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的衰退與左翼的危機》這份文件，於國際主義立場（Internationalist Standpoint, ISp）第三屆大會的最後階段進行了討論並表決通過。該次大會於2025年3月30日至4月3日舉行。
延續ISp自成立以來的傳統，我們避免為了追求時效性而重寫文件內容。相反地，我們更為重視對「歷史進程」的描述，而不是對事件與統計資料的簡單彙整。
當某些議題需要更新時，我們傾向於另行撰寫獨立的決議文，例如，我們針對川普當選所造成的影響，就另行通過了一份決議案。
本文件的初稿完成於2024年11月至12月期間，因此其中部分事實、數據與發展狀況已有數月之久。凡有必要更新的內容，我們皆以註腳形式補充說明。
該文件將分成三個部分個別刊登於國際主義立場（ISp）網站上。本文(中文版)將包含第一及第二部分。
譯者：李紅光、Karl、德勝
原文在2025年4/5號刊登於「Internationalist Standpoint」組織官網 (第一部份、第二部份)
1.2024年9月9日，馬里奧·德拉吉（Mario Draghi，前歐央行長）向歐盟委員會提交了他受人期待已久、關於歐盟現狀的報告。在這份約四百頁的報告中，他對歐盟各經濟體的現狀作出了嚴峻評估，指出歐盟在生產力方面遠遠落後於美國，在多個領域也落後於中國。根據報告，歐盟目前仍依賴於二十年前主導全球經濟的產業，卻未能融入新興產業的崛起。德拉吉實際上是在描述歐洲列強在歷史性衰落進程中持續失地，以及在美中新一輪正面對抗中，若無法迎接挑戰所面臨的風險。
2.作為對此問題的回應，德拉吉主張推行更多新自由主義政策與放鬆監管，同時加強歐盟內部的一體化，特別是在銀行業與國防領域；並計劃未來十年每年投入八千億歐元，用於支持公私部門投資。這一數字相當於歐盟GDP的5％，而目前歐盟預算僅佔GDP的1％左右，且上述資金將透過歐盟共同舉債方式籌措。
3.德拉吉本次報告承接了歐盟先前恩里科·雷塔的報告（《不僅僅是市場》，2024年4月）的思路，並與歐洲部分建制派提出的「多速歐洲」方案相呼應——即透過核心國家深化合作，打造所謂「歐元核心區」。儘管歐洲經濟已高度整合，各國統治階級仍保有對本國銀行體系、戰略企業及財政政策的各自實質控制，因而無法形成真正的全歐大資本體系。歐盟面臨繁冗且矛盾的制度框架，體現在對外政策、國防與移民等問題上的分歧，導致決策程序緩慢甚至部分癱瘓。儘管德拉吉聚焦於結構性改革，討論的重點仍落在其提出的籌資規模上。
4.德國政府在數小時內便對此方案予以否決。共同為歐洲公私部門投資及研發提供資金，意味著德國要為赤字率1.9％、公共債務率63％（已幾乎超過歐元區公認的馬斯垂克標準）的自身財政埋單，同時還得背負赤字率5.3％、公共債務率112.4％並持續攀升的法國，以及赤字率7.4％、公共債務率142.4％（預計到2029年升至148％）的義大利等國。以共同舉債方式融資，從原則上就與歐盟內各大國的「國家利益」相抵觸，不可能成真。
5.德、法及北歐其他已開發國家，向來慣於指責南歐諸國的狀況，並以「歐洲共同體」名義對後者施加苛刻條件，卻拒絕為「共同利益」犧牲自身利益。德國資本主義決不會為了資助歐盟建設而動搖自身根基，特別是在面臨嚴峻經濟問題之際。它只會運用共同資金增強自身優勢，進一步壓制歐盟其他國家（尤其是南部國家），這也是歐盟乃至歐元區成立以來的常態。
6.另一方面，法國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在2024年10月2日接受彭博社採訪時表示道：
「歐盟可能會消亡，我們正處於非常重要的關鍵時刻……我們過去的模式已經走到盡頭——我們監管過度、投資不足。未來兩到三年，如果仍照老路走，我們將被市場淘汰。」
馬克宏的觀點雖不如德拉吉般絕望，但對歐洲前景同樣悲觀。
7.從2024年歐洲的幾大事件一瞥，便可見歐盟在全球經濟中的退縮愈加明顯，並伴隨極右翼勢力的進一步崛起、政治動盪加深、歷來作為歐盟中樞與決策引擎的德法軸心持續弱化、左翼政黨則繼續衰落、而2022至2023年間曾出現過的階級鬥爭高潮，也開始退卻。
8.在美國發起的對華貿易戰與對俄烏戰爭立場的夾擊下，歐洲列強成為這兩場大國對抗中最大的輸家。從長遠戰略角度看，他們不得不依附美國，但這種「選邊站」的慣性已讓歐洲付出慘重代價——從「北溪」天然氣管道到中歐鐵路走廊，原本促進歐亞經濟深度一體化的多條戰略通道紛紛中斷。德國過去以對亞洲出口及中國供應鏈為核心的經濟策略，也因此遭遇衰退與重組，特別是其製造業核心部門（如汽車業）首當其衝。
9.多國對社會及民主權利遭到侵蝕的憂慮與抗議聲浪日益高漲，政府對異議者的紀律、管控與壓制機制愈趨完善；罷工與示威權利受到攻擊；聲援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動遭到廣泛武力鎮壓及逮捕。以色列在加薩的「種族滅絕」與「種族清洗」得到歐、美列強支持，更激發了年輕世代對帝國主義政策的憤怒與反思。與此同時，歐洲各地針對「社會軍事化」進程的反對運動也在悄然萌芽，儘管多呈零散或地下形式，但對民眾意識的影響不可小覷——即便部份動員仍帶有民族主義或新的陣營對抗論(neo-camp frameworks)色彩，掩蓋了階級層面的核心矛盾。
10.2025年的形勢只會更加複雜，隨著川普於2024年11月5日贏得美國總統大選，對急需外部助力的歐洲經濟而言，國際環境並無任何正面訊號；反而從經濟到地緣政治的背景，都將進一步加劇歐洲資本主義的危機，並可能在歐盟內部激起新的衝突、動盪與重組。
國際背景
經濟
11.2022年時，所有主要國際經濟與金融智庫對世界經濟的展望都極為黯淡。在通膨抬頭以及烏克蘭戰爭引發的地緣政治地震之後，市場幾近恐慌，大多數經濟學家預測全球經濟將出現「硬着陸」；然而，儘管歐元區與美國的利率分別從接近0％大幅攀升至約5％和超過5％，這些悲觀預測卻並未成真，反而是出乎意料地引發一場歷史性的牛市。標普500指數在過去兩年中大約上漲了60％，從2022年10月12日的3,577點，漲到2024年9月30日的5,762點。隨著美聯儲和歐洲央行進入新一輪降息週期，市場又再度燃起樂觀情緒。
