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今年七月四日，馬斯克在X平台上發起一項投票，詢問共124.9萬人是否支持組建一個新政黨──美國黨。結果顯示，有65.4%的人支持這項決策，使得美國黨成為馬斯克政治布局中的下一步棋。然而，在八月二十一日，這項計劃被推遲，反映出馬斯克對於「組建美國黨」的短期需求可能已經減少或消失，但他仍將其視為2026年美國中期選舉後的一個可能選項。

馬斯克提出成立美國黨的表面原因，包括他與川普在政治上的分歧，以及如愛潑斯坦案等事件導致川普民調持續下跌的現象。然而，若要深入探究其根本原因，則必須回到馬斯克參與政治的軌跡，以及他作為科技資產階級代表的內在需求。

馬斯克的政治軌跡

馬斯克政治影響力的起點，可追溯至2022年收購推特（現稱X）這家在全球擁有龐大用戶的社交媒體公司。至今，馬斯克和川普的推文仍能透過這一平臺產生巨大影響力和關注度。此外，馬斯克研發的Grok也與X平臺連接，進一步促進其開發與用戶使用。

若想要反駁關於美國黨成立原因最廣泛的傳言──即馬斯克與川普在電動車政策上的分歧──就必須回到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這一馬斯克頻繁參與的政治事件中，以理解其真實意圖。

在2024年總統大選中，馬斯克被認為輔佐了川普的上位，並因此獲得了政府效率部部長職位及NASA署長人事安排等利好。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馬斯克最初並非支持川普。他一開始支持的是德桑蒂斯（共和黨建制派、佛州州長），直到槍擊案發生後，才以政治投機的態度轉向川普陣營。在川普的第一個任期內，其反對電動車和綠能產業的傾向已十分明顯。若說「分歧源於電動車」，則必須有「合作也源於電動車」的前提，而這顯然與事實不符。那麼，馬斯克投入政治的真正目的是什麼？

相比之下，輝達（Nvidia）執行長黃仁勳保持政治中立，依然能獲得政策利好；亞馬遜創辦人貝佐斯和Meta執行長祖克柏等傳統民主黨金主，也僅是調整了政治獻金的「投資」策略。對馬斯克而言，短期的產業利益或政治利好顯然不是其動機。投入政治所需花費的時間、金錢以及面對的風險（例如作為政府效率部部長對政府單位進行大規模裁員所招致的個人仇恨），必須有相應的長期回報，才會讓這位精於算計的「天才老闆」願意付出重本。因此，我們應關注的焦點是馬斯克的長期利益所在，以及他具體如何反對川普。

（圖片來源：gzeromedia）

為先進生產力與債務持續性鋪路

2004年，馬斯克啟動了「大師計畫」（Master Plan），旨在推動電動車及綠能建設。至今，他的事業已擴展至人工智能（無論是過去與OpenAI合作，還是獨立開發的Grok）、無人駕駛（robotaxi）、機器人、全球衛星網絡等領域。歷史經驗表明，任何掌握新興生產力的階級，都必須借助相應的政治權力為其發展掃除障礙。試想馬斯克的項目落地後的情景：若Robotaxi普及，將為消費者提供更優惠便捷的出行選擇，卻也可能導致數百萬計程車司機失業。其所引發的政治反彈，將遠超過當年Uber進入台灣時的規模，因為這意味著完全不需要「人」的徹底失業。在這種情況下，一個由馬斯克掌控或深度影響的政黨，將成為推行這些顛覆性技術的關鍵保護傘。

馬斯克在回應與川普之間關於《大而美法案》的分歧時提到，該法案中增加5000億美元債務上限是他反對的主要理由。回歸對美國債務問題的思考：如今美國霸權的延續極度依賴不斷增加的債務與政府支出。霸權本身需要持續的財富積累，例如川普對全球收取高額關稅，將世界財富搜刮至美國。然而，這一霸權也取決於美國的綜合國力（包括軍事、前沿科技占比、生產水平、對世界的消費能力等），與債務本身相互綁定。只要綜合國力能維持增長，債務便可持續。川普推動的星門計劃（耗資5000億美元，用於促進AI發展及相關能源與基礎建設）以及被《大而美法案》削減的醫保與食物券，都依賴政府公共支出，而這些支出反過來又推動美國國力的增長。對馬斯克而言，透過政府效率部減少不必要的支出，是降低債務這一「必須持續增加卻越發危險的未爆彈」風險的一種方法。對美國資產階級來說，若要維持美國資本主義的延續，「先科技發展，再增加債務」無疑是更安全的做法。

可以說，科技發展與債務持續性才是成立美國黨的「真正需求」。美國黨作為一個政黨，其發揮作用的場域必然在美國政治中。科技發展與政府穩定（從而保證債務可持續）這兩者，都需要一個穩定且符合資產階級理性的政治環境才能實現。然而，美國當前的政治環境卻並非如此。因此，我們還需結合美國目前的政治環境來考察美國黨的真實作用。

愈發民粹的政治環境

MAGA群體（又稱紅脖子）是川普最主要的支持者，主要以居住在鄉村和鐵鏽帶的白人男性受薪階級為主。與因科技和商業發展而獲利的東西兩岸相比，這群體自九十年代起便被美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拋在後面。疫情更加劇了他們的困境，美國夢在他們身上逐漸遠去。這種剝奪感凝聚成右翼民粹主義，將憤怒指向被資產階級用來替代他們工作的移民，以及與科技資產階級結盟的民主黨。可以說，他們簡單地反對一切與其利益相悖的群體，並對「生活優於他們的群體」的不道德感到憤怒（如MAGA群體普遍對愛潑斯坦案有巨大的反感）。

