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代社會，我們常聽到「只要努力，任何人都能成功」的說法，彷彿個人的奮鬥足以克服一切障礙。甚至有人認為，性別不平等早已是過去式，女性已經和男性站在同樣的起跑線上。但如果這是事實，為什麼在政治上，女性仍然被邊緣化？在職場上，女性的平均薪資總是低於男性？在日常生活中，女性依然承擔更多的家務勞動，面臨社會的各種限制與偏見？甚至在我們的文化中，依舊充斥著貶低與羞辱女性的詞彙？

這些現象並非偶然，而是整個社會結構所塑造的結果。若要真正理解性別不平等，我們必須追問：是什麼樣的制度讓這些問題持續存在？女性主義以「父權制」的概念來描述這個性別壓迫的制度，然而父權制並非獨立運作，而是與我們的經濟體系——資本主義——緊密結合在一起。

本篇文章將從社會主義的觀點出發，剖析資本主義如何與父權制共生，並探討為何性別壓迫深植於資本主義的運作方式之中，以及最重要的，如何邁向真正的女性解放？

 

什麼是父權制？

「父權制」，是指一種男性佔據主導地位的社會結構，男性掌握著政治、經濟與文化的支配權，而女性則被置於從屬地位，面臨著結構性的性別壓迫。在當今世界，多數社會仍然在父權制之下運作，但是在性別壓迫的程度上有所差異，一些社會的壓迫直接且嚴酷，一些社會則較為隱蔽而和緩。

有些人試圖將父權制歸因於生物學，認為女性在生理上不如男性，因此在歷史上一直處於從屬地位，試圖證明男性主導社會乃是自然的結果。然而，父權制度真的如許多人所認為的，是「自然的」、「本能的」嗎？事實上，女性在人類歷史上並非一直受到壓迫，父權制與其他社會制度一樣，是人類在特定歷史階段所發展出來的產物，而非一種普遍且永恆不變的秩序。

人類學與考古學的研究證實，過去曾存在過許多非父權制的社會。例如，摩爾根的《古代社會》，記錄了美洲易洛魁人的母系社會，克里特島的米諾斯文明顯示出女性在社會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而中國的摩梭人則至今仍維持母系社會的傳統。在這些社會中，女性並非男性的附屬，而是在社會生活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即使有性別分工，女性的工作也與男性同等重要，男性與女性之間是平等的夥伴關係，而非壓迫的統治關係。

雖然母系社會是否曾是人類普遍經歷的歷史階段仍有爭議，但這些研究無可否認地推翻了「父權制是人類社會自然秩序」的說法。如果父權制並非天生存在，而且是歷史的產物，那麼關鍵的問題在於：它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男尊女卑的父權社會並非一直以來的自然樣態，而是歷史構成（圖：古希臘壁畫〈藍衣女子〉／維基百科共享資料庫）

 

性別壓迫的物質基礎

有種觀點認為，父權制僅僅是某種文化或意識形態的產物，它的存在是由於人們被灌輸了父權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可能源自於舊社會的殘餘，或是當代社會由文化工業的創造。因此，這些觀點主張，反對父權制的關鍵在於「教育」或「文化鬥爭」，只要能夠消除人們腦中的父權觀念，父權制便會隨之瓦解。

然而，社會主義者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出發，認為性別壓迫並非僅僅來自意識形態，而是有其「物質基礎」。不同於粗暴的生物決定論，馬克思主義強調，「生產和再生產關係」是決定人類社會如何構成的核心要素，政治、文化、宗教等皆受到社會生產關係的制約。因此，性別壓迫的真正根源不在於思想或文化，而在於它如何嵌入社會的物質生產體系。若要徹底理解父權制，就必需分析它與生產關係的內在聯繫。