12.然而，整體形勢依然極度不穩定，過去一段時期及對未來的世界經濟平均增長率均創下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最低紀錄。而支撐全球經濟的「定時炸彈」──龐大的公私部門債務──至今仍未解除。疫情過後，各政府本應透過緊縮支出來對抗通膨，卻導致債務規模進一步攀升。2024年第一季，全球債務總額飆升至315兆美元新高，相當於全球GDP的333％，其中約三分之二由已開發經濟體所貢獻。過去十年，全球債務增加逾100兆美元，並自2020年疫情爆發以來更在名目數據上增長了21％。在增長率低迷、高預算赤字與高債務水平並存的局面下，股市與房市的巨型泡沫難以為繼，遲早它們將以劇烈的崩盤告終，並最終反映到實體經濟中，極可能引發一次嚴重的經濟衰退。
川普的回歸
13.大多數歐洲資產階級都並無掩飾地公開支持賀錦麗當選美國總統，在英美主流資產階級媒體和大多數資產階級陣營中（馬斯克等少數例外）的立場亦是如此。11月5日大選結果對歐美統治階級而言無疑是一大震撼，不僅是因為川普勝出，更因他的獲勝程度與賀錦麗的慘敗都超出預期。
14.很明顯地，川普對美國及國際工人階級與社會運動構成重大挑戰：他將打擊民主權利、工會權利、婦女與LGBTQ2+族群權利；他會進一步推動保守與反動勢力在美國——包括某些具法西斯傾向的組織——的抬頭；他還將鼓勵極右翼政黨與政府在國際上更加大膽行動。儘管如此，我們仍需重申ISp先前材料的分析：不論民主黨內某些派別曾試圖論證，並寄望以此論調贏得選戰的那樣，川普並不等同於美國的法西斯主義者。在如今美國、歐洲乃至全球範圍的階級鬥爭重點當中，工人階級與社會運動要面對川普對其權利帶來的挑戰，並認知到新生左翼勢力的崛起路向必須同時挑戰共和黨與民主黨，而非陷入民主黨與小資左翼所培植的「兩害相權取其輕」幻象。
15.影響美國階級鬥爭發展的一個因素是川普政權極有可能面臨嚴重的經濟衰退，如果美國經濟中積累的矛盾引發股市與房市泡沫破裂，並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導致衰退，便將大大削弱川普目前的政治吸引力。與經受過多次大規模失敗與背叛的歐洲工人階級不同，美國工人階級尚未經歷如此挫折，因此在精神與行動力上仍相對充沛，更有能力抗爭。
16.從國際層面來看，川普已宣示將對中國採取更高的貿易壁壘，對所有中國進口品一律徵收60％關稅；並可能對包括美國盟友在內的所有進口品額外課徵10％、20％或更高的關稅。他會停止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並中止對歐洲北約盟國的軍費補貼。川普正以此要脅北約歐洲成員，逼迫其國防支出至少提高至GDP的2％，而美國則不再掏錢。
17.目前無法預測川普究竟會在多少程度上兌現這些宣言，但即便他未能完全落實當中計畫，其中任何一項政策都將如同一顆定時炸彈，會在經濟與地緣政治層面引發劇烈震盪。美國上調關稅與進一步推動經濟保護主義，必將直接導致全球經濟增長率進一步下滑與通膨加劇，並會激起中國更強烈的反制，因為至今中國對美歐保護主義措施都僅有相對溫和的回應。綜合來看，這些因素將在美歐以及全球範圍內削弱經濟增長。
18.額外的軍事開支使本來已經因為高預算赤字與公共債務而壓力重重的歐洲經濟進一步動盪不安。如果川普停止向烏克蘭提供軍火，歐洲列強至少在短期內必須自行加碼支出，以維持烏克蘭的戰事──而這場戰爭本質上是無法取勝的。無論如何，在當前這場激烈的全球軍備競賽中，歐洲國家都必須提高軍費，並以經濟遭到持續削弱為代價。當前這股以爭奪全球主導權為背景的軍費增長浪潮雖對經濟產生一定拉動，但終究無法觸及供需結構深層的根本問題，因為高額的預算赤字與主權債務最終將成為制約因素。
19.正如ISp其他材料所分析，世界資本主義正面臨多層次的危機，美國的保護主義不是國力強勢的表現，而是其經濟在國際市場上競爭乏力、無法維持既有生產和貿易份額的反映。川普與極右翼勢力的崛起，既是資本主義週期性危機的病症，更深層地標誌著西方──美國與歐洲──在這個新一輪對立加劇、軍備競賽四起與社會軍事化時代的歷史性衰落。
戰爭
20.近年來，主要的歐洲列強在對中國和俄羅斯採取的對抗性經濟與地緣政治政策上幾乎是「盲目地」追隨美國。這種趨勢短期內不會改變，儘管若川普採取過激路線，歐洲列強——尤其是德國與法國——也將被迫提出半獨立的立場與行動。不出意外，一些來自所謂「進步派」（社會民主派、中間偏左）的歐洲政黨發言人聲稱，川普的崛起為歐洲提供了「機會」，使其能夠獨立自主，在全球格局中爭取更大的影響力。然而，這種改良主義的幻想忽略了核心問題：歐洲的衰敗與危機並非歐洲統治階層的「失誤」或「誤判」所致，而是根植於資本主義體制演進的客觀趨勢中。二十世紀世界霸權核心從歐洲轉移到美國，而如今則正向亞洲，特別是中國所轉移。美國和歐洲或可嘗試極力抗拒這一長期來看不可能逆轉的潮流，否則僅能延緩中國（及亞洲）的崛起，卻無法阻止其到來。
21.當前世界上的兩場決定性戰爭正進一步削弱歐洲統治階級，儘管西方耗費巨大力氣試圖將俄羅斯孤立，但至今仍未能奏效。經濟制裁僅由北約最緊密的盟友（澳洲、新西蘭、日本、南韓）跟進，諸如墨西哥、沙烏地阿拉伯、智利及印度等歷來的美國友邦則按兵不動。2024年10月於俄羅斯舉行的金磚國家峰會共有36國元首與聯合國秘書長到場，彰顯了西方孤立策略的失敗。
22.美國與歐盟統治階級再次表態支持以色列，縱容其在加薩的種族滅絕與清洗行動，進一步揭露了西方大國以「民主」與「和平」作掩護的經典宣傳手法已在工人階級眼中徹底敗露其偽善本質，並激起了更廣泛的反帝國主義浪潮。
23.而烏俄戰爭的結果已幾乎註定，俄羅斯將繼續掌控克里米亞、頓巴斯及其他佔領區（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俄羅斯已獲得勝利）。無論烏克蘭獲配多少架F-16戰機，或者能否使用射程300公里的遠程導彈攔截俄境內目標，都無法改變戰場現實。戰局由地面部隊實力決定，遠程導彈的有限打擊力不足以阻擋俄軍在東烏的推進，更遑論最終將烏軍驅逐出庫爾斯克地區；相反地，烏軍在庫爾斯克的進攻只削弱了自身在頓巴斯的防線，毫無實質戰略效益。
