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FA是什麼

在六月底，台灣與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重新開啟了睽違五年的「台美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TIFA）」對談。上一次進行這個協定的架構討論時，還是在2016年的10月4日，由當時的經濟部次長王美花代表出席第十屆的TIFA會議。本質上，TIFA並不是一個相當穩定，或是具有任何實質政治內容的架構協定。TIFA的目的在於建立雙方國家的貿易諮詢管道，實質上它更像是窗口和平台，讓美國得以從政治上更有效地對其它國家訂定各式經貿協議，包括簽訂自由貿易協定（FTA）的前置談判平台。

細數過去數屆的台美TIFA內容，自1994年第一屆台美TIFA會議到現在，台美數次的TIFA內容包括加入WTO、商談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等等。以近期幾屆的台美TIFA來說，幾個重要討論包括雙方投資協定、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簽訂FTA等等。理所當然地，TIFA的主要討論方向，都是圍繞著雙方當前的資本主義發展與政治需要而定的。

以上屆－也就是2016年的TIFA為例－彼時正處於中美衝突的序幕，歐巴馬任期尾聲仍嘗試透過多邊合作來圍堵正在擴張影響力的中國，拉攏台灣就能進一步加強「重返亞太」戰略的鞏固；而當時，台灣正處在民進黨重新執政的初期，蔡英文政府的戰略是力圖推動台灣減少在經濟上對於中國的依賴，以及使台灣資本主義能更密切的融入在美日資本主義的自由貿易協定架構之中。因此，TIFA就成為台灣爭取加入TPP的重要敲門磚。

順著同樣的脈絡來說，台美TIFA也不是每年定期召開。在目前共11屆的TIFA會議中，各式各樣的政治因素都曾中斷過TIFA的商談。例如在2008年到2011年間，台美TIFA就曾因為美牛進口問題而停擺；當2016年第十屆TIFA結束後，美國隨即迎來了川普的執政。川普改變了過往美國在國際政治關係的角色，改以一種單邊主義的方式，強化了美國民粹主義與民族主義。在這樣的政治主張之下，美國不僅退出了TPP，讓TPP被迫重組為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也使得台美TIFA再度停擺。

時至今日，拜登政府重拾了美國帝國主義的多邊主義戰略模型，加上中美衝突與科技戰的高漲，美國需要更快速地在全球各國的合縱連橫上孤立中國。故此，美國需要重新鞏固各個親美陣營的亞洲國家，讓全球經濟供應鏈能更快速地重組，以讓美國掌控供應鏈中的優勢技術。

第十一屆TIFA復談的背景

若我們要更好地理解當前的中美衝突發展，那麼今年的六月可以說是一個重要的參照點。首先，歐美資本主義國家在六月中旬所召開的G7、北約峰會中，強硬的將競爭矛頭對準中國；特別是在G7峰會中，歐美國家通過了B3W（Build Back Better World）計畫，預計要透過40兆美元的全球基礎建設投資基金來阻絕中共一帶一路在各個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力。

乍看之下，歐美資本主義國家彼此間是一致的將中國視為必須對抗的競爭威脅，但實質上，G7之中各個成員之間也存在著對中政策與態度的分歧。舉例而言，7月5日，法國總統馬克宏、德國總理梅克爾—兩者皆為G7、北約的重要成員國領導人—與習近平展開了三方會談，共同討論未來擴大合作的可能性。即使美國不斷地嘗試將各個合作夥伴引導向「供應鏈去中化」，但能真正鞏固「去中化」的，仍然是美國能提供多大的利益，抑或提供何種替代方案給歐盟。 歐盟成員國在自身國內雖不斷面對著在中美衝突之中戰略定位的政治辯論與角力，可是毫無疑問的，當前的趨勢正使得歐盟更加靠近親美抗中的道路。另一方面，在6月13日的G7大會公報上，台海所潛藏的軍事衝突風險也少見的成為歐美資本主義國家所關注的重點，這再在顯示了台美TIFA的復談基礎，首先是建立在中美衝突的大背景之下。

TIFA的復談不只牽涉到美國的抗中/科技戰的戰略需要，民進黨政府也希望從TIFA的談判中，爭取到更多有利於台灣企業/產業發展的成果，且試圖獲得美方對台的擴大投資。就如同我們在上述所說，2008年後對美牛的進口限制曾導致彼時的TIFA停擺，雖然在2012年時，馬英九政府透過公布萊克多巴胺的最大殘留量標準來恢復美牛的進口，但美國仍將台灣對美豬美牛的進口限制視為「貿易障礙」。到了現在，因為中美科技戰中的美國戰略需要，加上蔡英文政府放寬了萊豬以及30月齡以上的美牛進口標準，希望獲得台美雙邊貿易協定（BTA）的「簽訂籌碼」，藉此才讓這次TIFA有進一步更快開展的可能。