在《馬克思主義與女性受壓迫》一書中，莉絲‧沃格爾運用馬克思主義發展了「社會再生產理論」，從「勞動力」和「勞動力再生產」出發，解釋了性別壓迫與資本主義之間的關係。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勞動力是一種「特殊商品」，其使用價值「具有成為價值源泉的獨特屬性」。資本家購買勞動力並將其投入生產過程中，將勞動力消費在商品的生產上，從而為商品創造價值，並產生可供資本家無償佔有的剩餘價值。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正是建立在對剩餘價值的剝削之上，若無工人階級出賣勞動力，資本主義體系將無法運作。然而，勞動力並非自動產生，為了確保生產能夠進行，社會必須不斷以「再生產」補充新的勞動力。

勞動力的再生產可分為兩個層面：「個人消費」與「勞動者隊伍的補充」。個人消費指勞動者透過生活資料的消費（食物、衣物、娛樂…）來恢復自身勞動能力，使其能夠日復一日地參與生產過程。由於勞動者終有一死，或因疾病、傷殘、衰老等因素喪失勞動能力，社會必須持續補充新的勞動者，以維持生產體系的運行。這一補充過程可以透過不同方式實現，例如外來移民或奴隸的引入，或將先前未納入生產領域的群體（如女性）納入勞動市場。然而，在歷史上最普遍且最穩定的勞動力再生產仍然是透過生物性的方式，即通過生育和撫養新一代工人來替代退出勞動隊伍的勞動者。

勞動者的代際更替，正構成了性別問題的核心。正如莉絲‧沃格爾所寫道：「在勞動力世代交替方面，屬於從屬階級的女性有著特殊的作用。儘管她們也可能是直接生產者，但正是這種在勞動力再生產中的獨特作用，構成了她們在階級社會中受壓迫的基礎。」（註：《馬克思主義與女性受壓迫：趨向統一的理論》P144）馬克思將勞動者的勞動可以分為「剩餘勞動」與「必要勞動」，必要勞動是每日工作中勞動者維持自身再生產的所需部分，其餘超出必要勞動的部分則是剩餘勞動。階級社會的本質在於，統治階級剝削直接生產者的剩餘勞動，因此勞動者的更新與維持，與可供剝削的剩餘勞動直接相關，這驅使統治階級去掌握與控制女性的生育力，為統治階級提供穩定的勞動力供給。當女性的生育能力被視為一種經濟資源時，他們便不再被當作具有人格的個體，而是被「物化」為生產勞動力的工具。這也解釋了為何父權制能夠跨越地域與文化，普遍存在於不同社會，因為這些社會本質上都是階級社會。

另外，在階級社會中，女性的生育與占有剩餘勞動，存在某種潛在矛盾。從統治階級的短期觀點來看，生育可能導致女性的工作能力下降，並且通常必須提供在生育時期所需的額外生活資料，這都意味著剩餘勞動的相應降低。但同時生育又有利於統治階級，因為要透過代際更替補充勞動力，被剝削階級就必須進行生育。這導致統治階級佔有剩餘勞動的短期需要，與佔有剩餘勞動的長期需要之間存在著潛在的矛盾。為了解決這種矛盾，統治階級傾向於將必要勞動縮減到最低，同時又不至於破壞勞動力再生產。

統治階級解決這個矛盾的歷史方法，通常是由男性成年親屬或伴侶，在女性生育期間提供生活資料，不僅使統治階級不用給於女性額外的生活資料，也確保了社會能夠持續再生產勞動力。盡管從理論上來看，女性只有在實際生育的短暫時間才需要由男性供養，但在現實社會中，這種「男性供養女性」的模式逐漸被制度化，成為了今天所理解的「家庭」結構。這造就了我們所熟知的性別分工：女性主要負責家務和育兒（必要勞動），而男性主要負責提供經濟支持，從事生產勞動（剩餘勞動）。

由此我們可以發現，父權制產生的根本原因，不在於男性與女性的生理差異，甚至不在於性別分工本身，而正是「男性供養女性」的制度化模式，構成了階級社會中男性統治女性的物質基礎。家庭制度以及父權制，首先是為了統治階級的利益而服務的，它確保了被統治階級的勞動力能夠穩定再生產，降低了勞動力再生產的成本。但是，我們也不應該忽視被統治階級男性的確從中得到好處，男性工人可能既沒錢也沒權，但他們仍然可以從妻子的勞動中獲益，這使得被統治階級內部產生了性別對立，削弱了對統治階級的反抗。