24.中東局勢將長期陷於戰火，以色列雖在多個戰線作戰，卻難以達成最終勝利，無法根除哈馬斯或真主黨，也無力徹底遏制伊朗。儘管以軍在部分地區取得軍事成果，卻無法使整個地區穩定下來，敘利亞將長期處於失控狀態，武裝原教旨主義民兵和土耳其影響力持續抬頭，各方都將為下輪衝突做準備。而作為金磚國家成員、俄中同盟正式夥伴的伊朗，必將追求更先進的軍事裝備，甚至是核武能力。西方大國將俄羅斯視為國際孤兒，俄方卻樂於提供技術與支持；歐美能否遏制這一局面，仍是未知數。
環境
25.環境仍是全球局勢中的關鍵議題，洪水、熱浪、乾旱、野火與糧食危機接連發生，各種預估均顯示人類已在對抗1.5°C升溫的戰役中落敗，如今只能設法避免升溫超過2°C。依聯合國評估，以目前趨勢，地球正朝向 3°C的升溫邁進。2024 年10月的全球平均溫度較工業化前水平高出1.65°C；這已是過去16個月中第15個超過1.5°C閾值的月份，而本年度極可能再度成為創紀錄以來最熱的一年，並且地球平均溫度首次穩定上升超過1.5°C（截至2023年底，估計僅上升了1.49°C）。
26.然而，二氧化碳排放量卻屢創新高，根據全球碳計畫（Global Carbon Project）的數據，2024 年化石燃料相關的二氧化碳全球排放量預計將比2023年再增 2.5%。聯合國環境會議（COP）歷來成效有限，如今更逐漸淪為一場悲喜劇，尤其是在最近兩屆分別在阿拉伯聯合大公國（COP28，2023 年）與亞塞拜然（COP29，2024年11月）舉行的會議中，與會各國領導人更熱衷於促成化石能源交易，鮮少真正推動減碳行動。
27.川普決意退出將溫升限制在1.5°C的《巴黎協定》，與此同時，作為歐盟核心領導人的執委會主席馮德萊恩、德國總理蕭茲和法國總統馬克宏竟缺席了最近在亞塞拜然舉行的 COP29，好像這些人另有更「重要」的事要忙呢。
28.氣候變遷的惡化與資本主義對現況愈下之無力，正深刻影響公眾意識，並可能助推反資本主義左翼的政治發展契機。綠能問題根源於資本主義的經營邏輯，而非能源生產或儲存技術本身；在以利潤為依歸的體制下，不論那些技術能有多大的產能也難以保障人人安適的生活。革命社會主義者的責任，便是提出過渡性綱領政策，旨在構建綠色、可持續、民主公共的能源生產、運輸與儲存體系，同時揭示資本主義制度在此領域所造成的種種局限。
社會不平等
29.儘管許多資產階級政客曾為社會現況流下無數「鱷魚的眼淚」，社會不平等問題仍持續且不受控制地上升。若將5美元的每日收入設為貧困線，那麼如今全球便有40%人口生活在貧困之中；若以每日10美元為貧困線，則會有62%的人口被列為貧困。目前，各國的國際發展援助金額每年略超過1,000億美元，但這僅是來自貧窮國家流向富裕國家金流的不到五分之一數目。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的統計，即使計入外國援助，每年從發展中國家淨流向已開發國家的資源平均仍值7,000億美元之高。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富豪階級，例如伊隆·馬斯克僅為幫助川普贏得大選就「投資」了約1.3億美元；選舉結束後數日內，特斯拉股價飆升約30%，即大約2,000億美元的市值增長[1]。
30.戰爭、不平等、環境、女性與LGBTQ+議題，在經濟困境與惡化的生活條件背景下，仍是全球意識形態塑造的核心議題。這些議題尚未在政治上形成具體的反資本主義／社會主義運動，也未催生出代表工人階級和受壓迫群體利益的政治組織，但隨著民眾意識的進一步抬頭，新的社會運動終將興起並轉化為政治力量。馬克思主義者需要耐心而有力地介入，以這些視角為基礎，為下一波運動做好準備。
歐洲資本主義陷入泥潭
31.在整個2010年代，歐洲主要國家的經濟增長都非常疲弱，尤其是德國、法國、英國和義大利等「已開發」工業經濟體基本是停滯不前。對於歐盟及歐元區而言，直至2020年代末，前景仍被普遍預測為同樣的窘況。
32.由於增長率長期偏低，歐盟經濟產出在全球GDP中的佔比正不斷下滑，且預計未來數年也都將持續如此，這正是歐盟在經濟領域歷史性衰落的具體體現。經濟長期停滯尚不足以說明問題的全貌，眼下歐洲更將重回自疫情期間被暫停的《穩定與增長協定》（Stability and Growth Pact, SGP）框架內，進入新一輪的緊縮時期，並無疑會進一步地抑制經濟增長。
33.《穩定與增長協定》的核心目標是防止赤字與債務過度膨脹，將預算赤字維持在GDP的3％以下、公共債務維持在60％以下。雖然疫情爆發時，為了避免經濟崩潰，歐盟在2020年暫時放寬了這些財政限制，但現在成員國不得不重返這一原則。對於義大利、法國、西班牙、比利時、希臘等債務和赤字都很高的國家而言，回到《穩定與增長協定》意味著財政緊縮，以及潛在的稅負上調（有些歐盟國家和英國已在執行或計畫調漲稅額）。然而，此時中美兩國正主張擴張性財政政策，而歐盟再次走上緊縮路線則勢必令其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進一步衰弱。
34.歐洲主要資產階級圈子對此也毫不諱言：過去盛行於歐盟內部的「危機造就歐洲」或「歐洲可在最低共識基礎上前進」等論調，如今已被烏克蘭、加薩與黎巴嫩戰事帶來的地緣政治對抗、經濟停滯或低增長，以及移民和「國家優先」分歧等現實撕得粉碎。「歐洲更深度一體化」的設想，如今更受到歐陸與英國不斷崛起的極右翼政黨直接質疑。
35.簡言之，歐盟27國已看不到任何出路，若寄望能如部分資產階級代言人所宣稱的以更大、更深地統一聯盟願景來化解危機，那麼也不過只是空談幻想。社會上對歐盟領導人們「缺乏遠見」與「領導力不足」的批評已公開出現，不過這並非只是各國領袖的個人問題，而是歐洲資本主義所面臨的多層次、系統性危機的真實寫照。
36.過去歐盟習慣以「未來願景」來催眠人民，早期作為歐盟前身的「共同市場」方案原被寄望能帶來更高的經濟增長與生活水準，並維繫歐洲大陸乃至國際間的和平；隨後的「經濟與貨幣聯盟」、歐盟的成立以及後來的歐元區，曾被宣稱能讓歐洲列強一躍而上，成為「全球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這正是新千年之交歐元推出時所高唱的口號。然而，上述大餅卻都並未實現。
