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抗爭的序幕
2020年11月舉行的緬甸議會選舉中，由翁山蘇姬領導的全國民主聯盟（全民盟）在426個議會席次中橫掃了396個，獲得了83%的席次；而軍方控制的聯邦鞏固與發展黨（鞏發黨）只得到33個席次。然而，軍方指控全國民主聯盟選舉舞弊。1月26日，軍方發言人蘇敏敦一方面要求緬甸聯邦選舉委員會調查舞弊，另一方面暗示，若軍方所提出的爭議沒有得到解決，不排除發動軍事行動。面對軍方施壓的壓力，選舉委員會也在兩天後正式否決軍方所提出的指控。
2月1日是新一任緬甸議會就任的日子。也就是在這一天，軍方正式發動軍事奪權，拘捕了數位全民盟的政治領袖，包括國務資政身分的翁山蘇姬和總統溫敏，並宣布緬甸進入一年的軍事戒嚴。而緬甸國防軍總司令敏昂萊，成為目前緬甸的最高領導人。
軍方先後以違反進出口法、自然災害管理法和收賄等罪名指控翁山蘇姬。除此之外，在軍方發動政變之後，緬甸就陸續爆發了群眾示威，進而演變成了全國性的大規模抗爭。緬甸的幾個大城市，首都奈比多和最大城市仰光都出現反對政變、要求釋放翁山蘇姬的遊行、罷工和示威。2月22日的罷工也是政變以來最大規模的抗爭運動。群眾以電影《飢餓遊戲》 的反獨裁三指標語、紅絲帶來表達對軍政府的抗議。
這場抗議的規模遠超出軍方想像，因為就連緬甸的少數民族也都參與到了反軍事政變的運動中。少數民族抗爭者手持各式民族旗幟上街抗爭、華裔以中文寫出「緬甸華人反對政變」的布條，反對軍政府的奪權。
儘管抗爭本身存在巨大的群眾動員和規模，但是軍方對抗爭的鎮壓也是極其暴虐的。對比香港與泰國的民主抗爭，緬甸人民遭受了更加殘酷的血腥鎮壓。在反政變運動爆發後，軍方陸續實施宵禁、斷網等方式來遏止群眾串聯和上街；此外，軍政府在2月13日廢除了許多限制政府權力的法規，得以讓軍警在不需要法庭准許下拘捕群眾超過24小時，還有能隨意搜查私人住所等等。更重要的是，軍方的鎮壓行動也隨著抗爭規模增大而陸續升級，鎮壓的方式包含催淚瓦斯、橡膠子彈，後續還用了更具殺傷力的實彈和裝甲車。為了控制言論，軍方關閉了獨立媒體，甚至在鎮壓過程中逮捕數十名記者。
2月19日，緬甸反政變運動傳出了第一名抗爭者的死訊。自此之後，緬甸的抗爭持續遭受大規模的武裝鎮壓，傷亡人數也不斷攀升。截止到3月31日，緬甸援助政治犯協會就指出有510人死於抗爭，更有超過3000人被軍方拘捕。
以上，就是這次緬甸反政變運動的簡述。半個世紀以來，緬甸就已爆發過三次軍事政變、三次大規模群眾運動和一場未解的民族武裝衝突。在這過程中，軍事官僚的獨裁統治與緬甸群眾追求民主化的抗爭，形成對比鮮明的「作用力」與「反作用力」。這昭示了緬甸數十年來在政治結構上的脆弱、不穩定，還有經濟的貧弱與萎靡。
軍事官僚、全民盟、群眾抗爭與少數民族為主的四個力量，構成了緬甸數十年來動盪歷史與複雜政治性質的主調。從這個角度上，我們得以更清晰地界定2021年的反政變抗爭：這場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大體上仍然延續了過去未得到解決的民主、經濟和少數族裔自治權等問題。
政變的背後
首先我們需要先了解，這次政變宣告了民選政府與軍方自2015年以來的「合作」正式破裂。軍方從未說明過政變的「真實原因」，但從目前的跡象來判斷，軍方選擇在此時發動政變客觀基礎有以下兩點：
