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近半年前，緬甸所爆發的、規模巨大的抗爭震撼了全世界。這場革命運動始於群眾對軍政府破壞民主選舉的憤怒，還有對軍政府獨裁的不滿[1]，少數民族、工人和學生憤而走上街頭，嘗試推翻軍政府專權復辟。面對舉國沸騰的民怨，軍政府動用大批軍警血腥地鎮壓了群眾的抗爭，使緬甸民主化的發展途徑變得更加曲折與艱辛。2021年4月16日，以全民盟[2]為核心的反軍政府勢力宣布成立「民族團結政府（National Unity Government , NUG）」，並於5月5日宣布組建人民國防軍，企圖透過武裝行動來恢復緬甸的憲政制度；同一時間，各少數民族的武裝部隊也加入到了反軍政府的行動中。因應NUG所獲得的巨大民意基礎，軍政府隨即將NUG列為恐怖組織，內戰一觸即發。
我們過去提到，反對軍事獨裁的鬥爭必須以各族受壓迫者與基層人民為核心，組建一個群眾性革命政黨與民主革命軍，才可能真正推翻軍政府的獨裁統治，並且實現不分族裔的平等與自由。然而自7月開始，由於新冠疫情在緬甸迅速升溫，緬甸軍政府藉機成立「看守政府」[3]、指派敏昂萊為總理。8月2日，敏昂萊延長了國家緊急狀態至2023年8月，同時指責反軍政府勢力「刻意散播病毒」。截止至8月17日，緬甸已有35.4萬人確診、超過1萬3000人死亡；不只是疫情，軍方所拘捕、判刑和指控的總人數已超過5700人，更有近1000人遭軍警所殺[4]。
醫療系統成為「迫害兵器」
在反軍政府的隊伍中，醫療部門的勞工是群眾運動不可輕視的重要抗爭力量，光是在2月，就有超過1萬5000名醫護勞工投入罷工。然而，醫護人員投入罷工與抗爭的英勇行動，卻也使其被軍政府列為鎮壓名單上的肅清對象。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統計[5]，2021年2月（也就是緬甸軍方發動政變的日子）至8月的全球581次醫療保健侵襲事件中，緬甸就佔據了260次案件，包括醫護設施被破壞、攻擊醫護運輸系統、毆打與逮捕醫護人員和患者[6]；據AAPP於7月23日的調查，軍方拘捕的抗爭者有67名專業醫療人員和221名醫學生，並且有將近600名醫護人員仍在逃亡。帳面上，這個數字或許不算驚人，但若對照WHO於2019年的最新數據，緬甸的醫生與人口比例只有7.369:10000，即1萬人中僅有7名醫生[7]。在醫療資源匱乏、醫生稀少的後進國家中，逮捕醫生不但意謂著對醫療系統的打擊，還代表廣大的基層群眾將無法在普遍惡劣的社會環境中得到妥善救治。
軍方打壓醫護人員的另一項目的，乃是在於試圖削弱反軍政府的抗爭力道。緬甸的公共醫護系統占全國的80%，相對其他產業工人而言，醫護勞工有較完整的工會體系和社會網絡。這就說明了為何從政變發生後，緬甸的醫護人員可以快速地發起罷工、關閉診所，藉此抵制軍方的奪權。然而到了現在，醫護系統就已淪為軍方鎮壓異己、打壓民主的「迫害兵器」，軍政府透過破壞醫療設施、逮捕醫生來抹殺反對獨裁的民主運動。這展現出軍政府是如何迫切地想扼殺高漲的抗爭情緒，以及他們是如何無所不用其極地想將抗爭者－無論是重傷的患者、維繫社會運作的勞工，抑或重要醫療部門的工作者－趕盡殺絕！在這樣喪心病狂的迫害之下，軍政府所掌握的醫護系統不僅相當脆弱，群眾亦不會對軍政府的國家機器抱持任何信心[8]。
因此，當Delta病毒傳入緬甸時，另一場災難也就難以避免了。
獨裁、疫災與飢荒
新一波的疫情於6月底開始在緬甸重新蔓延，最高峰曾造成6700筆以上的單日確診。不同於其他國家，緬甸的民生防疫能力在軍政府的鎮壓之下承受到了更強的衝擊，其反映了緬甸疫情的悲劇是如何與動盪政治環境所綑綁在一塊；當疫情於6月底蔓延之時，我們也能更清楚地認識到獨裁政治體制與民主防疫的根本矛盾。