37.「缺乏願景」成為當前歐盟所處時期的一大特徵，過去幾十年間，歐洲執政階層所推行的各項政策均以「統一聯盟可帶來的好處」，例如「經濟成長」、「就業機會」、「繁榮」、「和平」等作為正當化理由；而如今，這些美好承諾已蕩然無存。資產階級的多數代表轉而訴諸民族主義，優先維護其所謂的「國家利益」，與此同時，極右勢力也應運而生、迅速抬頭。
38.最近，德國本身就狠狠打了「歐洲團結統一論」一記耳光。在2010年左右強迫南歐承擔過度公共債務的惡夢式撙節後，德國卻又在疫情期間鼓勵赤字與債務激增，充分暴露其雙標本質。2024 年 9 月，德國政府更以「擔憂系統性風險」為由，阻撓義大利聯合信貸（UniCredit）對德國商業銀行（Commerzbank）的25%股權收購。按照這種現況來看，「歐洲共同體」僅在符合德國資本利益時才是真正「共同」的。而在極右黨派「另類選擇黨」連續贏得三場邦選後數週，德國又強行恢復邊境管控，重創原本允許29國自由通行的申根協定[2]。
不過，與2010年代中期之前不同，德國資產階級已不再能單方面強行施壓自己的主張。尤其是作為長久以來歐盟與歐元區權力和決策中心的德法軸心，如今也出現嚴重摩擦，進一步削弱了德國的主導地位。
一體化的夢想與現實的分岐
39.歐洲資產階級中有相當大一部分人主張「使歐盟各國加深一體化」是解決歐盟問題的良方，德拉吉的400頁報告中亦反映此意。然而，這些提議卻恰逢歐盟實際上正走向「分歧」之時，其中一個表現便是極右翼勢力在歐洲各國的崛起，它們不僅推動更「民族主義」的政策，主張推行「鬆散的歐盟」而非「更緊密的歐盟」，這些國家在外交政策上，尤其是對俄羅斯和中國的態度也與歐盟主流大相逕庭。匈牙利與斯洛伐克反對歐盟對烏克蘭戰爭的立場，捷克也很可能很快加入這一行列，而羅馬尼亞則可能隨後跟進。
40.主張「緊密歐盟論」的人主張在歐盟決議時以多數決取代一致同意，好避免那些拒絕支持重大歐盟政策的成員國拖後腿，但這無法真正解決問題，反而會讓歐盟越來越像一個「聯邦結構」，各國依然各行其是、出現分歧，並導致摩擦與癱瘓加劇，真正的「歐洲一體化」夢想反而更加遙不可及。
41.在當前的歷史時代，歐盟正是往此一分化方向發展，其曾在快速增長時期實現過較大程度的一體化，可是一旦進入衰退或停滯，各國決策便陷入僵局，正如2007–09年經濟危機之後所發生的英國脫歐所示。
42.這種趨勢反映了歐盟遠非作為單一國家的本質，而是一個試圖統合27個不同統治階級利益的鬆散體系。一旦重大經濟、社會或地緣政治矛盾爆發，各資本主義國家的利益便更難以趨同，反而相互衝突；而這種狀況也與極右翼勢力在歐陸的崛起同步發生。
43.因此，各成員國對澤倫斯基政府的援助更多是基於自身利益考量，而非歐盟顧及整體發展所需。歐盟雖對中國電動車徵收關稅，卻容許中國車企巨頭比亞迪在匈牙利大舉建廠，並在向其他歐盟國出口的同時免徵關稅。針對歐盟是否採行汽車關稅的表決投票，也僅以微弱的相對多數（甚至不是絕對多數）通過，當中有多國棄權，還有包括德國在內的若干反對票。
44.歐洲汽車產業的困境，正是歐洲製造業退潮，且無法應對全球市場挑戰並與中國製品競爭乏力的直接寫照。2024年夏秋之際，歐洲主要汽車廠商如斯泰蘭蒂斯、BMW、梅賽德斯-賓士、福斯汽車、保時捷、Volvo（現由中國資本控股）、奧斯頓·馬丁等，其股價平均下跌20–40%，當中斯泰蘭蒂斯甚至跌幅高達50%。各廠商該如何因應裁員乃至關廠的辦法也日漸被開誠布公地討論，福斯汽車自其87年運營後首次傳出關廠，斯泰蘭蒂斯在義大利和英國也有類似計畫。歐洲汽車產業嚴重產能過剩：德國的產能利用率僅達56%（2019年為70%），英國52%，法國50%，義大利更低至38%。
45.歐盟所面臨的困境不僅源於全球資本主義所處的危機時代與經濟、地緣政治動盪，更因極右翼政黨的抬頭，反映了那些所謂的「左派」政黨毫無能力提出妥當解決方案。而在此背景下，更有一個具體因素加劇了眼前困境，那便是德國與法國之間傳統同盟的危機。
德法軸心
46.歐盟與歐元區中最關鍵的兩個國家是德國和法國，不僅因為它們是最強大的經濟體，更因為歐盟與歐元區自誕生起，便建立在這兩國幕後的緊密合作：其先是籌劃歐盟及歐元區的成立，後共同制定對「共同體」最有利的各項政策。近來，這兩國在經濟政策上的分歧越發明顯且尖銳，且都面臨嚴重的經濟困境與政治動盪。
47.2024年11月，德國總理蕭茲（Olaf Scholz）免去了自由民主黨籍財政部長林德納（Christian Lindner）的職務，從而終結了社會民主黨、自由民主黨與綠黨的三黨聯盟。德國將於2025年2月提前大選。此舉反映出德國經濟長期停滯，並且此困境可能延續至2025年的窘境，以及聯盟內部對財政政策的激烈爭論：政府需在近90億歐元的龐大赤字壓力下推行緊縮與削減開支；自由民主黨主張增稅並大幅刪減開支，社民黨則力促「突破穩定公約」的限制，綠黨抗議原先的「綠色增長」計劃被擱置。
48.民調顯示，蕭茲與社民黨幾乎無望在新一輪選舉中勝出，當前政府僅有14%德國民眾滿意度。基督教民主聯盟／社會聯盟預計可獲約32%選票，社民黨僅16%，位居第三，甚至落後極右翼的德國另類選擇黨(Afd)。三大在野黨合計得票恐不足三成，下一屆大選的受益者很可能是德國另類選擇黨與主張左翼保守主義、反移民的薩拉·瓦根克內希特聯盟（BSW）。
49.德國作為曾位居全球第三大經濟體（僅次於美日）的當前經濟狀況，是歐洲資本主義困局的最佳指標。德國五大經濟研究機構（DIW、IfW、IFO、IWH 及 RWI）聯合預測，德國2024年經濟將萎縮約0.1%、2025年僅增0.8%、2026年增1.3%。
50.製造業曾是德國經濟的驕傲，但如今正在迅速失勢，汽車工業無法與中國產品競爭就是一個典型例子。若川普在美國大選中獲勝，德國乃至整個歐盟的情況將會更加惡化，根據德國最權威經濟研究所Ifo的說法，德國汽車出口可能將下跌多達32%，而藥品出口的跌幅則可能高達35%。
51.法國的經濟表現雖不如德國嚴峻，但情況仍然不容樂觀。2023年法國經濟增長率僅為0.7%，預計2024年也將維持在0.7%；法國預算赤字遠超《馬斯垂克條約》所允許的標準，2023年公共債務高達GDP的110.6%，2024年預估則達112.4%，並將在2025年升至113.8%。法國計畫於明年實施約600億歐元的支出削減與增稅，將赤字從約6.1%縮至5%，但根據2025年預算案，公共債務預計將從2024年GDP的113%進一步升至115%。
