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列夫·托洛斯基
譯者：Kaja
原文：https://www.marxists.org/russkij/trotsky/works/trotl457.html
譯者前言
當列夫·托洛斯基於1901年寫下〈論樂觀主義、悲觀主義、20世紀及其他諸多問題〉時，他正站在新世紀的門檻上，既目睹十九世紀的遺緒，也隱隱聽見二十世紀的雷鳴。他筆下的二十世紀，並未以進步與光明開場，而是以民族仇恨、戰爭與饑荒登場。托洛斯基既不逃避現實的陰暗，也不甘於絕望，他主張「現在的悲觀主義，未來的樂觀主義」：以冷峻的眼光直視當下的黑暗，卻將信念投注於人類未來的解放與尊嚴。
歷史進程或許比他當時所能想像的更加複雜與殘酷。他尚未預見兩次世界大戰帶來的空前毀滅，也未預料到十月革命的勝利與第一個工人國家的誕生。以及隨之而來的，史達林的反革命，他最終也將死於暴君派出的刺客之手。二十世紀末，搖搖欲墜的蘇維埃大廈轟然倒塌，隨之被掩埋的，不僅是它的恥辱與失敗，也有革命曾經的希望與榮耀。此刻，「市儈」或許會冷笑：若托洛斯基活到今天，他還能堅守理想主義與樂觀主義嗎？然而在生命的最後時刻，當親人與摯友相繼被殺、政治上孤立無援、戰爭與屠殺的陰霾籠罩全球，他依然未曾動搖對共產主義的信仰，依然深信「未來的一代將清除生活中的罪惡、壓迫與暴力」。
跨越百餘年重讀此文，我們不免心生震動。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我們同樣目睹世界的混亂與矛盾：戰爭陰影再度籠罩歐洲與中東；民族主義、極端右翼與威權政體捲土重來；經濟危機與社會不平等動搖著社會；而氣候變遷則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威脅人類的生存。這些挑戰似乎讓人難以保有樂觀的勇氣。
然而，托洛斯基提醒我們，真正的樂觀並非盲目的自我安慰，而是一種歷史的姿態。它並不否認現實的殘酷，而是在殘酷之中仍能找到行動的理由，找到繼續為未來而奮鬥的力量。悲觀是一種清醒，而樂觀則是一種責任。這種「帶著悲觀的清醒去堅守樂觀的承諾」的姿態，在今日或許比一百年前更加迫切。
作為譯者，我希望這篇文字能帶給今日讀者一種跨越時代的回聲：在黑暗中仍保有信念，在挫敗中仍維繫希望。托洛斯基的話語提醒我們，歷史不是宿命，而是行動與選擇的總和。若我們仍「一息尚存」，便仍能在無常與混沌之中，為更光明的未來奮鬥。
Dum spiro, spero！（一息尚存，希望不止！）
如果我是一位真正獲得認證的學者，並決定撰寫關於悲觀主義與樂觀主義的專論，我自然會先從分類開始。這種方式能賦予作品必要的嚴謹感，並往往能彌補內容的不足……然而我並非學者，只是個「門外漢」，且我寫的也不是專著，而是「書信」……話雖如此，我還是要從分類著手——這是何等的自我貶抑啊！……
我冒昧向各位提出的分類，是根據悲觀主義與樂觀主義對聖三位一體——過去、現在、未來——各要素的態度來劃分。儘管在邏輯上彼此對立，樂觀主義與悲觀主義在心理層面，卻幾乎總是共存於同一個人、同一個派別、同一個階級之中：當樂觀主義關注三位一體中的某個面向時，悲觀主義則聚焦於另一面向。這裡存在多種可能的組合，構成了幾種具有深刻社會意義的基本類型。讓我們來探討這些類型，首先是「過去的樂觀主義者」。