AAPP指出，在政變發生以前，緬甸是東南亞國家中最早實施疫苗接種的國家，然而政變發生後，軍方進行的一系列鎮壓卻催化了緬甸疫情的嚴峻程度。6月10日，過去由文人政府所聘僱的疫苗接種計畫負責人塔塔林（Htar Htar Lin）博士在仰光遭軍政府所逮捕，指控罪名為「與NUG等恐怖組織勾結」。在政治涵義上，塔塔林博士不只是在緬甸醫界備受到關注的人物，同時也是緬甸抗爭運動的參與者。可以合理推斷，軍政府是嘗試透過拘捕重要醫護人物來達到殺雞儆猴的作用，以此遏阻抗爭情緒的進一步蔓延。
疫情爆發後，軍政府首先切斷了氧氣、口罩和藥物等重要醫療物資的供應。以氧氣來說，軍方不僅禁止非軍政府管控範圍的私人診所獲取氧氣，更限制慈善機構使用於醫療救治的氧氣用量。此舉一方面是將氧氣優先交給軍眷和軍事醫院使用（無論他們是否有確診），另一方面則是藉機高價出售氧氣。在諸多報導中，我們都能看到緬甸群眾手提鋼罐、在加油站與各地診所大排長龍等候氧氣的悲催畫面－這些基層的勞工家庭不但沒有氧氣可用，還隨時可能遭到軍隊開火驅逐[9]，他們能做的，僅是眼睜睜地看著家人與朋友走向死亡。
對軍方來說，鞏固專政的需要遠遠超過了社會的防疫要務。從疫情爆發以前，軍政府就已開始大量通緝與逮捕醫護產業的勞工，試圖更高效地撲滅反軍政府獨裁的抗爭火苗。然而，鎮壓行動卻也導致後續疫情的失控－疫苗接種計畫停擺、醫療佈署工作一蹋糊塗[10]－這一連串的防疫破口，非但源自於軍政府缺少足夠的醫護勞動力，還是因為軍政府嘗試以醫療資源作為槓桿，換取基層群眾的服從。儘管從JHU CSSE COVID-19 Data的資料來看，目前緬甸的確診人數已降緩，但就像AAPP和聯合國特別報告員安德魯斯（Tom Andrews）所指出的資訊一樣，軍政府很可能刻意掩蓋疫情資訊，因此實際的確診與死亡人數可能較數據統計來得更高！
以上種種，反映了緬甸的新一波疫情爆發就注定會是一場政治與人道災難。在更宏觀的角度上，Detla病毒的傳入也加劇了緬甸的糧食問題。依照世界糧食計畫署（WFP）的報告，早在文人政府時期，緬甸就已有4%的人口（約210萬人）沒有足夠的食物消費支出、5歲以下且發展遲緩的兒童就佔據了近三分之一；直到現在，因為政治獨裁與疫情的雙重夾殺，聯合國預估挨餓人口可能在半年後增長到620萬人。更加雪上加霜的，還包括政變所造成的金流嚴重短缺，軍政府上台後關閉了絕大多數的銀行分行，導致企業無法穩定地發放工資、提款機不再有錢可領、貸款與債務無法收回；因為國家發生嚴重動亂，緬元對美元的兌換匯率因而貶值了20%。要而言之，上述皆反映了當前緬甸真實且深刻的問題－獨裁政治體制已讓固有的貧困問題變本加厲！
美國制裁的盲點與帝國主義困局
對於軍政府永不間斷的暴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在7月14日就呼籲東協[11]共同對緬甸軍政府施加更大的壓力。8月10日，美國政府決定提供緬甸5000萬美元的協助，美國國務院表示，這筆資金將用於協助緬甸的人道危機和疫情衝擊；美國副國務卿雪蔓（Wendy Sherman）也曾在8月5日與NUG代理外交部長辛瑪昂（Zin Mar Aung）通話。針對這次談話來說，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Ned Price）指出「美國將繼續支持緬甸的民主運動，並思索如何向緬甸人民提供人道援助」。
可以這麼說，美國仍然在緬甸議題上摸索、尋找適合介入緬甸政局的管道和方法。早在緬甸政變發生後，美國就已多次提出各式制裁行動－包括凍結緬甸高階將領資產、限制緬甸寶石企業與切斷美緬貿易。這些作為不免讓緬甸抗爭者抑或支持者/同情者對美國產生幻想，認為歐美的經濟制裁是推翻軍政府的唯一出路。然而，究竟歐美資本主義國家有多大的能力來牽制緬甸軍政府，卻需要畫上一個大大的問號。