他們首先被這種情緒驅動，其次才是忠於川普這位擅長收割他們支持的政客。隨著《大而美法案》削減福利（食物券、健保）直接傷害MAGA群體自身，加上愛潑斯坦名單重創川普的反建制光環，民粹浪潮不但不會消退，反而可能催生更激進的政治代言人。民粹的危險性在於其非理性：即便短期內可被利用（例如作為發起關稅戰的理由），卻與資產階級的整體長遠利益相悖。職業政客即使聽命於資產階級，但其能否「被重用」或獲得政治酬庸，仍依賴選票。這導致在民粹壓力下，政策可能失控：例如貿易戰可能升級至毀滅性關稅（如第一波關稅戰中，中美雙方稅率皆超過200%），或為迎合「反壟斷」民粹而提出拆解Nvidia等極端主張。儘管川普、范斯等核心人物及其身邊較理性的官僚目前尚能約束這類極端提案，但回到前述前提：在資產階級急需穩定以維持美國資本主義存續的當下，他們不能允許民粹政治繼續大行其道。

在政治的另一側，民主黨也在向左轉。紐約具有明確改良色彩的左翼候選人曼達尼贏得了民主黨內州長初選。在城市中，未能享受到經濟果實的群體同樣龐大，中產階級的萎縮推動他們走向民粹化。建制派在兩黨中的地位都在下降。若新生產力正式上路，這無疑將帶來全面性的災難與只增不減的民粹浪潮。

卓蘭・曼達尼（圖片來源：路透社）

美國黨作為資產階級對社會的韁繩

綜合來看，美國黨的作用在於使美國資本主義霸權能夠穩定延續。創造一個穩定且有利於科技發展的環境至關重要，扭轉民粹化的趨勢也是如此，而這絕非單一資產階級所能實現。這首先是一場拉升美國所有階級經濟水平的社會工程（例如推行全民基本收入UBI、大規模職業再培訓），同時需要在維持債務體系與大力投入科技發展之間保持平衡。這一切都需強大的政治力量來推動。

兩黨民粹化的另一面，是原本中間、建制、溫和的選民被排出黨外。蓋洛普2024年的民調顯示，有58%的人期待新政黨的出現。美國黨基於被民粹化政黨排擠的選民、東西兩岸的科技業精英，若要產生有效的政治影響力，只需在眾議院獲得8至10個席位、在參議院獲得2至3個席位。憑藉馬斯克的資產與影響力，再借助小黨和不滿兩黨的投機分子帶兵投靠，建立穩定的第三政黨無疑具有可行性。

在美國這個許多人認為存在內戰風險的國家（這也涉及資產階級自身安全的考量，但非本文主旨，在此不贅述），民粹化逐漸使政府脫離資產階級的掌控。美國黨的出現，並非源於川普與馬斯克在經濟政策上的分裂，或某些政治事件的分歧，而是源於資產階級的焦慮──對無法直接掌控美國政治、只能依賴受民粹政治影響的職業政客做事的焦慮。同樣地，這些掌握先進生產力、預見到AI和機器人等技術將引發巨大社會動盪甚至盧德主義復甦的資產階級，也意識到必須採取行動。美國黨（或類似的第三政黨）將作為牽制民粹化的韁繩，協助資產階級延續一個時代的重要工具。

另一種假設

如今，我們看到各國資產階級逐漸投誠美國。川普在關稅戰中的勝利顯而易見：日本承諾投資5000億美元、韓國3500億美元，台灣則以台積電等企業赴美設廠、投資和培訓當地員工作為談判籌碼，將晶片關稅從100%降至0%。

設想一種可能性：若投資與對美國工人的再培訓成功，關稅差異促使流向美國的投資增加，「讓美國再次偉大」是否有可能實現？我們無法否認這種可能性，即便目前仍屬未知。

在這種背景下，民粹化浪潮可能因關稅戰帶來的財富、高薪就業崗位而減弱；川普政府面對關稅造成的物價飆漲，將有更大空間逼迫生產商和進口商自行吸收成本，健保和食物券的削減也可以透過退稅來抵消。如此一來，美國資產階級對於親自掌控政治局勢的焦慮可能降低，對美國黨的需求也會隨之減少。

結語

美國黨的設想被提出，反映了美國資產階級對當前政治環境的焦慮，也驗證了當最穩定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兩黨制逐漸極化時，不僅工人階級需要尋找成立第三政黨的可能性，資產階級同樣需要轉變策略。目前美國黨計劃雖暫緩，但我們仍可設想，當民粹、內戰、安全與穩定的需求再次成為焦點時，一個完全由資產階級構成的第三政黨，很可能以追求穩定與理性的選民為基礎，填補政治真空，吸收對政治民粹化不滿的群眾。它不必區分左右，而是以科技精英主義緩衝新生產力带来的反彈。即便仍需面對兩黨的夾擊與選制障礙，美國黨（或其他類似的政黨）也將成為承載資產階級深刻焦慮與自救意願的一個「必要」政治決策。

（圖片來源：鉅亨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