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去年10月22日結束的中共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二十大）後，中國已然進入了一個更加集中化的時期。這反映在習近平第三次連任最高領導人，反映在習將中央政治局的人馬都調派成了習派親信，更反映在習近平打碎了過去「聯合共治」的領導層生態上。延續著二十大的方向，中共在今年3月所召開的兩會，也在政府「換屆」的重要時刻，全面將政權的領導班子換成了習派人馬。其所昭示的，正是習近平正在朝一個獨裁化的方向前進。
相較於過去中國各派系「共同治理」中國的歷史背景，習近平從二十大到兩會，不斷強化自身權力核心，有著十分重要的政治含義。這樣子的政治含義，不只是中國領導層權力鬥爭的結果，更是國際局勢發展出來的一種政治現象。
總體來說，對於目前的中國局勢，我們可以概括總體局勢並提出以下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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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二十大到兩會，中共領導層的「一派獨大」產生了什麼樣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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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中國的經濟正在從疫情的劇烈影響中走出來，從中國白紙運動到疫情大規模爆發、造成諸多死亡的前提之下，中共現在的疫情影響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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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共領導層權力逐漸朝習近平傾靠時，中國內部的社會問題又是如何影響基層人民？
本篇文章的目的，除了是為這些問題提供解答外，還包括對中國目前的局勢做出總結，以此來釐清正確的情勢脈絡。
兩會與政治權力交接
在2023年3月的兩會上確定了習近平連任國家主席及國家軍委主席，這確定打破了鄧小平以後形成的國家領導人連任生態。
在政權的領導班子裡面，除了王滬寧、韓正傳統上被認為有江澤民派的背景以外，都是習近平的「自己人」。這代表著過去十幾年來以江澤民派（又稱上海幫）、團派（共青團出身的官僚派系）、太子黨（即中共領導集團的子女和後代，又稱為官二代、紅二代）作為中共黨內權力分配與鬥爭的分析框架正式失靈。現在——至少表面上——所有領導都是「習派人馬」。
除了習近平權力更加集中之外，我們也能見到本屆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有81名個人財富超過10億美元，顯見中共作為一個名副其實的利益集團，其新的領導班子更像是一個富豪的集合體。
副國家主席的位置值得注意。在鄧小平以後形成的一個慣例是，即將換屆的政府會讓下一屆的國家主席擔任副國家主席。例如，胡錦濤是江澤民第2任期的副國家主席；習近平是胡錦濤第2任期的副國家主席。並且，這個副主席會兼任黨、解放軍的副手職位（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而對照之下，韓正不是習近平的親信，沒有被包括進第20屆的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沒有同時擔任任何其它職位。所以顯然的，他的職位沒有實權，並且也不是正在培養為接班人。進一步可以認為，習近平不打算在這個任期以後交接。
有些西方媒體把這個看作是又一個習近平回歸到毛澤東時代的證據（衛報）。但是我們認為，習近平所推動的種種改革，最終的目的仍然是為了服務中國資本主義的建設。如果習近平時代與鄧小平、江澤民時代看起來非常不同，那其背後關鍵也是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已進入不同的階段。在鄧小平推動國家資本主義時期，中共政權需要降低對市場的干預，以此加強資本流動；然而時至今日，中國資本主義在野蠻生長、地方官僚橫行的前提之下，其經濟增長已逐漸陷入停滯。因此習近平上台後，整頓國內雜亂無序的資本市場、加強中央政府的權力，也就成為中共想讓經濟在「下個十年」仍能保持增長的關鍵（參考我們過去的文章：加強監管！？共同富裕！？— 中共葫蘆裡賣什麼藥？）。
早在去年的二十大，習的任命也打破了江澤民時代形成的「七上八下」的慣例，即要求67歲以上的政治局常委不得連任。當時江澤民定下這個看起來很任意的規矩是為了逼迫黨內的年老的保守派，是出於派系鬥爭的目的；習近平打破這個規矩也是出於鞏固「自己人」的派系目的。雖然動機不純，但是「七上八下」也具有一定的防止政治老人化，鼓勵領導層換代的效果。目前還不知道習近平為王毅打破這個慣例是不是代表著更多的領導職位會開始長期由老人把持，但如果是這樣，就會出現老人政治的相關風險。例如老官僚可能無法跟上新的時代變化而做出錯誤決策、或是引起無法繼續升遷的年輕一代官僚的不滿。