他滿懷憤怒、仇恨與怨毒的神情，看著「猶如潰堤的污水般，低劣慾望的浪潮淹沒廣場與街道」，看著「最無恥的褻瀆玷污了他的聖壇」……當他「在集會中聽見那群駕馭巨獸（即庸眾）的馬夫們的喧囂」時，他試圖爆發出撒旦般的狂笑——卻徒勞無功！他的笑聲聽來痛苦而猶疑……於是，他滿懷哀傷，帶著溫柔的愛意將目光投向過去，在那裡，他仰慕著「農奴生活裡那寧靜歡愉的柔和輪廓」。
這是市民意識形態中最可悲的類型。它的代表人物是泰納 [1]；它的象徵是一具牙齒盡失、眼窩空洞的骷髏。歷史那無情且不容申訴的法庭，早已剝奪了它對未來的一切權利……
第二類人是「當下的樂觀主義者」，他不常回顧過去，也不太預測未來：他的全部——夢想與希望、慾望與恐懼——都侷限於當代。他是市民階層自滿的化身，是市儈愚鈍與狹隘的縮影。正是他，嘴上掛著潘格羅士[2]博士的名言，宣稱我們的世界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正是他，二十五年前在德意志帝國議會中，當一位孤獨的「夢想家」議員用充滿靈魂的言詞鞭笞這個「最美好的世界」時，他發出肥厚的嘲笑，向後仰起遲鈍的腦袋，搖晃著肥胖的肚腩……
最後，我們建議讀者特別留意第三類人，他對過去既無反感，也無好感：他對過去的興趣僅在於它孕育了現在，而他關心現在則是因為它為創造未來的力量提供了支點。至於未來——啊！那才完全佔據了他的好感、他的希望、他的全部思想……這第三類人可以被描述為「現在的悲觀主義者，未來的樂觀主義者」。
以上是三種主要類型。為求完整，還需補充兩種類型：絕對[3]樂觀主義者與絕對悲觀主義者。
前者通常將樂觀主義與神秘主義結合：最省事的莫過於把塵世事務的責任推卸給超自然力量，完全依賴神意的眷顧，然後雙手抱胸沉思：「世界的開端非由我們，終結亦不由我們」……已故的弗拉基米爾·索洛維約夫[4]便屬此類人。
絕對悲觀主義者，是否定的、懷疑的靈魂，是艱難歷史時刻的產物，當未來晦暗不明，而現在「要麼空虛，要麼黑暗」，當社會矛盾達到最緊張之際……這種悲觀主義或許能造就哲學家、抒情詩人（如叔本華[5]、萊奧帕爾迪[6]），卻無法孕育公民鬥士。Les extrémités se touchent（殊途同歸）。這兩種類型，表面上看似截然相反，在關鍵處實則相通：它們本質上都是被動的。
未來的樂觀主義者則不然。他本身即是行動的化身。他的悲觀與樂觀並非「一個胸膛裡的兩個靈魂」，不是相互撕扯、使其淪為反覆思索的俘虜（如浮士德、哈姆雷特）。不，兩者在此達成了和諧的統一：唯有當未來樂觀主義的根汲取當下悲觀主義的養分時，才會化作推動崇高理想主義公民行動的強烈召喚……
現實不僅對未來的樂觀主義者發出刺耳的訕笑，更帶來了嚴峻的試煉。當他在宗教裁判所的審訊中，懷著對真理必勝的堅定信念高呼：「E pur si muove！」（地球仍然在轉啊！）；當他在1600年2月17日[7]於羅馬鮮花廣場「溫和且不流血地」被焚燒時，他卻如鳳凰般自灰燼重生，依然滿懷熱忱、信仰與鬥志，以自信的手叩響歷史之門。他以奮鬥贏得了揭示天體運行法則的權利，但當他將求知若渴的目光從無垠宇宙移開，，投向這個『可憐的泥團』——地球，並開始探尋人類社會運行的規律時，集體的托爾克馬達[8]們卻不止一次給予他「特別關照」。但他始終如一地回應托爾克馬達：「地球仍然在轉啊！」，既懷抱信念又投身行動，在行動之中又堅守信念……