第一，敏昂萊已經屆滿65歲法定退休的年齡，其他軍方高層將領也都到達了退休的年紀。按照緬甸的法律，總統有權簽署大赦令，藉此讓高層將領不會受到過往罪刑的追究。然而，民選政府至今都沒有對於軍方高層發布赦免令，這就產生了一種解讀空間，即翁山蘇姬領導的民選政府嘗試藉著新一屆的議會清算軍方的權力與資產。
其次，敏昂萊個人的政治野心，因為2020年的選舉結果而遭受挫敗。有評論認為，敏昂萊一直有問鼎緬甸總統的意圖，2020年鞏發黨的慘敗則間接讓敏昂萊的政治藍圖化為泡影。
上述兩個原因，都與鞏發黨選舉失利有所關聯。緬甸上下議會共664席，扣除軍方保障席次166席，鞏發黨僅在選舉中獲得了33席。這個政治現象相當直觀，即軍方的群眾支持基礎不斷在流失。
2008年的緬甸憲法規定，修憲需獲得四分之三以上議員同意。以2015和2020年的選舉成果來看，全民盟所獲得的選票支持不斷攀升，鞏發黨則是逐年下滑。儘管目前全民盟要推動修憲仍有其難度，但這無疑是對軍方的一大警訊，因為修憲意味著軍方在2008年憲法中所保留的「特權」－諸如保障議席、可視情況無條件接管政權－有被取消的風險。
炙熱的街頭戰爭
在政變後，群眾迅速發起公民不合作運動。有無數工人、青年與僧侶，甚至醫護、外交、警務的公務員都參加在運動之中。早在2月3日，就有超過70家、共1萬5000多名醫療部門員工發起罷工。其後，陸續有教師、農業等20多個公部門的公務員，以及製衣業、消防員、電力工人加入罷工，目的在於使奪權的軍政府停擺。
2月22日，隨著民主抗爭的尖銳化，25個工會、政黨、學生會、農民團體和宗教組織共同建立了罷工委員會，發動所謂22222全國大罷工來癱瘓經濟。22222大罷工呼應了1988年的8888民主運動，讓反政變抗爭上升到「準革命」的階段，許多銀行、店家、醫院都宣布歇業。根據媒體的報導，22222大罷工後的抗爭人數有到數十萬到百萬人不等。
軍政府過去扶植的企業，控制了礦產、製造業、電信、餐飲或金融等諸多產業；例如，緬甸國產啤酒就是緬甸軍方出資所發行的重要商品之一。很自然地，抗爭者提出了抵制軍方產品的訴求，意圖阻斷軍方背後的金流。
運動還出現了其他在地性的抗爭模式。在緬甸的習俗中，男生從女性裙擺下方穿過會遭致厄運。群眾為了避免軍警的鎮壓、爭取撤退的時間，會在大街上掛滿緬甸女性的筒裙，讓軍方不敢貿然穿越。
抗爭者也建立了所謂「奶茶聯盟」，學習2019年與2020年香港、泰國的抗爭經驗。不少參與抗爭的群眾提出「無大台、Be water」的口號，他們也自發地戴上雨傘、工地頭盔和防毒面具。
總的來說，這場運動令人動容地彰顯了緬甸人民－尤其是青年一代－爭取民主化、反對軍事獨裁的英雄主義精神；但運動也存有不少需要克服的侷限，使得抗爭者無法有足夠的力量挑戰緬甸軍方的政變。這些侷限，在於反對軍事獨裁政權的民主運動缺乏一個更為堅強、更緊密結合各產業部門受雇者，使其能夠協調一致採取行動的抗爭組織，以及缺乏了一個真正能夠推翻軍事獨裁政權的政治綱領與戰略方向。
內戰的序曲
隨著抗爭持續升溫，軍方開始透過實彈、裝甲車來鎮壓抗爭者。光是在3月27日緬甸軍人節，手持槍械的軍警就擊斃了114人。血腥的屠殺讓抗爭運動難以繼續展開，群眾開始發動無聲罷工和垃圾罷工，透過留在室內來取代街頭運動，藉此避免傷亡和流血；還有在重要的道路上丟棄垃圾，達到癱瘓交通的作用。
自軍政府開啟強硬的壓制手段後，運動就逐步地零碎化，這使得抗爭走向了另一個更加動盪的方向。早在3月13日，被拉下台的緬甸民主派議員所組成的緬甸聯邦議會代表委員會，指派前全民盟國會議長曼溫凱丹為代理領袖，並組建了臨時文人政府。臨時文人政府號召建立軍隊、發起「革命」，共同推翻奪權的軍政府。