52.在馬克宏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背景下，法國階級鬥爭不斷升溫（後文會再做詳述），同時極右翼「國民聯盟」（RN，由瑪琳·勒朋(Marine Le Pen)領導）勢力抬頭。2024年6月的歐洲議會選舉對法國政局是一大轉折，勒龐一度在民調中領先；面對這種局勢，馬克宏試圖保持主動權，於是在幾週後的7月立即宣布舉行提前大選，嘗試以「投我一票阻極端」(「vote me against the extremists」)的「兩害相權取其輕」論調挽回局面，結果真正勝出者卻是作為左翼政黨「不屈法國黨」（La France Insoumise）和法國新政治聯盟「新人民陣線」的領袖讓·呂克·梅蘭雄（Jean-Luc Mélenchon）。
53.總而言之，德國與法國在經濟上節節敗退，政府動盪且威信不再，並同時面臨階級鬥爭的激化。這導致作為所謂歐盟「大腦」的德法軸心被自身內部的問題和「國家利益」所困，無疑削弱了歐盟的前景，特別是削弱了能使歐洲團結一體化與在國際舞台上獲得更大影響力的願景與可能性。
其他特徵
54.本文件並非旨在對歐洲各國在經濟、社會和政治層面的具體情況進行詳細描述，而是嘗試概括性地勾勒出整體進程。歐洲的主導性經濟體在影響現況發展方向中扮演了相當明顯的角色，作為歐盟第三大強權的義大利，以及雖非歐盟成員但在經濟上舉足輕重的英國，都值得特別提及。其他一些國家由於在階級鬥爭和政治發展等領域具有重要影響，因此儘管他們在經濟上的影響力較小，我們也仍會在後文中談及。
55.義大利傳統上在基督教民主黨（CD）的長期霸權政治框架內處於政治動盪當中，而義大利共產黨又缺乏挑戰既有體制的能力。冷戰的結束導致基督教民主黨、義共與社會黨等傳統政黨崩潰，再加上經濟危機與歐洲一體化帶來的摩擦，遂催生出一系列「非典型」政治組織與現象，如由博西（Bossi）所領導，並於日後轉型為反動民族主義勢力的倫巴底同盟黨（Lega）；由貝盧斯科尼（Berlusconi）領導的義大利力量黨（Forza Italia）；由格里洛（Grillo）、以及現今由孔特（Conte）領導的五星運動黨（Five Star Movement，（結合進步與反動特徵的民粹主義勢力，現為歐洲議會的左翼））。
56.「超級瑪利歐」德拉吉（Mario Draghi）因在南歐債務危機時期高喊「不惜一切代價拯救歐元」的宣告，並暫時性地真的為歐元體系續命而聲名大噪，卻在2021年出任義大利總理後僅撐了半年便被迫下台。他執政時期的「最大成就」，反倒是為極右翼政黨「意大利兄弟黨」（Fratelli d’Italia）領袖、現任總理梅洛尼（Giorgia Meloni）的上台鋪路。梅洛尼上台後，儘管她曾發表多項「反建制」宣言，卻迅速與義大利資產階級各方勢力結盟，而那些資產階級也表示他們能與極右翼進行良好合作。自2022年上台以來，梅洛尼從未挑戰過歐盟或北約的重大政治決策。她看似是當前歐洲主要強權中最具影響力的領導人，實則是因他國皆弱，並非義大利本身經濟或政治體系的強勢所致。義大利依舊屬於實力薄弱的工業大國，佔GDP7.4％的預算赤字、112.4％的公共債務，以及汽車業僅38％的產能利用率（此數據亦反映整體製造業狀況），都說明該國的穩定發展空間非常有限。
57.英國從未擺脫2007–2009年金融危機的陰影，最終在2016年選擇脫歐，卻未解決英國資本主義的根本困境。無論身處歐盟內外，英國都未能走出死胡同。諷刺的是，歐洲大陸那些「高瞻遠矚」的資產階級分析家曾預言脫歐將令英國走向毀滅，如今卻發現自己陷入了與英國相似的困境。
58.近年來，英國經歷了其近代史上最動盪的政治時期，2016至2024年間英國歷屆政府均疲弱不穩，給了極右勢力崛起的機會。2024年大選中，工黨僅因保守黨垮台而勝出，而其領導者施凱爾（Keir Starmer）則大概是工黨有史以來最右傾的領袖，剛上台便宣稱工黨繼承了「保守黨留給他的爛攤子」，並宣布接下來必須實施緊縮政策。雖然工黨因工會（如GMB、UNISON、RMT、UNITE）的短暫支持而能有效緩和許多工業糾紛，但由於眾多政策承諾接連落空，也使工人階級逐漸認清工黨的虛偽嘴臉，教師與護理人員等群體已在開始醞釀抗爭，施凱爾的執政蜜月期想必不會長久。
59.2024年，有一部分資產階級分析家開始聚焦討論南歐、東歐與巴爾幹等邊緣經濟體增長迅速，或許能彌補衰弱的歐陸主要強權。然而這些論調並不嚴謹，高負債比且過度依賴旅遊與農業的南歐國家無論如何也無法抵消主要工業經濟體的衰退，亦不足以為現況提供實質出路。
60.還有兩個發生在賽普勒斯與羅馬尼亞的意外政治事件值得一提，2024年6月的歐洲議會選舉中，一位毫無任何政黨背景的政治素人費迪亞斯·帕納約圖（Fidias Panayiotou）當選賽普勒斯歐洲議會議員；2024年11月的羅馬尼亞總統首輪投票中，一位既被主流與獨立媒體視為「絕對局外人」的候選人卡林·喬治斯庫（Călin Georgescu），他此前在2011年即獲時任總統巴塞斯庫提名為總理人選，2020年再度被極右翼黨AUR提名，前期民調僅約1%，投票日卻以22.9%高票領先。喬治斯庫以其反烏親俄立場震驚西方，並將在下一輪選舉中對陣一位親西方的新自由主義候選人[3]。帕納約圖與喬治斯庫都並非進步派人士，但他們的得勢卻有力地凸顯了歐洲政治局勢中的巨大真空。
61.一項過去二十年間歐洲政治局勢的重要特徵，是西歐多國興起了許多自稱「左翼」、「進步」或「公民」的民族主義運動。愛爾蘭的新芬黨（Sinn Féin）在北愛爾蘭由第二大民族主義政黨，至2001年成為最大民族主義政黨，並於2022年躍升成為全國第一大黨；在南愛爾蘭，該黨從1997年的僅有一席，至2019年大選已成為最大政黨；加泰隆尼亞的民族主義運動內含大量左翼成分，甚至能在2017年單方面舉行獨立公投，充滿信心地挑戰西班牙政府的權威。蘇格蘭民族黨（SNP）於本世紀初在城市地區的民意支持度超越蘇格蘭工黨，並於2007年成為執政黨，其2014年所發起的獨立公投也一度極為接近通過。這三個政治力量在過去一年都遭遇嚴重挫折：新芬黨在南愛爾蘭的地方選舉、全國選舉和歐洲議會選舉中失勢；蘇格蘭民族黨於英國大選輸給蘇格蘭工黨，並失去大量議會席次；而左翼加泰隆尼亞民族主義勢力亦在西班牙各級選舉中失去部分票源。