 

獵巫與資本的原始積累

資本主義不是「自然演變」形成的制度，為了創造資本主義生產的基本條件，首先必須將資本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其次使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相互分離，馬克思稱此過程為「原始積累」。原始積累絕不是什麼和平的過程，而是充滿暴力與壓迫的，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如此形容資本主義的誕生：「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髒的東西」。從16世紀開始，歐洲國家在非洲、美洲以及亞洲建立殖民地，進行大規模的掠奪與殘酷的奴隸勞動，以此累積了巨量的財富。同時，歐洲本土則進行「圈地運動」，貴族與資產階級壟斷了土地，迫使大量農民流離失所，成為無地工人，為資本主義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條件。

在《凱列班與女巫》一書中，西爾維婭·費代里奇揭示了原始積累的另一面——對婦女的經濟權利與生殖自主權的剝奪。16至17世紀的歐洲爆發了大規模的獵巫運動，傳統觀點認為這是宗教迷信的結果，但費代里奇指出，獵巫與歐洲向資本主義過渡的歷史背景密不可分。這場針對婦女的迫害並非偶然，而是統治階級為了重塑社會秩序、確保資本積累而發動的社會戰爭。獵巫的核心目標之一，就是馴服女性的身體，要求婦女屈服於勞動力的再生產，確保勞動力供應的穩定。

15世紀末至16世紀，圈地運動與價格革命導致農民與工人的生活條件急劇惡化，使得歐洲在17世紀末陷入嚴重的人口與經濟危機。在這一時期，國家加強對婦女的控制，通過立法與社會規訓剝奪他們對生育的自主權。獵巫運動成為這種控制的主要手段之一，它不僅妖魔化任何形式的節育與非生殖性的性行為，還重新定義了「生殖犯罪」，加強對女性身體的控制。在許多審判記錄中，女巫被指控的核心罪行正是「導致不孕」、「獻祭兒童」或「與魔鬼締約破壞生殖力」。而16至17世紀的歐洲，婦女因「殺嬰罪」被處決的人數超過任何其他罪名，僅次於巫術指控。與此同時，傳統的產婆逐漸被排擠，女性被剝奪了對生育的控制權，在分娩過程中淪為被動的角色，男性醫師開始取代婦女在生殖領域的主導地位，伴隨著這種轉變，「胎兒的生命優先於母親的生命」也盛行起來。這一變革標誌著婦女的生育能力不再屬於自己，而是被視為勞動力再生產和擴大的工具。

資本主義不僅透過法律與國家暴力來支配婦女，在經濟層面也塑造了新的性別秩序。在封建社會，生產與再生產的界線是模糊的，所有工作都被視為維持家庭的生計。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生產與再生產勞動被區隔開來，而男性成為主要的受資者，婦女則被排除在僱傭勞動之外，轉而侷限於家庭內部，承擔無償的家務勞動。同時，家務勞動被視為一種自然資源或個人服務，再生產勞動開始被認為是無價值的，甚至不再被認為是工作。這種現象，費代里奇稱之為「工資的父權制」，工資的父權制確保了婦女對男性的經濟依賴，使他們難以獨立謀生，從而強化了父權結構，並掩蓋了女性的無償勞動。這一制度讓資本家能夠壓低男性工人的工資，因為男性工人受到女性勞動的支持，在許多情況下，還促使階級對立轉移到性別對立上。

獵巫的歷史，與女性受壓迫、資本主義興起密不可分（圖：福克斯的殉道者之書／維基百科共享資料庫）

 

父權資本主義的性別壓迫

在父權資本主義社會下，性別壓迫還採取了一種特別的形式，即是對女性無償家務勞動的剝削。如前文所述，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家務勞動被視為「非生產性」勞動，諸如GDP的經濟統計就排除了家務勞動。然而家務勞動是資本主義經濟運作的重要基礎，工人要順利再生產自身的勞動力，首先必須賺取工資購買生活必需品，但許多商品在被實際消費之前仍需額外的勞動——即家務勞動。例如，購買的食材需要經過烹飪才能食用，衣物需要清洗和整理才能穿戴，雖然家務勞動不直接為市場創造商品或服務，卻確保了勞動力的再生產，使得勞動者能夠持續投入到生產過程中。