一方面，與未來的樂觀主義者對立的，是庸俗的市儈。憑藉其龐大數量與庸俗的「純真」，全副武裝著從未超出櫃檯、辦公桌與雙人床範圍的人生經驗，他們懷疑地搖著頭，用偽現實主義的論調譴責「理想主義的夢想家」：「日光之下無新事，世界不過是過去歷史的永恆重演」……
另一方面，與這位未來的樂觀主義者對立的，是一位受過正規訓練、擁有學位的自然科學祭司，他曾在十九世紀取得最輝煌的科學成就。——「俗人！」祭司對那個「夢想家」喊道。——「假如我們認為地球上有機生命的歷史是1億年——這已是科學所允許的最小數字——那麼人類僅佔據其中十萬年；至於你眼中閃閃發亮的所謂「世界史」，則僅僅可憐的六千年時光。」為了讓你那不習慣這種龐大周期、未經啟蒙的腦袋更鮮明地感受這種比例，我就用你最熟悉的時間單位換算給你聽：假如把整個有機生命的歷史比作二十四小時，人類僅有兩分鐘，而你全部的「世界史」——不多不少——只有五秒鐘……當整個歷史生命週期不過是永恆中的一秒、宇宙演化中微不足道的插曲、機械力量的短暫組合、世界物質轉瞬即逝的一次痙攣時，你還有什麼可悲歎、可受苦、可祈禱、可奮鬥的呢？夢想家啊，面對無邊無際的無限與永恆，你還是乖乖屈服吧！」
「一息尚存，希望不止！」——未來的樂觀主義者高聲喊道。——「倘若我過著天體天體般的生活，我會以完全超然的態度來看待這可悲的、迷失在無邊宇宙中的可憐泥團，我會對善與惡都同樣地投之以光輝。……但我是人類！而對你這位無情的科學祭司、永恆的簿記員來說，「世界史」彷彿只是時間預算中無助的一秒，對我而言卻是一切！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將為未來而奮鬥，為那光輝燦爛的未來而戰，屆時，堅強而美麗的人類將成為人類歷史洪流的主宰，將其引向無垠美好、喜悅與幸福的地平線！……一息尚存，希望不止！
面對那個否認塵世間變遷的可憐市儈，未來樂觀主義者則以同樣精確的科學計算予以反駁。——「瞧！」他喊道，「在人類歷史長河的5秒鐘裡，分配給你這庸俗市儈生活的時間還不到半秒——或許距離你歷史性消亡的時間，連十分之一秒都不到了。未來萬歲！」
幾個世紀如流水般逝去，像地球繞行太陽那般冷漠無情，唯獨那些為未來而持續奮鬥的戲劇性片段，才為這些空洞的數字刻度、這些源自曆法的龐然大物，染上鮮明的色彩。
十九世紀曾在許多方面滿足了未來樂觀主義者的期待，但在更多方面卻又辜負了他的期待，迫使他將大部分希望寄託於二十世紀。每當遭遇令人憤慨的事實時，他總會驚呼：「怎麼可能？這可是二十世紀前夕啊！」……當他描繪和諧未來的美妙圖景時，總將其放置於二十世紀……
而現在——這個二十世紀終於來臨！它在其開端時帶來了什麼呢？
在法國——種族仇恨的毒涎四濺；在奧地利——資產階級沙文主義者的民族主義互相撕咬；在南非——一個小民族在巨人碾壓之下的垂死掙扎；在「自由」的島嶼上——貪婪的股市沙文主義者因勝利而奏起凱歌；東方戲劇性的「麻煩糾紛」；在義大利、保加利亞、羅馬尼亞——是飢餓群眾的暴亂……仇恨與屠殺，飢餓與流血……[9]
似乎這個新世紀——這位龐大的陌生來客——甫一登場，便急欲將未來的樂觀主義者推向絕對的悲觀主義，推向市民式的涅槃。
——烏托邦見鬼去吧！信仰見鬼去吧！愛見鬼去吧！希望見鬼去吧！20世紀的雷鳴是由隆隆的炮響和排排火槍齊發構成的。