誠如我們已強調過的，在當前中美衝突的大格局之下，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的制裁力道將受到縮限。從目前東南亞國家普遍的政治需要來看，首要任務是以廉價勞動力和天然資源輸出來換取產業升級的機會，在此前提之下，東南亞各國並不像傳統的親美國家－如南韓、日本與歐盟－那樣貼近美國[12]。儘管中美新冷戰的發展將影響到各國的經濟前景，可真正的決定性因素仍然是中美雙方提供給東南亞等後進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誘因。正因為如此，美國的經濟制裁基礎往往不是純粹的「人道主義」，反而是帶有更多地緣政治上的色彩。
7月2日美國商務部與財政部制裁了為緬甸軍方提供通訊服務的King Royal Technologies公司，以及礦產開發的萬寶礦業有限公司和旗下的兩間子公司。明面上，這些制裁是為打擊緬甸軍方的收入來源，可萬寶礦業實質上卻是中國北方工業有限公司（Norinco）的全資二級子公司。北方工業有限公司是中國最大的500家國營企業之一，其不僅為緬甸軍方提供軍火，更是中國一帶一路計畫的推行團隊之一。早在6月中旬，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就已在G7峰會上通過了B3W（Build Back Better World）計畫，試圖以此來削弱一帶一路計畫在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力。這次針對萬寶礦業的制裁，不免讓人懷疑美國是「以制裁緬甸軍方為名，行打擊中國產業之實」。
當7月14日布林肯與東協各國商議緬甸事宜時，布林肯還強調「在中國的脅迫之下，華盛頓會支持東協各國捍衛自己的海域主權」。這番話所昭示的，是美國試圖在中國經濟實力增長的同時，重新以多邊主義戰略來鞏固東協各國的去中化、打擊中國在東南亞與南海一域的政治影響力。這反映了美國制裁的最大盲點－影響美國制裁的鍵因素，是美國能否從該制裁中取得實質利益、抑或是達到美國所期望的政治成果。
美國過往所做的經濟制裁，往往會被獨裁政權轉嫁給廣大的勞工階級。2003年美國對緬甸的進口禁令就使得超過100家商鋪受打擊，且造成至少5萬至6萬名勞工失業[13]，而軍政府卻仍能持續保持活躍。另一方面，中美帝國主義之間的對抗也會使緬甸軍政府在面對歐美制裁時，轉而與非美國多邊主義陣營的中、俄帝國主義靠攏。
8月11日緬甸外交部表示，中國將資助緬甸軍政府600萬美元以發展緬甸21項計畫，此舉被外界解讀為中共獨裁政權支持緬甸軍政府的又一項證據。但是，若我們詳細分析中國當前在東南亞所扮演的政治角色，那麼我們也就能更清楚地認識到以下事實，即「在中美衝突的主旋律之下，中共的主要考量是如何維持/加強中國帝國主義在東南亞地緣版圖的影響力」。
美國近期在東南亞各國所展開的一系列動作，除了是希望加強美國在亞太的戰略部署之外，還包括減低東南亞各國對中國的經濟依賴。就像中國駐東協大使鄧錫軍所說，美國「口頭上奉行多邊主義、支持東協地位，實則上是拉幫結派搞零和博弈，破壞東南亞區域的合作」，這背後反映的是中共政權對美國意圖孤立中國、裂解中國帝國主義的擔憂。當緬甸軍政府因歐美制裁壓力必須向中國靠攏時，中共的要務並不是在美國多邊主義壓力下拿石頭砸腳、將潛在的盟友推得更遠，而是得盡可能爭取任何向中國靠攏的對象－無論該對象是獨裁政體還是民主政體。這也就解釋了為何中國會在「國際人道主義」下逆風而行、選擇繼續與軍政府簽署瀾湄合作協議[14]。對中共而言，緬甸是一帶一路計畫的重要樞紐，若能爭取到緬甸的支持，中國就能突破美國在麻六甲海峽的經濟封鎖線，串接昆明至曼德勒、仰光和皎漂港的1700公里之緬中經濟走廊路線，最終將中國的政治經濟勢力打通至印度洋。