具有武裝力量、試圖爭取民族自決權的少數民族，也為反政變抗爭帶來更多變數。因為臨時文人政府的呼籲，過去已經與軍政府簽署停火協議的武裝組織「和平進程督導小組」決定與臨時文人政府合作；曾經簽署停火協議的另一支武裝力量「撣邦重建委員會」也表示不會放任軍政府的暴行；而南撣邦軍、克倫民族解放軍、克欽獨立軍、若開軍也都開始動員各自的武裝部隊。
儘管在緬族人眼中，翁山蘇姬是一個被推上神壇、具有極高聲望的民主改革派領袖，但對於少數民族來說，全民盟和翁山蘇姬並不完全是一個值得信賴的盟友。翁山蘇姬所象徵的，是比較溫和、不那麼激進的緬族沙文主義，其對少數民族的壓迫並沒有因為軍方退居二線而消停。比如在2020年的選舉前，全民盟政府就取消了56個少數民族居住地的選舉權利，導致有超過140萬人無法投票。
不過，軍政府的重新上台仍是少數民族最大的災難。早在1962年軍政府成立之初，軍系官僚所彰顯的政治意識型態，是更加強硬的緬族沙文主義，軍政府往往用武力鎮壓來回應少數民族的自治訴求。這解釋了為何在運動尖銳化時期，會有數百名克倫族人加入遊行示威並要求軍政府立即下台，以及有更激進的少數民族武裝勢力會在臨時文人政府成立之初，選擇表態支持。
4月16日，緬甸聯邦議會代表委員會宣布成立「全國統一政府」，並任命被關押的翁山蘇姬、溫敏續任原有職位。從這時候開始，緬甸已進入「雙重政權」的新局面，反映了緬甸騷動的下章，即緬甸內戰的爆發。
不穩定的下一步
越來越多證據證明，內戰爆發的可能性正與日俱增，尤其是與緬軍交戰數十年的民族衝突，可能因為全國統一政府的加入而重新將火藥庫點燃。現在，全國統一政府已被軍方指控為叛國罪，若被抓捕最高可判處死刑與無期徒刑，這昭示著軍方善罷甘休的可能性非常低。
緬甸民選政府實質上是軟弱的，翁山蘇姬與全民盟執政5年的改革成果可謂相當不足。全民盟不僅無從動搖軍事官僚對社會的把持和獨裁，還因為市場開放帶來更劇烈的貧富差距，工人與勞動者的生活依舊困苦。選舉觀測組織PACE發現，有越來越多緬甸群眾對「民主選舉」不抱期待，接近有半數的緬甸群眾對投票不抱積極態度。全民盟在選舉中大勝的關鍵因素，在於對緬甸群眾而言，投給全民盟遠遠好過給軍方獨攬大權。
作為制衡軍方的最大反對勢力，全民盟成員固然有能力以「全國統一政府」的姿態來獲得緬甸群眾與部分少數民族的支持；然而，緬軍的過分暴力卻也掩蓋了全民盟的政治缺陷。這些政治缺陷，終將會因為內戰爆發而逐步暴露在陽光下。
雖然全國統一政府在過渡憲章中，允諾少數民族獲得更多自治權，不過對冀望獨立的部分民族（如克倫族）而言，僅有自治權並不足夠，過渡憲章仍然是以維護緬族地位為要務。這昭示了全民盟的根本缺陷：全民盟與緬軍相同，也是緬族沙文主義的背書黨，他們並非真心誠意的擁護民族自決與平等權。即使全國統一政府能在內戰中取勝，未來的新政府依然會有組建大規模軍事力量，藉以維持緬族獨大的政治秩序之客觀衝動。
最重要的是，內戰可能引爆更大規模的難民潮。過去緬軍與少數民族的衝突，就引發少數民族被流亡；3月底緬軍與克倫武裝勢力的交火，也有超過1萬名難民逃竄至泰國。在敘利亞內戰期間，400萬的難民潮就造成了巨大的人道災難；現今的緬甸共有敘利亞三倍以上的人口，戰爭難民所帶來的政治危機很可能較過去更加劇烈。
帝國主義勢力可靠嗎？