——投降吧，你這可憐的夢想家。現在我來臨了，我就是你等待已久的20世紀，你的「未來」。
——不，毫不屈服的樂觀主義者回答說，你只不過是「現在」。
《東方評論》第 36 期
1901年2月17日
[1] 伊波利特·泰納——法國歷史學家、哲學家及評論家。列夫·托洛茨基將泰納形容為「過去的樂觀主義者」，此評語意指泰納在其著作《現代法國的起源》中所闡述的觀點。該書的〈革命〉第二部中，泰納對法國大革命的所有主要事件表現出極端敵意。特別是針對雅各賓派，他認為法國革命的所有災難都源於此。他將革命政權描繪成新的專制，而群眾運動則被描寫為無領導、無秩序的下層暴動。
[2] 伏爾泰小說《憨第德，或樂觀主義》的主角。編者註
[3] 此處的「絕對性」應理解為日常口語中的含義，而非哲學層面的概念。因為人類無法承載哲學意義上的「絕對」，無論是樂觀主義或悲觀主義。
[4] 弗拉基米爾·謝爾蓋耶維奇·索洛維約夫（1858－1900）——著名哲學家、政論家兼詩人，其思想融合了教會神秘主義世界觀與政治社會議題上的自由派觀點。索洛維約夫的哲學思想在俄國革命前具有神秘主義傾向的知識分子圈中廣受歡迎。
[5] 阿圖爾·叔本華（1788－1860）——著名的德國悲觀主義哲學家。叔本華的核心觀點在於：一切存在的根源與本質，是那毫無意義的生命之渴（「生命意志」），其內在的空虛注定了永恆的痛苦。在人類歷史中，既不存在任何計畫，也沒有統一性，更談不上進步；在個人生活中，所有的享樂都是虛幻的；痛苦與無聊的單調交替，是人類不可避免的命運。
擺脫這一境遇的唯一途徑，是放棄對生命的意志，沉入那福樂寧靜的無有之中。通向這種境界的準備階段包括哲學的認識，尤其是審美的沉思；而最終則通過苦行式的肉體禁欲來達成。
叔本華的哲學是在德國政治與社會嚴重反動的年代形成的，這也解釋了其深沉的悲觀色彩。藝術崇拜作為純粹理想的領域，在叔本華的著作中得到天才般的文學表達，也標誌著19世紀初德國所有重要文化思潮的特徵。這種思想滲透了當時的唯心主義哲學、席勒的藝術理想主義、歌德的古典主義，以及德國浪漫主義詩歌。
[6] 萊奧帕爾迪。19世紀初席捲整個歐洲文學的「世界性的憂鬱情緒」，在義大利找到了一位最為鮮明的表達者——抒情詩人賈科莫·萊奧帕爾迪（1793－1837）。他詩歌的主要主題是無望的悲觀，其表述方式與叔本華極為接近。勒奧帕爾迪在散文作品《對話集》（Н. Соколова 於1908年譯為俄文）中對悲觀主義作出了理論性的闡述。
萊奧帕爾迪的詩歌形成於19世紀20－30年代的歐洲反動時期。對義大利而言，那是政治與民族被壓迫的年代，對全國文化生活造成了沉重影響。
[7] 今天（1901年2月17日）是這樁暴行——燒死焦爾達諾·布魯諾——的 301 週年紀念日。
[8] 托爾克馬達（1420－1498）——多明我會修士，西班牙首任大宗教裁判官。他促成了將摩爾人和猶太人逐出西班牙，重組並擴展了宗教裁判所的活動，並在迫害異端者的過程中展現出極端的殘酷與狂熱。
[9] 這裡列舉了20世紀初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其中包括德雷福斯事件以及布爾戰爭，該戰爭以布爾人失敗告終，並強化了英國的帝國主義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