當初「左翼民族主義」因資本主義危機及傳統左翼未能有效回應工人階級的訴求而崛起，如今卻也顯頹勢，並被各式右翼、復國主義與排外民族主義的抬頭所取而代之。
62.就歐洲的整體民族狀況而論，許多歐盟國家長期存在的民族問題仍未獲解決，反而陷入僵局，嚴重衝突有死灰復燃之虞。東南地中海與巴爾幹地區問題最為爆炸性：希臘與土耳其兩國於愛琴海問題上的對立日益加深並帶動狂熱軍備競賽；賽普勒斯問題停滯不前，土耳其方面拒絕討論任何改變島上兩政權並立現狀的意見。東南地中海新發現的油氣資源更使局勢進一步陷入白熱化，塞浦勒斯、希臘和以色列嘗試組成集團自行開發這些資源，並將土耳其和北塞浦路斯排除在外，土耳其則竭力阻止這個集團得以開採資源。至於巴爾幹地區，塞爾維亞與阿爾巴尼亞圍繞科索沃獨立的衝突關係依舊未解，科索沃北部區域的塞爾維亞少數民族仍時有衝突；北馬其頓與希臘和保加利亞在國名、保加利亞少數民族以及語言和歷史觀等問題上存在意見衝突，導致北馬其頓加入歐盟的談判陷入僵局。資本主義制度沒有辦法解決這些問題，唯有以工人階級的共同利益為基礎，並已建立以馬克思主義為方針的群眾性工人組織作為先決條件，這一切矛盾才能尋得出路。
63.歐元區危機暴露了歐盟經濟一體化與「團結」口號有多麼地空洞，而2015年難民危機更顯明聯合政策當中的裂痕。大多數國家不願接收其應有比例的難民數額，一些國家甚至不願接收象徵性數量的難民；更有國家不準因逃離戰火與飢餓的絕望流浪者越境前往德國！自此往後，歐盟與土耳其、利比亞達成了一些用於限制難民得以入境的卑鄙可恥的協議。
64.然而，資產階級媒體卻不停渲染「難民潮」將「淹沒」當地居民的輿論，不斷樹立歐盟已無立足之地的印象時，實際上，約半數歐盟成員國卻正面臨嚴重的人口不足危機，尤其以那些工業化程度最高的國家為甚。包括德國、義大利、西班牙在內的11個國家，生育率已低於聯合國所謂1.4的「超低生育率」門檻；即使法國2023年以1.68的生育率位居歐盟之冠，這也是二戰結束以來最低的數據。考量到正常人口更替需達2.1的生育率，歐盟的人口前景相當黯淡，不少國家在數年內將出現人口下降現象。以義大利為例，預計2030年時，其人口將減少100萬人；義大利2023年的生育率僅為1.2，而老齡化壓力將衝擊他們的醫療、退休年齡與養老金制度，以及生育權和勞動權等基本民生需求。
65.生育率下滑與人口老化，也將進一步拖累歐盟的GDP增長。歐盟的勞動生產率本已落後於美國，並且差距還在持續擴大，例如2019年第4季至2024年第1季，美國工業部門的每小時勞動生產率增了長8.8%，歐元區卻僅增長0.8%。然而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依舊會繼續無視事實地努力破壞工人團結抗爭，並嘗試鞏固資本主義的正當性，移民，尤其是穆斯林和黑人已經成為被輿論醜化與妖魔化的主要對象。
進入衰退？
66.近期數據顯示，整體歐洲經濟正處於下滑趨勢，並可能已步入衰退。十一月的採購經理人指數（PMI）不僅在製造業持續下滑，連服務業也不例外──直到十月，服務業指數還曾暫時能夠支撐製造業的疲弱。十一月的服務業PMI降至49.2（低於50的榮枯分水線），而十月為51.6；製造業PMI則進一步跌至45.3（十月為46.0），顯示製造業自十月起已進入收縮區間。
67.歐洲各國經濟景況低迷，不少企業關廠或裁撤全職高薪職位，並以低薪且不穩定的崗位取而代之；工會與民主權利飽受打壓，且社會保障政策被不斷削弱，同時高漲的通貨膨脹嚴重侵蝕民眾生活水準。儘管歐洲及美國的通膨率現已控制在接近各大央行約2%的目標，但自2019年12月至2024年9月期間，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工業國家的累計通膨率已高達30%，但同期的工資增幅卻遠遠落後。更令工人階級苦不堪言的是，同期食品價格飆升約50%，嚴重衝擊基層勞動者的生活水準。而這些條件註定將引發新一輪更為激烈的階級鬥爭。
階級鬥爭
68.在2022和2023年間，與新冠疫情衰退期的情況截然相反，由於通膨飆升及工人收入急劇下降，多個歐洲國家爆發了激烈的階級鬥爭（詳見《2022 展望》文件）。2024年的階級鬥爭則呈現下降趨勢，一方面，通膨回落至約2%後，工資漲幅的壓力減輕；另一方面，2022–23年的抗爭成效有限，加上鬥爭情勢本就有起有落，不可能一直向前衝刺。此外，這種結果也與工會領導層的角色有關──大多數工會領導階層帶領的抗爭都是在基層勞動者施壓下發起的，而並非工會領導主動出手；再者，所有類型的左翼政黨都未能替工人與整體社會大眾提供一個可行的鬥爭方案與前景。以下會簡要提及歐洲一些較具代表性的重大抗爭事件，但基於篇幅考量與實際討論需求，我們也不會鉅細靡遺地描述每一場運動。
69.繼2018年11月爆發並持續至2019年的法國「黃背心」（Gilets Jaunes）抗議運動之後（在後續數年偶有零星復燃），2022年與2023年間再度出現一波新的群眾示威浪潮。這些示威最初是由燃油稅上漲與生活成本飆升所引發，但也迅速演變為一場更廣泛的運動，尤其是反對馬克宏嘗試將法定退休年齡從62歲提高至64歲的企圖。在2023年間，法國共發起過14次大罷工，第一次罷工於2023年1月19日舉行，全國約有200萬人參與示威；根據法國工會聯合會「總工會」（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 CGT）的統計，當年1月31日的示威共有280萬人參加。來自法國所有主要工會（包括運輸、能源、教育與公共部門等）發起聯合罷工，並被媒體形容為一次「罕見的大團結」。這一波示威浪潮於2023年的五一勞動節前後達到高峰，當時全國各地有數十萬人上街聲援。
