓力來源，即使擁有不同的升學管道，但青年學子們依舊會因為「升學」而憂鬱、沮喪。研究指出，從國中至高中皆有補習的學生，將會比從未補習的學生有更大的憂鬱傾向[3]。台灣憂鬱症防治協會的統計亦證明，2018年至2020年間，台灣15至24歲的自殺人數增加了33%，而主因即為學業壓力、同儕名次競爭[4]以及缺乏人生方向[5]。
進一步來說，因為校園教育、補習教學已經占滿了學生的時間，這種教育體系非但讓青年學子們難以培養自己的興趣愛好（甚至是得因此被迫放棄自己的愛好），還會使其無法釋放日以繼夜、不斷積累的巨大壓力，進而影響到學生自我調適壓力的能力，最終讓部分學生成為少數人眼中的「不能吃苦的草莓族」！
我們必須客觀地澄清，正是高壓的升學主義阻斷了學生探究自我、發展適性心理的能力，才使得多數學生無法健康地面對挫折和困境。一份針對民眾的調查亦表明，升學主義過剩、填鴨式教育是當代教育的五大首要問題[6]。正是因為目前的多元入學管道仍以升學為首要考量，才使學生僅著重在推甄與準備歷程檔案而難以適性探索自我興趣。加上教師無法在培訓時取得相關能力，以及各校在少子化衝擊下的招生策略，這些都使多元入學管道無法真正緩解學生壓力。
多元入學仍無法解決青年的學習壓力（圖:Shutterstock）
升學主義從何而來？
以上，我們已梳理了當前升學主義制度下的教育問題。接著，我們必須談及台灣升學主義的物質起源。
台灣資本主義發展以前，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並非人人皆有機會觸及，在主體產業仍是農業的前提下，中高等教育大多限於商人、工廠主、地主與權貴階級的子女（當然，也包含極少數刻苦的農民與工人的子女）。然而隨著台灣資本主義開始萌芽，總體社會對工／商業專業技術、科研領域的人才需求也逐漸提高，這也就反映了彼時教育制度需要更大程度的擴張，藉此滿足社會產業轉型的需要。
這也是為什麼在1990年代以後，台灣各界開始出現「廣設大學」的呼聲。其目的除了提高總體台灣名眾的知識水平外，更是要滿足新興工業、商業的勞動力空缺、使台灣能有更充足的研究人才，藉此發展與填充各領域之技術人才。
然而，隨著台灣資本主義發展放緩，越來越多年輕人無法藉由高等教育達到「階級翻身」，這就讓長期面臨低薪、血汗與過勞的台灣青年不敢成家生子──少子化現象開始浮現。加上高等教育普及，大學學歷已無法構成勞動階級尋求高薪勞動崗位的保證文書，使得各家庭只得寄望子女能進入排名更高、資源更充足的「明星學校」，以此來實現階級翻身，抑或尋求道條件更好的工作崗位。對於勞動市場而言，過去象徵專業與技術保證的文憑，同樣也因為「學歷貶值」而逐漸失去其客觀價值。因此，其對人才的鑑別標準也逐漸從「文憑」轉移為「學校排名」，並且依此來判斷求職者的素養與技能水平。
在這樣的結構性因素下，各個資源不盡相同的學校為了在少子化的壓力下獲得足夠的學生總數，無不試圖以「升學」與「就業待遇」為考量，嘗試藉此來提升學校名次、維繫校方生存；與此同時，各校素質參差不齊的資源差異也逐漸展露，在競爭趨於劣勢、招生未滿的前提下，辦學開始成為部分學校吸金、填補財政缺口的生意。另一方面，學生家長也期望子女能在升學制度中「一枝獨秀」，使其能在各校的激烈招生競爭中擠入排名更好的學校，換取待遇更佳的就職機會。從而使整個教育制度逐漸往「升學至上」以及「名校思維」等方向靠攏，進而使升學主義現象成為教育改革的核心。然而，這個發展路徑並不只是台灣一地的特殊現象，而是依循著資本主義發展所會面臨到的客觀現實[7]。
現今的教育不平等
接續我們一開始講的制度變革，我們已有如免試入學、多元入學方案、高中社區化等等的教改政策，試圖緩解這類問題，但升學制度為什麼仍舊存在？ 這種制度是否與當前的教育資源分配模式存在關聯性？
當代教育作為整體社會制度的一部分，其自然也依循著資本主義制度的發展邏輯。如同我們在上述對升學主義起源的解釋，教育體制的發展恰好凸顯了資源分配的不平等──例如過去教育僅限於富裕家庭、貧困家庭期望子女能階級翻身，抑或各校參差不齊的資源水平等等──問題只在於這種不平等展現了什麼樣的形式。換句話說，即使現今的教育制度已得到一定程度的普及，可是這並不代表教育上的不平等已被消除。
對於少部分社經地位更高的家庭來說，其有更多的資源能協助子女應對升學制度（包括請更好的補教名師、送子女出國留學、讓子女就讀昂貴的高師資學校等等）。在過去仍以考試為主的教育制度下，教育的不平等已是眾所皆知的事實。學術研究《誰是台大學生》指出，台大的入學率跟學生的家庭背景呈正相關，甚至可以從家庭收入推算出錄取台大的機率。而到了108新課綱，儘管多元入學管道讓弱勢家庭得以透過繁星計畫進入較好的學校就讀，但其仍舊無法達到真正的教育平等。