在父權資本主義社會下，家庭內的必要勞動負擔主要落在女性身上，這與前文提到的性別分工的歷史性形成息息相關，家務勞動被視為女性理所應當的「責任」。雖然家務勞動的成果能夠被家庭內的所有成員共享，但分擔卻並不平均，因此不負責家務勞動的成員（通常是男性）可以將勞動力再生產的部分責任轉移給負責家務的成員（通常是女性），從而減少自己的勞動負擔，專注於賺取工資的雇傭勞動。此外，對於資本家而言，家務勞動的無償性降低了勞動力再生產的成本，他們無需補償從事家務勞動的女性，卻能夠獲得可持續剝削勞動力，從而確保資本積累的順利運行。這意味著，女性的無償勞動不僅服務於家庭內部成員，還受到資本主義的系統性剝削。根據國際勞工組織估計，無償照護和家務工作若以每小時最低工資計算，將高達全球GDP的9%（11萬億美元），女性的貢獻佔GDP的6.6%，男性的貢獻為GDP的2.4%，然而，這筆龐大的社會再生產勞動，資本家卻不用為此付出一分錢，完全依賴家庭成員——特別是女性——的犧牲。

但是，資本剝削剩餘價值的需要，又會導致家務勞動和僱傭勞動之間的矛盾。作為必要勞動的一個組成部分，家務勞動可能會減少工人參與僱傭勞動所實現的剩餘勞動。如果一個人需要自己種植食物、縫製衣物、修繕家具，那麼他留給僱傭勞動的時間和精力一定少得多。縮減家務勞動的一個主要方式是使其社會化，例如，自助洗衣店、外送服務、托嬰中心等，將家務勞動變為營利產業，同時也為資本家提供了新的營利空間。

然而，家務勞動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無法完全被社會化，最主要的障礙是經濟層面，因為撫育孩子和維持家庭生活的費用極為高昂，例如全職保母或是家庭清潔服務的費用，對工人階級家庭來說是難以承擔的。家務勞動社會化的最終障礙是在生物方面，儘管理論上可以將其大部分家務勞動社會化，但分娩這一生理過程仍然只能由女性負責。

家務勞動縮減的趨勢，不過是當前最有利於資本主義剝削的運作模式。實際的發展取決於社會現實的變化，如果讓女性進入勞動市場有助於提高剩餘價值的榨取，資本就會促使家務勞動部分社會化；但當讓女性回歸家庭更符合資本積累的利益時，資本主義則會重新強化家庭對女性的束縛，推動女性退出勞動市場。

對資本主義來說，女性還扮演了額外的作用，可供剝削的廉價的、具有高度彈性的勞動力。為了適應經濟的週期性變化以及剩餘價值剝削的最大化，資本主義總是在尋找廉價的、高度彈性的勞動力，而女性正好滿足了這一需求，在父權意識形態下，女性被認為應當優先承擔家務工作，因此在正式勞動市場中往往受到限制，不僅薪資較低，工作也更加不穩定。使得女性成為企業靈活運用的「產業後備軍」，既可以隨著經濟波動吸納或排除，又可以壓低整體的勞動力價格。

女性作為廉價勞動力的現象尤為明顯，這一點表現在「同工不同酬」上。在台灣，女性平均一年要比男性多工作56天，才能得到相同的薪水，性別薪資差距達15.8%。由於女性普遍承擔無償的家務勞動，在雇傭勞動的參與受到時間與精力上的壓縮，導致許多女性只能選擇兼職、臨時或低薪工作，即使獲得正職，在升遷上也常會受到阻礙。其次，許多女性集中於服務業、零售業、教育、護理等行業，不僅薪資水平較低，且缺乏完善的勞動保障。這些職業通常被視為「女性的工作」，因為它們往往與再生產勞動相關導致了這類工作在資本主義下被貶抑，加上性別歧視的意識形態，使女性的勞動被標籤為「低技術性」或「缺乏價值創造」，導致其工資不如所謂的「男性工作」。