回到兩會上，本次兩會也同樣延續了去年二十大上對「安全」的強調，其在外交、軍事預算和糧食儲備支出上都較過往來得更高。這種對安全的擔憂並非偶然，而是中國處在美國的壁壘經濟下的一種反應，目的在於減輕美國科技和經濟封鎖下的影響。
在台灣議題的立場上，中共則以較為軟性的立場來面對台灣問題，原因在於中國正遭遇多年來最劇烈的經濟衝擊，因此中共高層更注重國家內部的穩定。除此之外，接任全國政協主席的王滬寧提及所謂的「掌握了實現祖國完全統一的戰略主動」，這句話所代表的，正是台灣群眾目前因為軍事化政策以及去年裴洛西訪台後的聯合軍演，而陷入在對戰爭的擔憂；2024台灣的總統大選，也逐漸被定調成了「戰爭與和平」的對決。從這個基礎上來說，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何中共黨高層會強調中國是處於戰略的「主動權」上，這種局勢的發展顯然不如美國與民進黨政府的盤算（參考本篇文章：動盪與軍事化—衝突升溫的台海局勢）。
從二十大到兩會，權力集中與對安全的強調，成為了目前中共高層的關注項目（圖：美聯社）
經濟觀察
2023年的中國經濟前景具有比較大的不確定性。出口的萎縮對於過去以出口導向為主的中國經濟來說會是不小的打擊。中國政府正在通過刺激消費的手段來彌補，但是消費者信心似乎短期內還沒有恢復。所以中國能不能達成官方的經濟目標，即從疫情最嚴重的2022年復甦目前還不容易下定論。
中國政府的官方目標比較保守，2023年政府報告把未來一年的成長目標定在「5%左右」，這比2019年疫情前的GDP實際增長6%略低，也比2022年的目標5.5%略低，但比2022年（疫情最嚴重時候）的實際增長3%高。這反映中國政府認為疫情對經濟的影響已經基本結束。三月，中國的新總理李強在博鰲論壇上對國際資本表示有信心達成目標。
出口貿易的萎縮是顯著的。從2022年11月開始中國的出口每月有6至10%左右的萎縮，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上海洋山港的出口吞吐量（FT）。一直到今年三月才有所成長，這個成長可以視為對於過去一段時間工廠停工時期的積壓訂單（NYTime）。這個現象背後的原因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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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進國家的通貨膨脹導致消費萎縮（CNN、Xenkinima與ISF文章： 通貨膨脹、債務、衰退：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浮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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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後期中國製造鏈的破壞還沒有恢復（CNN、FT）
美中衝突導致的製造商投資轉移，這當中特別明顯的是台灣製造業者的轉移。這點可以從兩個地方看出來：一是台灣製造業者最集中的中國城市崑山出現了明顯的失業（FT），二是其他國家的製造業繼續成長。外國資本在中國的投資（FDI）有放緩的跡象，說明面對通貨膨脹、中國的疫情政策、美中衝突等問題，外資開始趨向於觀望（SCMP）。
（China’s richest county suffers export slump as US tension hits factories，Sun Yu，FT.com）
相比出口，中國的國內消費比較樂觀。1-2月，中國的消費同比增長3.5%；3月，消費同比增長10.6%（NYTime）。但是短期內消費者信心還是處於較低水平，代表中國人傾向於把可支配收入儲蓄起來而不是消費（網易）。這不是由於通貨膨脹的關係，因為中國的通貨膨脹處於全世界最低的水平（TradingEconomics）。更可能的原因是來自疫情的後遺症，以及房地產市場較弱，導致一些用房地產投資取得額外收入的中產階級的可支配收入萎縮。以歷史的中期來看，近10年來，中國每戶可支配收入中位數以每年3-5%的數字增長，代表中國（按照財產區分的）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消費能力上升（Statista）。可以預期中國的消費市場也以類似的趨勢成長。
（China’s New Economy Sectors: How Are They Doing?, Liyu Zeng et al., 2020, S&P Global）
