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有民眾在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提議，讓台灣成為亞洲第一個週休三日的國家，獲5,736人附議，因達到連署門檻，政府有義務在6月26日以前回應此項提案。提議指出，英國公布61間企業近3000名員工參與週休三日實驗計畫，結果公司平均收益與往年同期相比增加35%，離職率減少57%，週休三日可減少員工離職率，提升工作效率以及增加陪兒女的時間，對員工與公司都有益處。
週休三日的提議激起了社會廣泛的討論，隨之而來的還有不少質疑的聲音，例如導致生產力下滑、惡化缺工問題、部分產業不適合，或者是會變相拉高工時等等，接下來將嘗試從左翼的角度回應上述的疑慮。
疑慮與解惑
一、週休三日會導致企業產值減少，盈利降低？
對週休三日最廣泛的疑慮是認為，週休三日會導致生產減少，從而造成企業盈利能力降低，傷害台灣總體經濟。這樣的論述乍一聽很有道理，勞工的工作時間變少了，生產出的價值便減少了，企業的盈利隨之降低。
要釐清這個問題，首先要了解有什麼因素會影響企業生產的價值？企業的產值取決於在一定時間生產出的產品或勞務的價值，因此除了進行生產的時間——以員工的角度來看就是工時——之外，勞動生產力（即生產的效率）也是影響企業產值的關鍵因素。由此得知，工時不是影響產值的唯一因素，企業完全可以提升勞動生產力，可以改進勞動組織方式，例如減少無用的會議和繁瑣的行政流程，又或是使用更先進的技術，例如使用軟硬體加速工作流程，將部分工作自動化，一昧延續長工時是以犧牲勞工的身心健康換取企業的利潤。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寫道：「…通過延長工作日，不僅使人的勞動力由於被奪去了道德上和身體上的正常發展和活動的條件而處於萎縮狀態，而且使勞動力本身未老先衰和死亡。」
即使我們假設企業不以任何方式提升勞動生產力，實行週休三日未必就會降低企業的產出。根據冰島的實驗結果，週休三日令員工的壓力更小、精神獲得改善，出現職業倦怠的風險更低，員工的工作表現更佳、生產效率更高，即使工作日減少，員工在四個工作日產出和五個工作日相差不多。
綜上所述，週休三日並不如許多人聲稱會絕對地降低企業的價值產出，一是縮短工時造成生產價值的短少，可以靠提升勞動生產力彌補；二是週休三日增加員工的工作效率，用更少的工作日生產相當的價值。
實施週休三日，實際上並不會對總體經濟造成傷害（圖：NOWnews民調）
二、不是所有產業都適合週休三日
對週休三日的另一大疑慮是，並非所有產業都適合週休三日。像是製造業，因為需要大量勞力，通常需要持續運作和高生產效率。又或是交通運輸、醫療、公共服務、服務業等，這些產業要提供持續性的服務，無論是為了滿足客戶需求或是保障公共安全甚至是確保行業運作的順利性，週休三日可能會導致這些行業的運作困難，無法適應工作時間的縮減。
週休三日的施行固然會影響需要持續運作的產業，因此會需要雇傭更多人力輪班以維持產業的持續運作，這導向下一個疑慮，週休三日是否會惡化缺工問題？
三、惡化缺工問題
實施週休三日後，為了要持續企業的運作，可能導致人事成本提高或是需要增加額外的勞動力維持，然而目前台灣缺工現象甚劇，許多企業招不到適合的人才，這可能導致缺工問題惡化，人才市場衍生諸多問題。
長期以來，台灣缺工的現象就一直存在。勞動部的報告指出，產業人力短缺現象的主要原因，包括「勞動力供給不足」、「工作條件不具吸引力」，以及「學用落差技能不合」。剖析台灣的缺工問題，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台灣低薪的環境，Willis Towers Watson薪資調查顯示，無論是員工或主管的總薪資，台灣在亞太區15國家之間，屬中後段班，不如紐澳新港澳日韓，固定年薪甚至比不上越南。主計總處的資料顯示，台灣近10年的實質經常性薪資漲幅微小，2022年甚至落入負成長，年減0.15%，創下2013年以來最大減幅。ECA International於2022年的調查顯示，台灣的名目薪資漲幅為3.7％低於亞太地區平均5％。
台灣的缺工問題經常被歸咎於少子化與高齡化，然而少子化與高齡化問題絕非台灣獨有，但其他國家卻不見得像台灣缺工嚴重。台灣低薪的環境導致本國的人才不願意留在台灣，更無法吸引外國的人才，這才是台灣缺工的根本原因。低薪還造成年輕人生育意願的降低，進一步惡化少子化問題，反過來加劇缺工問題。