此外，女性作為高度彈性的勞動力，使其在經濟危機時期受到的衝擊更嚴重。當市場需要額外的勞動力時，女性會被推入勞動市場，如戰爭期間或經濟繁榮時期，大量女性被鼓勵參與生產；而當市場不再需要他們時，則被逐回家庭，如經濟蕭條時期，被解雇的最多往往是女性。這種的特性使得女性勞動力成為資本應對經濟波動的「緩衝帶」，進一步惡化了女性的弱勢地位。例如在COVID-19疫情爆發後，女性失業率在2021年來到3.92%，相較疫情前的2019年的3.58%成長0.36個百分點，而男性的失業率只有成長0.14個百分點。

資本主義的維繫，依賴著受壓迫女性與父權制（圖：See Red Women’s Workshop）

 

婦女運動的革命歷史

近年來，隨著資本主義危機的深化，全球範圍內的厭女情緒與反墮胎浪潮再度高漲，反映出父權資本主義壓迫女性本質。當資本積累陷入困境、勞動力再生產受阻時，女性的生育自主權往往就成為被攻擊的對象。在美國，2022年最高法院推翻羅訴韋德案，導致多個州迅速收緊甚至全面禁止墮胎權，使女性失去對自己身體的自主權。在全球各地，右翼保守勢力與宗教團體推動性別傳統化，讓女性重新回歸家庭、屈從於再生產的角色，而女性面對性暴力、經濟剝削與社會歧視的處境仍然嚴峻。

面對這股反動浪潮，未來的前景或許顯得黯淡，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無能為力。回顧婦女運動的革命性歷史，我們可以看到，女性的抗爭不僅改善了自身的處境，也推動了歷史的進程。例如國際婦女節，這個節日從一開始便根植於勞動婦女的抗爭，並具有鮮明的反資本主義色彩。其起源可追溯至1909年，當時美國社會黨宣布二月最後一個星期日為「全國婦女節」。1910年，第二國際在哥本哈根召開首屆國際婦女會議，德國社會主義者克拉拉·蔡特金提出設立「國際婦女節」的倡議，並獲得通過。1911年3月18日，奧地利、丹麥、德國和瑞士首次慶祝國際婦女節，超過一百萬人參加集會與遊行，呼籲改善女性勞動條件並爭取女性投票權。

真正使國際婦女節革命性意義的，是1917年俄國二月革命。當時，俄國正深陷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泥沼，戰爭導致的大量傷亡、物資短缺與經濟崩潰，使工人與士兵的不滿情緒日益高漲。1917年3月8日（俄曆2月23日），彼得格勒的女工們發動大規模的罷工與遊行，走上街頭要求「麵包與和平」，抗議戰爭帶來的糧食短缺。女工們的行動迅速激起群眾的響應，數日內便發展成為全面的革命浪潮，最終迫使沙皇尼古拉二世退位，推翻了俄國的君主制。

在十月革命後，新成立的蘇維埃政府致力於推動婦女的政治與經濟平等，賦予了女性在法律和政治上的平等權利，並設立了公共食堂、洗衣房和托兒所等社會服務機構，將婦女從家務勞動中解放出來。蘇維埃政府還誕生了第一位女性部長——亞歷山德拉·柯倫泰，他在1919年成立了「婦女部」，積極推動女性解放。1920年，婦女部實現了墮胎合法化，並免費提供墮胎服務，使得蘇聯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墮胎合法化的國家，直到1936年被史達林再度禁止。

國際婦女節的意義，不僅是紀念女性抗爭歷史，更是對當前女性運動的啟示。在面對全球父權資本主義制度的壓迫時，婦女運動的歷史提醒我們，女性的權利不是憑藉統治階級的「善意」施捨來的，而是透過革命性的鬥爭贏得的。

歷史上的婦女運動充斥著革命色彩，圖為1917 年國際婦女節遊行在彼得格勒舉行（圖：俄羅斯政治史博物館）

 