不只是中國，趁著中美衝突的升溫，俄國帝國主義不僅正在重返東南亞，同時也將對緬甸施加更大的影響。7月21日，俄國國家武器貿易商Rosoboronexport的負責人米赫耶夫（Alexander Mikheev）表示，俄緬正在保持密切合作，合作項目包括雙邊訪問與軍事設備上的武器貿易。根據斯德哥爾摩和平研究所在2020年的統計，俄國是緬甸第二大軍火供應國家，其在2014至2019年至少提供16%的軍備資源給緬甸軍方，另外還有數千名軍官在俄國軍校接受訓練。早在緬甸政變爆發之初，俄國就拒絕譴責緬甸軍方的政變，這在在表示俄國與緬甸軍方的合作匪淺。從國際關係來看，中美衝突確實給了俄國更多的介入空間，讓俄國得以透過疫苗和軍售來爭取各個東南亞國家的傾靠，藉此延伸俄國帝國主義的政治張力。在緬甸，軍政府則更加有恃無恐地鎮壓抗爭者，而不用擔心遭到聯合國抑或國際政治環境的圍剿與孤立。
總的來說，帝國主義的角力讓各個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無法有效地被整合在一起，使其共同致力於制裁緬甸軍政府所帶來的暴行。無論是美國、中國還是俄國，雖然不同程度地回應了軍事政變所帶來的一系列影響，然而三者卻仍是以鞏固自我利益與戰略目標為優先，而不是真心誠意地支持緬甸的民主化。更重要的是，這些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並沒有在緬甸軍政府的一系列獨裁壓迫中更大力地協助抗爭者走出困局－縱使今天的緬甸軍政府發起了多麼血腥的鎮壓－各個帝國主義勢力仍然更傾向以緬甸軍變的議題來當作打擊對手的工具，甚至是將之視為加強自身戰略佈局的一顆旗子。
重重枷鎖，如何突破？
若我們重整當前緬甸革命運動的主要困境，我們就得先回到疫情層面的因素來探討。 緬甸的疫情之所以成為嚴重的危機，並不僅僅是因為軍政府的獨裁與暴行，另一個至關重要且在媒體聚光燈下被淡化的因素，仍然是緬甸社會的落後和貧困。也因此，緬甸人民－即推動民主革命的力量－若要取得勝利且推翻軍事獨裁政府，那就勢必得成為救助緬甸各族人民擺脫疫情災厄的領導者。這意味著，緬甸民主運動及NUG得爭取到來自世界各國的疫苗、防疫物資的「充分援助」，並且要能夠組織與帶領起社會各界的勞動者（尤其是醫護人員），成為保護緬甸人民抵抗Delta病毒的作戰指揮中心。
但是很遺憾的，在有關於取得「疫苗」的任務上，面對著Delta病毒的全球蔓延、疫苗產能供不應求、世界大國的疫苗民族主義與疫苗囤積，這樣的任務對於緬甸民主運動及NUG而言根本難以實現。也因此，緬甸民主運動需要世界各國支持民主運動之基層人民的團結援助、需要世界各國的勞動者團結行動，推動國際疫苗擴大且加速生產，以及要求各國政府制定全球疫苗援助計劃。在這樣國際性的行動中，我們甚至得將「疫苗」作為一項爭取民主革命取勝的武器，藉此援助緬甸民主運動，讓緬甸民主運動及其領導組織成為帶領緬甸各族人民得到完整疫苗防護的領導者。這才能在政治與民心上擊倒軍政府。並且為有機會致勝的政治與軍事行動奠定最基本的基礎。
現在，這些緬甸民主運動的抗爭者仍在用他們的淚水與鮮血，訴說一場英勇的悲劇史詩，這場史詩至今仍看不見黎明，同時也還等不到具體的援助。在這樣內外艱辛的困局之下，緬甸群眾抗爭的情緒仍然高漲；即使運動遭到疫情與軍政府的雙重夾殺，這些抗爭者仍然在等待合適的機會，爭取一個民主共和的緬甸。
雖然以全民盟為首的NUG坐擁無數群眾支持，可在面對軍政府暴力以及疫情災難時，NUG的民主化工作卻仍然沒有具體進展。8月7日NUG國際合作部部長Dr. Sasa於Twitter所發布的「我們需要拜登的更多援助」，這說明了NUG仍然是將推翻軍政府的希望寄託在美國和聯合國身上。可就如同我們上述所說，美國並不是優先將「人道與民主」視為優先任務，而是美國如何在中美衝突下繼續保持霸權。儘管美國曾象徵性地提供金援救助，但這樣的期待終究是捕風捉影而不會有結果。