首要問題在於，多元入學的繁星計畫僅是少數，其並不能使得絕大多數普通家庭的子女能進入到資源較多的明星學校。而在108課綱中所強調的自主行動──諸如能充實學習歷程檔案的社團參與、競賽技能與課外技能等項目──富裕家庭往往也較能協助子女進行資料的準備，甚至是花錢請專科老師針對個別項目進行訓練。
然而對於大多數社經地位並不高的家長而言，其無法提供子女優良的課後教育與文化資本（即使有，也相當有限）。普通勞工家庭──尤其是貧困家庭──要想讓子女進入到更好的學校，除了支付昂貴的補習費用之外，也只能不斷告誡、逼迫子女得更加勤奮念書、準備功課和學習技能。
上述兩者的教育心態都將使學生無法在多元入學管道下擺脫升學壓力，且會讓其原有的愛好被忽視，最終掉入憂鬱與輕生的深淵。然而，這種現象反映在貧困家庭往往更直觀，因為對貧困家庭來說，子女念書並不僅是「學習」，而是得做為未來分擔家庭財政壓力的一環，其壓力勢必較富裕家庭的子女來得更加巨大[8]。
日益嚴重的教育不平等，仍是今日社會的重要課題（圖:Adobe Stock）
我們如何看待升學主義教育？
首先，我們反對將升學主義作為教育的前進方向，更反對將升學主義作為限制學生自我探索與發展的枷鎖。對於社會主義者而言，我們不反對教育制度（以及任何社會制度）存在競爭，畢竟沒有競爭就沒有進步。然而，我們應當反對建基在資源不平等上的競爭，且教育作為公共事業、培育後代的重要領域，其也不應成為「校園企業」賺錢的生意。反之則應當全數轉為公共事業，使受教權這項基本人權能夠獲得一切其所需的資源與監督。
以現有教育制度來說，我們支持縮短學生在校時數，讓學生能有更充裕的時間探索自我潛能。上述的資料已充分證明，強制將學生留校的軍事化管理不僅不合時宜，且對學生在學表現亦沒有任何實質幫助。這種制度僅是讓學生虛度光陰，對學習感到更加疲乏和無力。另一方面，為求升學的填鴨式教育也已證明其並不適合作為衡量學生能力的指標，故我們支持實施另一套新的制度模式。
需要怎麼樣的新制度呢？我們認為當代教育部門應由教職員師生、專家學者等不同以往的民選代表來民主管理、共同商議新的教育政策與方向。只有讓第一線的教師、學生與精通教育專業的學者專家共同合作、進入具決策權的教育部門，整個教育系統才可能發展出最適合衡量學生能力指標的教育模式，而不是各種升學主義制度的借屍還魂。
也只有升學主義教育被徹底打破，台灣長期以來的補習班文化才能被徹底消除，讓眾多學子們不再需要花錢補習，就能得到相對更適性的教育培養。反過來說，當補習文化被打破時，升學壓力自然就能大幅緩解。
教改的歷史經驗也已說明，教育制度作為整體資本主義社會的一部分，其不可避免地也存在著與資本主義相似的問題結構。其中，當前教育的最大問題在於資源的不對等，這使得無論教育制度如何修正，其永遠無法迄及「公平分配」。無論是實行考試制度還是多元管道，富裕家庭往往有足夠的財力讓子女佔有更多勞工家庭所沒有的優勢；相較於富裕家庭，勞工家庭為了能讓子女進入更好的學校就讀，勢必也會給予子女更大的升學壓力（或是要求其放棄學業，進入職場工作。而無論上述何者，我們都不樂見其成）。在教育資源不足的大背景下，這種家庭社經背景的差異，自然會使子女們難以透過教育真正達到階級翻轉。
有鑑於此，我們支持對教育事業進行更大規模的投資、弭平各學校的資源差異，讓更多學生能在不考慮學校名次的前提下，真正達到「擇其所愛」、挑選自己喜愛的學校就讀。另一方面，我們也支持富人稅的推行，這有助於平衡社會資源的不對等，讓教育體制能更快地朝「平等」的方向前進。
最重要的是，我們不能僅將教育制度視作一個單獨運行的體制，而是應將其連同社會制度放在同一個框架之下進行檢驗。這也就說明我們不可能單獨推動教育制度的改革，而不觸及對資本主義體制的挑戰，換言之，要真正實現一個不具升學壓力的平等教育體制，我們勢必得挑戰不平等早已根深蒂固的資本主義制度。
而挑戰這個制度，就是我們長期以來所致力推廣的話題了。
[4] 除上述兩者外，還包括教育資源分配不均、學用落差大，以及升學制度不利於弱勢。
[5] 請見《補習對考大學真的有用嗎?》，收錄於經濟論文叢刊。
[7] 可見美國紀錄片《等待超人》（Waiting for “Superman”）。
[8] 另一種極端則為放牛吃草，然而這並不在我們的討論範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