社會主義的替代方案

上述的內容我們解釋了為何資本主義與父權制並非獨立運作的兩種體系，而是緊密結合、相互強化的剝削機制。父權資本主義透過將勞動力再生產的責任轉嫁給家庭，確保女性無償地承擔家務與育兒勞動，使資本家能夠壓低工資、維持剩餘價值剝削，透過性別分工與「工資的父權制」，確立了男性對女性的控制，使這種壓迫結構得以維持。只要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仍然主導社會，性別壓迫便無法根除，女性的家務勞動依然會被剝削，女性的身體將繼續被視為生育工人的機器，而勞動力再生產的重擔也將持續落在女性身上。

因此，真正的女性解放不能僅依賴法律改革或教育宣傳，而必須從根本上改變勞動力再生產的社會組織方式，使其不再是個別女性的私人責任，而是整個社會共同承擔。在一個不以階級剝削為基礎的社會中，必要勞動與剩餘勞動將不再處於對抗關係，家務與育兒勞動將不再被視為無償的「義務」，而是被納入社會生產，確保每個人都能平等地參與社會活動。

而惟有社會主義的解放，才能從根本上消除以階級剝削為基礎的社會結構，使女性擺脫父權制對其生育能力與勞動力的雙重控制。在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家庭勞動的縮減趨勢將會持續，但這一變化不再是為了資本積累，而是為了解放女性，使其能夠成為充分發展的個人。即便在過渡階段，家務勞動無法立即消失，因此在家庭內部進行更加平等的勞動分配仍是必要的。同時，再生產勞動的社會價值將受到重視，不再被認為是「次要」的勞動，而從事這類工作的勞動者也將獲得應有的薪資與保障。

儘管當前的科技仍然使分娩這一生理過程只能由女性完成，但子女的養育不應該是私人家庭或個別女性的責任，而應當由整個社會共同負擔。這意味著，女性不再需要依賴男性親屬或伴侶來獲取生育期間的生活資料，從而削弱了父權制的物質基礎，使其逐步瓦解。

面對女性受壓迫的現實，一些人主張立即廢除家庭，但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所強調的：「國家不是『被廢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家庭亦是如此。家庭制度的消亡，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建立在家務勞動徹底社會化的物質基礎之上。唯有當女性徹底擺脫家庭勞動的束縛，再生產勞動力的社會單位——家庭——才會逐步消亡，父權制與女性的從屬地位亦將隨之瓦解，才有女性在經濟、政治與文化等領域的真正解放。

父權制從來不是獨立於階級社會或資本主義之外的產物，女性的壓迫與勞動力的剝削緊密相連。因此，爭取女性解放的道路，必須透過社會主義運動來實現。我們需要建立一場由下而上的社會主義女性主義運動，讓工人階級男女與所有受壓迫群體聯合起來，推動真正的社會變革。

這場運動應當致力於：

  • 推動家務與育兒的社會化，確保這些勞動不再被視為個人責任，而是社會應當共同承擔的任務。如免費托育、家庭看護、產假與育嬰津貼，使女性能夠擺脫家務勞動的束縛。

  • 反對性別暴力、性別歧視與厭女文化，揭露父權資本主義如何透過意識形態維持性別不平等。

  • 徹底消除性別薪資差距，確保女性擁有經濟獨立的條件，使其擺脫對男性的經濟依賴。

  • 將女性解放運動與工人運動聯合起來，反對「性別議題與階級鬥爭無關」的錯誤論點，揭露資本主義如何利用性別壓迫來削弱工人階級的團結。

這場運動的最終目標，不僅要消除形式上的性別不平等，更是要推翻父權資本主義這一性別與階級壓迫的根本制度。當女性真正擺脫對男性的經濟依賴，當家務與育兒勞動不再是個別女性的負擔，當女性的子宮不再成為資本積累的工具，性別壓迫才能真正消失，女性才能成為真正自由的個體。女性解放不僅僅是女性的問題，而是與全體受壓迫者的命運應一同奮鬥的目標。現在正是我們團結起來的時刻，組織一場真正挑戰父權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女性主義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