參照經濟部於6月9日所發表的說明，經濟部反覆強調「1月1日台灣開放萊豬進口，獲得美方較正面肯定」、「訂定萊豬最大殘留劑量，展現出台灣尊重科學依據的態度與政治決心，並得到美國國會的積極評價」，這說明經濟部是變相地確定了「萊豬的進口與TIFA復談有關」這一事實。進一步的證據也在6月7日美國眾議院外交和撥款委員會的會議中得到證實。共和黨籍眾議員Andy Barr認為，台灣已透過開放美豬進口來試圖解除固有之「貿易障礙」，並尋求進一步的台美貿易協定，對此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則表示，雙方已開始有進一步對談。不難發現，這個對談就是6月底召開的第11屆TIFA。

本屆TIFA談什麼

本次會議基本上討論了諸如智慧財產權、供應鏈、醫療器材、數位貿易、貿易便捷化、金融、農業、環境、勞工以及國際合作等數項議題。就目前看來，本屆TIFA有許多重要的面向，是我們應該關注的。

第一是關於台美雙方對供應鏈的討論。台灣副總談判代表楊珍妮指出，拜登政府將進一步確保美國與各合作夥伴所依存的「供應鏈韌性與安全」，這番話所昭示的，當然就是在目前科技戰中極為重要的半導體產業。現階段台美半導體產業鏈中，包括輝達、高通與蘋果等美方重要的科技企業都仰賴台灣的晶圓代工，因此我們可以從中推斷：確保且穩定美國的晶片需求與本地產能建置被滿足，將是談判的要點之一。

第二，台灣代表也提出美國應就疫情狀況釋出更多的疫苗代工權、分享更多疫苗技術，以及加速防疫物資流通等訴求。但是，USTR並沒有正面回覆台灣代表的呼籲，只表示須保持討論。

最後，台美雙方也就美豬美牛的進口情況展開討論。雙方都表示將針對現存的「貿易障礙」強化接觸，此番話說明這個「貿易障礙」至今仍是存在的，且「應該被消除」；換言之，美豬美牛入台的情況仍有進一步發展的空間。這表明了未來的美國肉品問題不僅可能牽引更多的食安疑慮，同時還會衝擊台灣的肉品市場。

從上述幾點TIFA會議的討論重點可以看到，台美雙方能達成共識的幾個議題，都是彼此在政治上存在「相互需要」的項目。然而，若單方面對台灣更加有利的議題項目，美方都沒有進一步的正面回應。對於台灣而言，TIFA最重要的目的是幫助台美建立BTA，可在本屆會議中，美方仍沒有承諾要簽署BTA。就連台灣總談判代表鄧振中也承認，台美要能簽署BTA，還有相當長的路要走。故我們可以合理地推測，台美雙方都尚未在TIFA會議中取得能讓彼此相互滿意的成果。

在此屆TIFA會議前後所透露的談判要點中，不難推測美國究竟希望從台灣得到的成果為何。拜登政府上台以來的執政重點—建立美國本地的晶片產能、保障美國的科技技術不外流至中國、使美國的晶片製造能力重返優勢、反中科技戰—上述表明以下事實：對於美國而言，此次TIFA的協商重點脫不開以上拜登政府的重要國策，其目的仍然是深化美國的霸權地位，並且削弱中國的霸權實力；而台灣的經濟、民主發展如何，則不是美國當前的首要考量。

美國與台灣想要取得什麼成果？

台灣爭取簽訂BTA的重要動機，除了冀望與美國建立更緊密的戰略合作關係並爭取美國政府鼓勵美企投資台灣之外，也包括爭取有利於台灣企業出口、投資美國市場的政策優惠，以此促進本國經濟增長、提升政府執政聲望、並且作為抵禦中共威嚇的籌碼。

成功簽訂BTA，對於民進黨政府而言將可以是一項重要的執政成果。根本上來看，台灣需要從BTA中發展總體經濟與提升戰略安全，藉此得到「利大於弊」的結論；對美國而言，這是一個推進「供應鏈安全」與抗中戰略的環節，但此環節必須更有利於美國的總體國家利益。與此同時，台美雙方也得顧及到來自中國的反彈—倘若BTA成功簽訂，在某種程度上也就等同於美國承認了台灣主權不屬於中國的事實，而這將打擊到中共的民族主義權威。換句話說，如果美國從TIFA中取得的有利程度小於中共反彈所帶來的政治麻煩，那麼在利弊權衡之下，BTA就不是非簽不可的協議；同樣的，若美國無法取得滿意的結果，台灣政府將面臨更大的政治壓力，且必須提供更多經濟誘因來謀求美國的意願。

就現存的供應鏈來看，面對到中國不斷提升的軍事威脅與科技競爭，拜登政府有必要加強美國對台灣的經濟、尤其是半導體產業的影響力。在晶片代工製造的產業鏈中，10奈米以下的先進製程技術有高達92%的產能掌握在台灣手中；美國半導體工業協會的報告亦指出，若台灣晶片製造代工廠停工一年，將使全球電子業完全陷入停擺。故在台美經貿「合作」之中，推動台灣晶片製造代工公司將產能更多的投放在美國、加強「技術與人才交流」的可能性與空間，從而壯大美國本地的晶圓製造產能與技術水平，可能才是美國期望簽訂BTA的真正意圖。