緬甸的戰略價值一直是各大帝國主義勢力不可忽視的部分。緬甸國土涵蓋了三條極具價值的經濟走廊，周遭國家包含東協、印度等重要的勞力密集產業市場，加上豐富多樣的天然資源，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歐巴馬時代所提出的亞太戰略，緬甸就是美國相當重要的拉攏對象。拉攏了緬甸，意味著能掌控東南亞新興市場的門戶。這次緬甸的軍事政變，歐美國家雖然給予了一定程度的經濟制裁，但本質上，這對軍方造成的打擊可謂相當有限。
首先，美國的亞洲盟友，包括日本、韓國和印度都是重要的對緬投資國家，美國若實施全面且大力的經濟制裁，就有可能損及拜登主張的多邊主義戰略。其次，在2020年末所簽署的RCEP中，翁山蘇姬就已公開表示「會全力落實RCEP」的條款。縱使我們知道，RCEP並不是為基層人民生計所服務的經濟協議，但這側面反映了緬甸的經濟依賴並不是在美國身上。
美國財政部於4月8日宣布，將制裁緬甸的寶石國有企業以阻斷緬甸軍方的金流收入；而其他形式的制裁，包括凍結高階將領資產、暫停美緬貿易。不過，這些經濟制裁更像是形式上的制裁，因為緬甸的經濟命脈、貿易進/出口皆不仰賴美國；即使以玉石來看，緬甸與中國的礦產貿易也比美國來得更加密切。直到政變前夕，緬甸最大的貿易對象仍然是中國[1]、泰國、新加坡、日本和印度。因為2017年的羅興亞難民危機，美國曾象徵性的推動經濟制裁，結果卻加深了緬甸對中國、日本和韓國的經貿關係。這顯示出歐美資本主義勢力並不能、也並非真誠的想遏止緬軍的暴行。
那麼中國呢？這次政變爆發後，中共的態度過於溫和，有諸多評論揣測，認為中共是緬甸政變的幕後推手。這種說法並不完全是空穴來風，過去緬甸軍政府確實對中國存在長期的經濟依賴。另外，習近平在今年1月拜訪緬甸時，曾與政變領袖敏昂萊共同談話，認為應與緬軍加強交流合作。
但是，我們必須指出，敏昂萊這次所發動的政變，並不全然有利於中共。早在2012年緬甸改革開放時期，由軍政府所控制的鞏發黨籍總統登盛就已逐步提升緬美的雙邊關係；全民盟成為執政黨後，同樣是嘗試在中美帝國主義間尋求折衷出路。即使在今天，中國依舊是緬甸最重要的經貿對象，但事實證明無論是翁山蘇姬抑或緬甸軍政府，都試圖想降低緬甸對中國的過度依賴。
對中共而言，軍政府與全民盟的上台與否，都不是中共官僚考量緬甸利益的優先事項。中共所需要的，是一個聽話、且能為中國帝國主義霸權所服務的緬甸。因此，中共是以兩面手法來鞏固其在緬甸的地位。過去中共為緬甸軍方提供非常大的軍售支持[2]，讓受到歐美經濟制裁的緬軍更靠近中國；全民盟執政時期，中共也與民選政府保持穩健的合作，共同推動如一帶一路、RCEP等符合中國帝國主義利益的經濟計畫。
中共目前仍然是以作壁上觀的姿態，從而在緬甸中取得更大的介入機會。可以肯定的是，反對軍事政變的大規模抗爭絕對是中共所不樂見的，因為這將會打擊到中共在緬甸的政治佈局與經濟利益。這也間接說明了為何緬甸群眾會以焚燒中國廠房、腳踩旗幟等方式，來表達對中共政權「保持緘默」的不滿。
從緬甸的角度出發，無論民選政府抑或軍政府，在近幾年內都無法實現與中國的經濟脫鉤。由此可知，歐美國家的經濟制裁也會進一步的疏遠緬甸軍政府與歐美資本主義的關係，無論敏昂萊把持的軍政府是否願意與中共來往，經濟制裁都可能迫使軍方向中國靠攏。
緬甸需要一場民主革命
我們主張，任何一位遭受緬軍逮捕的政治犯、抗爭者和群眾，都應該無條件被釋放。然而，這並不表示我們支持翁山蘇姬、全民盟在政治上的軟弱與緬族沙文主義。因為從過去到現在，無論是強硬抑或溫和的緬族沙文主義，一直都是構成緬甸民族和平與政治穩定的禍根。