缺工問題在不同產業間存在差異，2022年下半年的餐飲旅宿業為缺工最嚴重的產業，缺工率為4.1%，餐飲旅宿業同時也是嚴重低薪的產業，2021年的年薪中位數只有36.8萬，遠低於2021年台灣勞工的年薪中位數50.6萬。透過上述的例子，產業缺工與低薪息息相關，勞動力湧向高薪產業，勞工不願意去做低薪的工作，導致這些產業缺工嚴重。
解決缺工問題的關鍵在於提高薪資待遇和勞動條件，吸引人才流入缺工的產業，週休三日的工作條件比起週休二日更具吸引力，不僅不會惡化缺工問題，還可能吸引優秀的人才、降低員工流失機率。
四、工時拉長
網路上針對週休三日的討論，不少人擔心週休三日在台灣加班普遍的勞動環境下，會導致其他四個工作日的工時延長，或是在休假日花更多時間處理工作，勞工的工時沒縮短還可能更疲勞。
對工時延長的擔憂的確非常現實，台灣勞資關係的天秤明顯向資方傾斜，勞工處於弱勢地位，即使週休三日實施，勞工也很可能被迫延長工時。因此，週休三日的問題不能停留在法規或制度面上。眾所周知，台灣雖然有勞基法，但是不按最低薪資給薪、要求無償加班、工時超出法規上限等等「鬼故事」時有耳聞，可見一套完善的法規並不能完全保障勞工權益。我們的觀點認為，問題的關鍵應該是爭取勞工的勞權，以此增加勞工談判的實力，並確保法規能夠得到落實，將勞資失衡的天秤拉回來。
要促進勞權、保障勞工不被「凹工時」，工會是勞工最強而有力的武器，然而法律規定的工會組織門檻卻高到不合理。依工會法規定，至少要30名勞工連署才能成立企業工會，但據主計總處2016年工業及服務業普查統計，台灣有98％的企業僱用員工數不到30人，卻僱用全台343萬餘名勞工，佔勞工總數的42.7%，也就是超過40%的勞工無法透過工會保障自身權益（過去我們已在這篇文章中探討過這個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週休三日存在三種模式。第一是總工時減少，但薪資不變；第二是總工時縮短，但薪資等比減少；第三是總工時沒有減少，薪資也不變。我們需要爭取的週休三日應是第一種模式，如果薪資隨總工時等比減少，勞工的收入不能保持過往的水平，就不得不加班或打零工維持生計，這樣一來週休三日縮短工時的目的就本末倒置了，得利的反而是老闆與資方，以週休三日的美名實施減少人事開支之實。
弱勢的勞工極有可能在週休三日實施後被「凹工時」（圖：Pexels）
結論
十九世紀，工業革命席捲歐洲大陸，當時的工人們每天要工作十二小時，從天亮工作到天黑，1817年空想社會主義者羅伯特·歐文提出了八小時工作制，得到了工人們的支持與響應。1886年5月1日，美國芝加哥等城市35萬工人爆發總罷工並舉行了聲勢浩大的遊行示威，要求實現八小時工作制。工人階級不懈的鬥爭最終使八小時工作制成為各國間普遍的共識。當八小時工作制被提出時，工廠主、企業家宣稱工時減少將導致他們無法盈利，工廠紛紛破產，經濟陷入危機。事實是，一切的「擔憂」都沒有發生，勞工從每週工作六天每天十二小時，到現代每週工作五天每天八小時，企業的盈利沒有減少，勞工也有更多時間休息。
自工業革命以來，人類的生產力不斷提高，使得人類工作的更少、物質享受更豐富成為可能，週休二日最早在1926年實施，近一百年以來生產力成長了好幾倍，為何我們還是要一週工作五天每天八小時？事實是，生產力成長的果實都被資本家奪走了，經濟成長沒有讓勞工過上更好的生活，卻讓老闆賺的盆滿缽滿。報導指出台灣近20年來，受僱人員報酬占GDP比例，從2000年的47.6%下降到43.03%，以2021年21.7兆的GDP計算，相當於整體勞工薪資減少了1兆元，企業賺的錢，更多進了老闆的口袋中，而且相較於鄰近國家日本、韓國，台灣分配不均的狀況明顯惡化。因此我們可以說台灣的勞工完全有理由要求實施週休三日，勞工所要求的不過是拿回經濟成長屬於他的那一部分好處。
週休三日，暴露出資本家與工人階級的根本性對立，對資本家來說「時間的原子就是利潤的要素」，能夠多搾取一分鐘的工時就是多一分利潤。工人階級不能期待資本家主動放棄每週一天的工作日，唯有工人階級的團結抗爭才能做到。
爭取週休三日的訴求，絕不能孤立的提出，「增加基本薪資」、「降低工會組織門檻」都是絕對必要的，「增加基本薪資」才能確保在縮短工時的同時，維持勞工過去的薪資水平；「降低工會組織門檻」則是讓勞工擁有力量與資方抗衡，真正落實週休三日。
要完成上述的訴求，不團結工人階級的力量，使其形成一股強大的政治勢力，是無法想像的。為此工人階級需要組織自己的左翼勞工政黨，這樣的政黨建立於廣泛的群眾基礎上，由工人階級與基層人民、青年學生與進步人士組成，不依靠藍綠白等資產階級政黨，反對金權政治及富豪財閥的政治代理人，唯有建立勞工政黨，工人階級才能爭取自身的權益、為自己發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