這反映了當前的客觀現實：台美雙方在經貿合作中的企圖雖不盡一致，但對於兩國政府而言，展開有利於自身目標的討論與會議卻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台美兩國之間是否能談出一個雙贏的結果，著實有待未來繼續觀察。更重要的是，台美經貿合作的發展，事實上得取決於中美衝突的發展和政治需要。

TIFA之後—中美台之間的政治博弈

雖然拜登政府任命的「亞洲沙皇」、美國印太政策協調員坎貝爾（Kurt Campbel）曾公開表示「美國不支持台獨」，但這絲毫不妨礙美國實施一系列的舉措—諸如加強與台灣之間的經貿、政治、甚至是軍事合作，抑或簽訂特定的雙邊協定、派任「大使」—等外交與政治上的介入。美國之所以公開表示「不支持台獨」，主要原因是在於「支持台獨」將可能挑起真正的中美台軍事衝突之外，還無助於美國的國家利益。然而，如果台美能夠正式簽訂BTA，雖會觸犯到中共一直以來堅持的對台主權立場、損及其政治顏面並且讓美中衝突升溫，但若BTA的協議內容符合美國的利益與戰略標的，那中共的威脅因素也可能大大減低。

正如現在，美國政府正在以捍衛新疆人權、捍衛香港自由為名，展開一系列制裁中國企業和官員、對在港美企發布風險警訊的政策。美國試圖在國際政治間建立聲討中國的政治正當性與道德高點，同時鼓勵外國資金撤離香港與中國。正因為如此，是否應得罪中國、要不要進一步激化中美對抗，都得端視美國的自身利益而定。拜登政府當前的多邊主義戰略，並不是以照顧其盟國利益為出發點的戰略，而是以美國利益為優先，藉此來爭取盟國共識與利益調解的「圍毆中國」戰略。

只要美國能確保自己將長期凌駕於中國之上，「合力抗中」的共識也就會更容易達成。因為對眾多的美國盟國和附庸國而言，在中美之間「選邊站」的關鍵並不是「道德高度」，而是現實的政治考量。若美國能更好地幫助各個國家維持自身的國家利益，那麼支持中國的基礎自然會土崩瓦解。

工人階級該如何看待TIFA與BTA？

當今世界經濟與產業的發展，離不開晶片製造產業，而掌握著全球最先進晶片製造技術、人才與產能的台灣資本主義及其相應企業，正處於中美對抗的風口浪尖之上。因為台灣在供應鏈中所具備的重要性，使得美國、歐盟和日本都極為關切台海的穩定與潛在的台海軍事威脅；如果軍事衝突爆發，將癱瘓全世界工業的運作。簡而言之，在全球供應鏈中的特殊地位，成為了台灣資本主義尋求自保的籌碼。

然而身處在中美科技戰與美國的抗中戰略中，美國勢必得減弱台灣在半導體產業的特殊性。原因在於，台灣所身處的地理位置與政治處境正時刻面對著來自中共的威脅及風險，而美國並沒有相應的本地產能與技術人才來填補台海爆發軍事衝突後的晶片產能短缺問題。正如台積電董事長劉德音日前所說—所有人都希望台海和平，因為沒人想破壞晶片供應鏈—但是，這也就大大限制了美國自身的戰略主動性。這也就是為什麼拜登政府會不厭其煩地強調所謂「供應鏈安全」，其所指涉的，不僅是美國的科技工業發展必須永遠領先中國，還包括使美國能一勞永逸地擺脫台海軍事威脅的潛在風險和約束。

綜觀上述，台灣工人階級與基層群眾不應該對TIFA與BTA抱持不切實際的期待，期待著這個貿易協定將能夠讓台灣經濟進一步飛黃騰達，或是讓台灣安全更有保障。實際上，美國不可能簽訂一個對自己毫無利益的貿易協定，而當前美國最關鍵、最重要的利益就是確保「供應鏈安全與科技戰」，以及盡可能地掌握更多晶片製造產能與技術—這反而會使台灣在全球供應鏈的特殊重要性下降。當然，台積電公司日前再次公開強調將把最重要的技術和產能留在台灣，這側面說明了台灣政府與相關企業不可能毫無防備的將台灣最重要的自保籌碼交到美國手裡。

最重要的是，在TIFA與BTA的商議過程中，台灣工人階級與基層人民的利益完全不是台美政府商議的重要議程，而是眾多可捨可棄的談判籌碼之一。就像民進黨政府開放萊豬進口一般，當台灣國內輿論紛紛將中共視為一種「世界公敵」（需要注意的是，這番話並不代表我們支持中共獨裁，也不代表我們支持中共對少數民族、LGBT和工人群眾的各種剝削和打壓）時，我們也需要清楚的認知到，美國同樣是在利用著台灣，將之作為一個圍堵中共的抗中灘頭堡，並且期望將這個灘頭堡中最重要的技術與生存籌碼拿到自身手中。當政府與部分主流媒體歡慶TIFA商談重啟、BTA簽署有望之時，台灣工人階級不僅需要保持獨立的立場與批判性的態度，更需要謹慎的防範那些可能隨TIFA談判進程而出現的反工人、反民主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