我們認為，全民盟是一個依附於緬甸新興企業家與中產菁英的的民主改革派政黨，緬甸工人階級與勞動者、少數民族的權益並不是全民盟的考量要項，其也無力獨自推翻軍事獨裁政權。
即便這場內戰最終由全民盟所主導的全國統一政府獲得勝利，並讓全民盟重返執政舞台，那麼全民盟也必須在先進資本主義強權的角力衝突中，承擔更多「犧牲勞動群眾、圖利外資」的政治壓力。以翁山蘇姬曾表示會全力執行的RCEP為例，如果全民盟期望以輸出廉價勞動力為籌碼，藉此換取外資進入緬甸市場的機會，那隨之而來的投機、炒作土地與打壓工會等舉措，也就勢必使固有的貧富差距問題進一步惡化。
根本來說，全民盟的政治人物們並不能夠帶領各族人民進行真正的政治革命、實現民主共和。從我們上述的分析亦能看到，以中美為首的帝國主義勢力並不期望緬甸抗爭能獲得延續，因為這將會動搖到他們在緬甸的戰略規劃與長遠利益。這就昭示著緬甸民主抗爭的盲點，即全民盟與國際資本主義強權並不是緬甸民主化的必要解方籤；緬甸真正所需要的，是一個民主、堅實的群眾革命性政黨。
緬甸的抗爭群眾若要面對血腥的軍事鎮壓，就需要更大化地組織起來，尋求自我武裝、保衛革命的道路。抗爭群眾不僅需要在職場、社區、學校、城市/農村、少數民族武裝勢力佔領區等地，尋求建立一個全國性的民主革命統一戰線，更需要建立一個以終結軍事獨裁政權、建立民主共和國為目標的群眾革命政黨。
建立群眾性革命政黨的任務不能以單一民族為核心，以避免重蹈全民盟緬族沙文主義的覆轍。能實現緬甸民主共和、終結軍事獨裁政權的政黨，會是一個由受壓迫者們共同組成、能爭取廣泛民主權利（尤其是民族自決權）的多民族政黨。這個政黨也需要對世界各國支持緬甸民主化的基層人民、工人階級與進步份子尋求各式各樣的援助，不論是財政、運動戰略、國際聲援、或者武裝設備。
在台灣，所有支持緬甸革命的人們，現階段能做的就是團結為緬甸政治犯與難民爭取在台庇護權！建立一場浩大且能夠癱瘓緬甸社會的總罷工，可以是武裝起義的重要跳板。民主革命的總罷工得藉由抗爭群眾的自我武裝，使其能穩定進行而不受緬軍破壞；另一方面，總罷工需要盡力爭取寶石、石油與天然氣[3]產業的工人，一起參加到罷工運動中。只有更多產業工人對罷工的響應，才能從根本上斷絕緬軍的資金鏈，並且讓石油業、天然氣業、寶石產業的工人組織接管廠房，使這些產業收益成為民主革命力量的財政來源。
緬甸各族工人與勞動者需要接管國內產業運作，民選指派自己的民主派代表來控制各個重要企業，才能讓這場民主革命有足夠的物質力量。這樣的民主革命力量，絕對需要與少數民族武裝軍隊、甚至是全國統一政府進行行動上的合作，同時在政治上拋棄緬族沙文主義，讓緬甸各族人民真誠的平等相待，支持緬甸各族人民的民族自決。
我們認為，緬甸各族人民需要透過武裝起義與反獨裁內戰，才有可能戰勝軍事獨裁政權；全國統一政府所號召的「政治革命」，唯有緬甸各族勞動群眾與真誠的民主鬥士才能著手實現。這場政治革命，絕不可能是和平的進程。緬甸軍方已經用槍與子彈回應了緬甸人民對民主改革的願望。既是如此，緬甸各族人民只有建立自己的群眾性革命政黨與民主革命軍，才有可能終結厄運，並且迎接一個由緬甸勞動群眾與民主鬥士聯手創建的新緬甸。
這樣的新緬甸，並非遙不可及；這樣的新緬甸，才能夠縫合與化解各族人民間的裂痕與敵意；這樣的新緬甸，才能夠讓各族人民的言論自由、政治自由、集會自由、生活保障、社會進步得到保證；這樣的新緬甸，只有可能誕生在推翻軍事獨裁政權與緬族權貴後的新社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