緬甸革命運動的實際盟友，仍然是世界各地支持真誠民主運動、反對獨裁體制的基層人民與進步人士和團體。只有這些力量才有可能迫使各國政府拿出些實際作為來支持緬甸民主運動。早在緬甸抗爭之前，香港、中國與泰國的抗爭就展現了相似的性質，他們同樣得不到那些號稱「民主世界領導者」的美國政府、盟友或其附庸的實質援助。
在基層人民與受壓迫群眾對抗軍事獨裁的抗爭、甚至是革命民主運動當中，絕不能將希望與寄託擺放在「外國強權」的援助上。歷史經驗告訴了我們－近幾年的經驗也再次驗證－不論是在香港、泰國、庫德族人甚至是中國的血汗工人，民主運動或民族解放抗爭的真摯盟友從來都不是與獨裁政府為敵的「他國政府」。因此，我們認為爭取民主共和的緬甸各族人民不應將「希望」投射在美國身上，得堅強的依靠自身力量，來將緬甸各族的基層勞動者與反抗者組織起來，進而在軍政府手中奪回社會的控制權—這包括接管工廠、學校、銀行、社區等等機構並轉交由緬甸各族基層勞動人民的民選機構來監管—使這些機構不再受到軍政府的把持。只有這樣的行動，才能讓推翻軍事獨裁體制的戰爭，擁有最強大的物質力量。
[1]我們在上期盜火者雜誌中已詳細說明了緬甸軍政府獨裁的歷史根源，以及分析了今年初緬甸抗爭的展望。簡要來說，緬甸軍方控制了緬甸的政治與經濟長達半個世紀，並且把持了國內一切重要的國家機器與必要資源。雖然軍方於2008年後開放了選舉，但軍方仍藉由憲法的特殊保障而能維繫特殊的政治地位。今年的2月1日，軍方領袖敏昂萊發動軍事政變，重新展開了軍政府的獨裁統治。
[2]即全國民主聯盟，代表人物為翁山蘇姬。全民盟在2020年的選舉中以壓倒性的優勢戰勝了軍方把持的鞏發黨，進而加強了軍方對自身特權流失的擔憂。在2月1日的政變中，軍方拘禁了全民盟黨籍的翁山蘇姬和總統溫敏。
[3]看守政府（Caretaker Government）意旨新的「民選政權若遭彈劾或國會發起不信任案時，國家將暫時由原有政府/內閣執政，直至新政府/內閣的出現」。在正常的憲政國家中，看守政府也發生在政權轉移時，舊政權將無法於卸任前做出任何重大決定。
[4]資料來源：緬甸援助政治犯協會（Assistance Association for Political Prisoner, AAPP）。
[5]資料來源：醫療保健侵襲監測系統（Surveillance System for Attacks on Health Care, SSA）。
[6]Radio Free Asia於今年3月初所揭露的影片，清楚展示了醫護人員是如何受到緬甸軍警的攻擊。
[7]資料來源：全球醫療觀察站（Global Health Observatory, GHO）。
[8]綜合各外媒的獨家報導，不少群眾皆表示他們並不信任由軍政府所控制的醫療部門。甚至有罷工中的醫生表明，只要軍政府持續掌權，他就不會回到工作崗位上。
[9]資料來源：緬甸援助政治犯協會（Assistance Association for Political Prisoner, AAPP）。
[10]即使軍政府控制的緬甸衛生部於7月20日宣稱能在今年使全國一半人口接踵疫苗，但仍有不少人質疑此計畫的可行性。質疑者認為，軍政府的防疫政策不僅零散而且缺乏可信度。
[11]東南亞國家協會（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
[12]當然，這些國家中也都存在親中派，可這些國家的總體國策仍然較大程度地遵從於美國的戰略方針。
[14]瀾湄合作（Mekong-Lancang Cooperation, LMC）即「瀾滄江－湄公河合作」，係由中國所主導的經濟合作計畫，成員包括中國、柬埔寨、緬甸、泰國、越南與老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