70.在德國，涵蓋交通與公共服務等多個領域的罷工在2022年頻繁發生，其核心訴求是反對通貨膨脹對工資的侵蝕，德國服務行業工會（Ver.di）在其中扮演關鍵角色。運輸部門的工人尤其積極響應罷工，要求在生活成本上升的情況下提高薪資，同時醫療保健與郵政服務業也發起了大規模勞工示威。德國的工會，特別是「德國金屬工人工會」（IG Metall），組織了多場抗議活動，例如在2023年舉行的大型五一勞動節示威，當中舉辦了共400場活動，全國共有近30萬人參與。德國也出現由青年發起的氣候示威，要求政府在環保政策上採取更有力的行動。
71.一波罷工浪潮在2022年下半席捲英國，鐵路工人、護士、郵政工人與公共部門雇員皆發動大規模勞工示威，「全國鐵路、海事與運輸工人工會」（National Union of Rail, Maritime and Transport Workers, RMT）等鐵路工會也領導了多起罷工行動。過去70年代末曾有一波被稱為「不滿之冬」（Winter of Discontent）的罷工浪潮，其中以護士與郵政工人的聯合罷工為特徵，要求薪資增幅應和通膨率掛勾。而2022年的罷工潮持續至整個2023年間，包括教師、英國國民保健署（National Health Service, NHS）員工、鐵路工人與公務員的勞動群體都發動了罷工，並獲得了「罷工之夏」（summer of strikes）的名號。「罷工之夏」突顯出各行各業日益高漲的不滿情緒，在經歷數十年鬥爭低潮之後，英國在2022至2023年間再度成為歐洲工人鬥爭的前線，可謂是一個具有歷史性意義的重要發展。工黨政府上台後，由於政府與主要工會領導層在多項長期薪資糾紛中達成協議，致使群眾示威行動暫時中止，但隨著勞動群體對緊縮政策的不滿逐漸浮現，教師與護理人員已再度醞釀抗爭情緒。
72.西班牙的卡車司機於2022年3月發起抗議，反對飛漲的燃油價格，同時，醫療與教育領域也爆發了大規模罷工，要求改善工作條件與提高薪資。西班牙的工會在2023年組織了超過70場遊行，呼籲工資增幅應與通貨膨脹掛勾。儘管許多集會聚焦於勞動權益，但也有強烈的聲音支持將每週工時縮減為四天。
73.義大利也爆發了大規模的勞工抗議，反對梅洛尼政府對貧困補貼金的削減以及其他改革，尤其集中在物流、電子商務（e‑commerce）與食品配送產業的工人之間。但總體而言，自從重建共產黨（ Rifondazione Comunista）的背叛、瓦解與分崩離析後(譯者註:義大利重建共產黨在2006年支持普羅迪政府的帝國主義政策，背叛了其左翼綱領與基層群眾，並導致該黨的分裂與弱化。)，義大利的群眾運動便在過去數十年來始終未能真正興起。
賽普勒斯、俄羅斯與土耳其等其他國家的平台工作者也展開了抗爭動員；在羅馬尼亞，中學教師發動了一場極為重要的罷工；在比利時，有8萬名工人參與了「全國行動日」（National Day of Action），該行動由工會於2023年3月20日至22日發起(不過儘管工人抗爭情緒高漲，工會仍拒絕正式宣布罷工。)
在希臘，由於2015年激進左翼聯盟（SYRIZA）對群眾運動的背叛，工人階級運動一度陷入停滯，但在2022年11月與2023年3月仍爆發了兩次極為成功的全國性大罷工，顯示基層群眾的自發運動正在努力尋回節奏，儘管該國的傳統工會領導層在訴求與協商策略上常被批評為阻礙性角色。
歐洲發生的其中一場最重要的罷工，是針對特斯拉的罷工，該罷工規模逐步升級為涵蓋整個斯堪地那維亞地區的行動。(譯者註:特斯拉罷工的起因是特斯拉拒絕集體薪資協商，並陸續獲得其他產業工會聲援，包括瑞典郵政員工和芬蘭碼頭工人。挪威最大企業工會聯盟（Fellesforbundet）和丹麥最大企業工會（3F，Fagligt Fælles Forbund）近日也宣布加入這波同情罷工（sympathy strike，即聲援其他工會團體的罷工行動），阻擋特斯拉電動車轉運至瑞典市場。)
74.義大利梅洛尼政府持續推動各項措施，限制工會組織發動罷工的權力。在希臘，新民主黨（New Democracy, ND）右翼政府內部，極右翼勢力占據重要席次，已經推行六日工作週，並合法化資方「讓員工每天最多工作13小時」的所謂「權利」——這意味一週工時最多可達72之長！面對此次公然的權益侵害，工會卻竟未發動任何有效反抗行動，導致這項立法簡單地通過了。這正是理解希臘工人階級所面臨挫敗程度的最佳案例，而其責任當然在於激進左翼聯盟領導層及叛徒齊普拉斯（Tsipras）。
75.在2024年伊始，歐洲多國爆發農民示威──在德國、法國、比利時、羅馬尼亞、義大利、西班牙（特別是加泰隆尼亞）、波蘭與希臘等地，農民組織道路封鎖與集會，提出各自訴求。這些抗議迅速從一國蔓延至另一國，顯示在當前資訊快速傳播的時代，群眾運動可以不經工會領導人規劃便出現，甚至不為其所願而迅速、大規模的擴散。
當然，工人階級的鬥爭情況更是如此，2023年1月始於德國的歐洲鐵路罷工導致80％長途列車班次停駛，隨後擴展至義大利，出現長達24小時的運輸業罷工行動，並波及英國及北愛爾蘭等地。這一事件展示出跨越國界的階級團結與國際主義本能，然而鐵路工會領導層卻拒絕採取任何行動，不願在全歐範圍內組織或協調鬥爭。
因此，各國工人正開始組建所謂的「獨立工會」（「independent unions」)、「基層工會」（「grass roots Unions」）或「基層委員會」（「base committees」），反映出各國不同的組織傳統。這些尤其是在傳統產業之外的新興工人階層中的新興力量具有重要意義，但整體仍處於萌芽階段。
76.我們正處於一個階級鬥爭不斷升溫的時期，不僅在歐洲，放眼全球亦然。由於資本主義體制無力化解自身危機，也無法為工人階級、青年與貧困者提供更好的生活條件，階級鬥爭勢必在我們所處的這一歷史時期持續高漲。
然而，本時期的特殊之處在於，社會中所發展出的「激進主義」並非指向左翼，而是指向右翼，促成了自二戰以來我們從未見過的大規模極右勢力崛起。其背後原因與左翼的危機密切相關——在充滿經濟與社會危機的年代，改良主義者已無力提供真正的改革，導致自身陷入存在危機，並又將代價轉嫁到工人階級身上，所以部分工人階級才會轉而投靠右翼。
極右翼
77.在最近一次ISp大會（3月24日）上，文件《極右勢力的崛起及對抗》已對極右勢力如何在歐洲及國際上發展為一股重要力量的過程進行了深入闡述。在本文件中，我們將對其中部分內容進行更新，並重申一些總體結論。
78.截至本文件撰寫時，最近一次歐洲國家選舉是在2024年9月30日於奧地利所舉行，極右翼的自由黨（FPÖ）以28.8%得票率勝出，相較2019年的上屆選舉增加了12.6個百分點。傳統右翼人民黨（ÖVP）失去了11.1個百分點，得票率降至26.3%；奧地利社會民主黨（SPÖ）獲得21.1%的選票，略低於2019年；而綠黨則因參與上屆政府時表現欠佳而付出代價，失去了 5.6個百分點，得票率降至8.3%。
79.在奧地利選舉前幾週，德國的三個邦也舉行了選舉。在布蘭登堡（2024年9月22日），極右翼的德國另類選擇黨以29.2%的得票率位居第二（較2019年選舉上升5.7個百分點），僅略微落後於得票率30.9%的社會民主黨。「莎拉·瓦根克內希特聯盟」（BSW，以下簡稱瓦盟）首次參選便獲得13.5%的選票；綠黨則慘敗，得票率未達5%門檻，失去所有席位。左翼黨（Die Linke）得票率從 2019年的10.7%暴跌至3%（同樣未達5%門檻）。9月1日，薩克森和圖林根也出現了類似情況。在薩克森，另類選擇黨以30.6%的得票率位居第二，略低於獲得31.9%選票的基督教民主聯盟，而莎拉·瓦根克內希特聯盟首次參選獲得了11.8%的選票。在圖林根，另類選擇黨以32.8%的得票率遙遙領先，位居第二的基民聯得票率為23.6%；瓦盟得票率為15.8%，而與社民黨和綠黨共同執政的左翼黨得票率從 31%暴跌至13%。
80.這樣的模式在整個歐洲都很類似，傳統的資產階級政黨，保守黨（基督教民主黨）和社會民主黨正在失去陣地，而極右翼成為贏家，左翼政黨則因未能提供群眾任何有效展望而面臨失敗，且常常遭遇邊緣化和危機。
81.2023年11月，海爾特·懷爾德斯（Geert Wilders）的極右翼政黨自由黨（PVV）贏得了荷蘭大選。在義大利，梅洛尼於2022年9月25日舉行的大選中當選為總理。在匈牙利，維克多‧奧班 （Victor Orbán，極右翼政治人物，匈牙利青民盟主席）自2010年連任以來便持續執政，連續贏得多屆選舉，包括最近於2022年4月的選舉。
82.在法國，瑪琳·勒朋的支持度在過去十年來穩步上升：在2012年總統大選她首次參選總統時，便在第一輪投票以17.9%的得票率名列第三。2017年總統大選時，她進入第二輪投票，但以33.9%的得票率敗給馬克宏（馬克宏得票率為66.1%）。2022年（4月）總統大舉時，她再次進入第二輪投票，但仍以 41.5%的得票率敗給馬克宏，馬克宏以58.5%的得票率勝出。（譯者註:第82段後原有一段波蘭政治局勢的近況敘述，但基於原文暫有待修改要素，因此會在完成修整後再行補齊。）
83.類似的過程也發生在北歐國家，芬蘭的芬蘭人黨（Finns Party）（前身為正統芬蘭人黨）在2023年參與了聯合政府；瑞典的瑞典民主黨（Sverigedemokraterna，SD）在2022年的大選中獲得了20.5%的選票，成為第二大黨；挪威的進步黨（Fremskrittspartiet，FrP）在2021年的議會選舉中獲得11.7%的選票；波蘭在過去的20年裡，大部分時期都是由法律與公正黨（PiS）執政；而在比利時，兩個極右翼政黨，新佛拉蒙聯盟（New Flemish Alliance）和佛拉蒙利益黨（Vlaams Belang）各約獲得了總票數的28%和50%的佛拉蒙區選票。
84.南歐的現實清楚證明了左翼危機與極右翼崛起之間的關係，義大利就是一個例子：第二屆普羅迪（Prodi）政府一方面標誌著所謂的「進步派」陣營已經徹底轉向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政治框架，另一方面則是左翼勢力被排除在議會代表之外，以及重建共產黨的瓦解。這為五星運動黨這類「政治傾向曖昧」的組織與運動崛起創造了條件，該黨在下一個十年的末期通過與聯盟黨（League）聯合執政鞏固了國內反動勢力的支持。在南歐其他國家，我們也看到了類似但不完全相同的過程，極右翼的崛起發生在 2010年代後期，即在2007-2009年危機後，群眾轉向支持新左翼政黨（在當時的賽普勒斯，史上首次由傳統左翼政黨，勞動人民進步黨（AKEL）執政），卻又大失所望之後，極右翼勢力便成功利用社會經濟問題及左翼面臨的危機迅速壯大。在希臘2024年的歐盟選舉中，極右翼政黨共獲得破歷史紀錄的21%選票，同時該選舉還創下近60%的驚人棄票率。葡萄牙極右翼政黨「夠了!」黨（Chega）在2019年僅有1.3%的得票率，在2022年卻躍升至7.2%（12席），2024年更達到了18.1%（50 席）。賽普勒斯的極右政黨全國人民陣線（ELAM，與希臘的金色黎明為姊妹組織，其綱領與活動帶有明顯的新法西斯主義色彩）在2009年歐盟選舉僅獲0.2%選票，2014年2.7%，2019年8.3%，2024年攀升至11.2%，成為島內第三大政治勢力。西班牙的「呼聲」黨（VOX）在2014年成立後，於2019年4月大選獲得10.3%的得票率（24席），並於同年11月的選舉增至15.1%（52席）；2023年的大選雖略有下滑，但仍保持12.4%得票率，穩居第三大黨。
85.在這裡需要重申的是，正如ISp在之前的文件所強調，極右翼政黨並非法西斯政黨，其根本的分界線在於，法西斯主義會從肉體上消滅工人階級的組織以及議會制度所保障的基本資產階級權利。當今的極右翼政黨無法做到這一點，因為現下時局的勢力對比不允許他們這麼做，然而，他們透過打壓民主權利、工會、婦女權利及 LGBTQ+權利所能造成的損害仍是不容小覷的。儘管如此，工人階級仍有時間重新集結力量，並進行反擊。
[1] 這一點在2025年年初發生了變化，當時川普的政策導致紐約證券交易所的崩盤。詳見國際主義立場關於美國的決議。
[2] 這並非申根制度首次受到衝擊，自2015年「難民危機」以及新冠疫情期間以來，許多國家便多年採用邊境管制措施。很明顯得，即便在這種條件上，也沒有任何機制能夠保護任何規範不被公然違背，並且還無法透過法律途徑來追究此類行為。
[3] 喬治斯庫最終因「違反憲法」而被禁止參加新一輪選舉，並且目前處於司法監控之下。根據羅馬尼亞當局的說法，他們擁有這位候選人使用「不正當競選行為」的證據，以及有武裝團體準備代表喬治斯庫顛覆國家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