長期以來，中國的國內投資以房地產為主要形式（中國金融），房地產市場的景氣很大程度影響中產偏上階級的消費能力。房地產市場在2月有穩住的跡象（新浪財經），但是也有分析師認為這個回暖是一時的現象（華爾街日報）。2021年恆大集團事件以後，2022年底中國政府動用了中央銀行系統來保證房地產企業的資金流（NYTimes）、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三條紅線」的政策帶給房地產企業的經營壓力。但是同時，中國政府的2023年報告重申了「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政府也同時下令房地產企業必須優先完成目前尚未完成的建案，而不能再隨便開新的樓盤（NYTime）。這等於截斷了過去中國一些房地產企業用新建案的販賣來蓋舊建案的「錢滾錢」經營方式，並且會大大減緩房地產企業進行利潤變現的週期，實質上是給房地產投資降溫。這將導致未來房地產作為中國國內投資主要形式的地位下降（中原地產ー施永青），或是催生中國房地產企業的整合（弱小的企業倒閉，被較大的房地產企業整併）。這可能是無法避面的現象，因為長期來說「隨著農村人口流失，從1980年代開始的農村居民向城市大量湧入的人口流動變緩，同時出生率大幅下降。牛津經濟研究院本週估計，從2010年到2019年，住房需求為每年800萬套，但從明年到2030年將降至每年460萬套。」（NYTime）
整體來說，中國的國內消費導向經濟的比例相對於出口導向經濟的部分會逐漸增加。但是目前的成長結構脆弱，如果發生因為新的內部或外部危機可能又會停滯，影響到中國政府定下的官方目標。
中國科技領域的發展與阻礙
在科技領域，中國與美國之間的競爭越發激烈。中國在研發上面的投資還遠遠不如美國，不過還是在繼續增漲的趨勢。中國參與科技研發的公司數量僅次於美國，但在科技研發的總投資上只有美國的三分之一（Left Voice）。在一些領域，例如5G、AI、電池，中國已經處於世界領先地位，可以跟美國進行競爭；在其它一些領域，例如半導體的設計與製造以及精密工業，中國繼續落後。以趨勢來說，這個差距在縮小（哈佛大學）。
面對這個現狀，從川普政權開始，美國針對中國的科技發展進行了多種方面的遏制。在生產端，將中國許多科技企業列入「實體清單」，禁止美國企業甚至是美國陣營的其它國家企業對這些企業出口技術與零件。在消費端，對中國流行的網絡服務例如TikTok進行調查，提出資料主權的要求，並禁止特定的消費者使用（最激進的蒙大拿州要求全面禁止Tiktok）。從教育端，限制部分中國學生來美國留學的機會（CNN），這套遏制戰略的頂峰是晶片法案與Chips 4聯盟的提案（見本篇文章：中美衝突將台灣推入戰爭邊緣嗎？）。
這套遏製到底有沒有用，在國際資產階級裡面存在分歧。例如，荷蘭的半導體設備製造商ASML的CEO溫彼得 （Peter Wennink） 主張對中國實施半導體技術的禁運最終只會導致他們加速開發出自己的技術（Bloomberg）。與之相似的論調還包括微軟創始人比爾蓋茲（Bill Gates），其同樣指出美國對中國的「晶片封鎖」只會加速中國對本土晶片的製造與研發速度。這是出於有實際證據的判斷還是ASML與比爾蓋茲出於不想近一步犧牲自己在中國的業務所做的發言還需要更多的觀察。
在另一個重要的技術領域AI上面，一些左翼的文章認為，中國在基礎科學的研究上先天落後，並且以政策主導研究方嚮導致研究人員不能自由發揮，以及後天上中文互聯網內容的貧乏、網絡管制等原因，導致中國的AI研究無法趕上美國。不過，該文章也認識到AI技術的研究成果是用開放源碼的模式發布的。並且在該文章發布之後，百度的「文心一言」也開放大眾使用，並被認為取得了「足夠好的平庸的結果」（MIT）。在AI研究與實踐裡面主要的困難並不是基礎知識，而是算力與資料（Rich Sutton 2019；Julian Togelius et al. 2023）。在資料方面，中國企業的資料收集被認為具有優勢（機器之心）；在算力方面，中國的超級計算機已經能與美國競爭（TOP500）。但是中國最先進的超級計算機「神威·太湖之光」在2016年部署已經過了相當長的時間，且美國已經針對中國的超級計算機中心實施了禁運（BBC），未來的進一步發展則與半導體硬體研發有關，所以存在懸念。另外一個可能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中國社會對AI的普遍印象明顯高於西方社會（Ipsos）。這可能代表在數據收集與AI技術商用方面，中國的來自消費者的反彈會更少。
以上說明，中國在科技領域（特別是半導體）仍然遇到美國的重重封鎖和打壓，但是這並不代表中國在科技領域就全然處在劣勢。如同我們在前面所描述的，部分資產階級開始擔心拜登主導的科技封鎖反而會加速中國晶片製造的研發速度，進而讓美國的「科技封鎖線」被突破。儘管目前仍沒有足夠證據判斷這樣的擔憂是否正確，但這確實說明了美國不可能永遠在技術創新上封殺中國；中國的AI建置同樣證明了這樣的觀點，即中國在算力與資料收集的能力上足以與美國並駕齊驅。因此，雖然美國在試圖阻斷中國的技術創新能力及半導體硬體研發能力，但是事實說明這樣的嘗試並不是相當成功。
白紙運動之後的疫情現況
中國在白紙運動之後快速的開放。非官方的預計是超過100至150萬人死亡，這是一個驚人的數字；專家亦表示，倘若中國有準備充足的疫苗接種和藥物，至少能避免20、30萬人死亡（NYTimes、VOA、自由時報）。我們先前的預測也說明了中國快速放開清零政策，會造成大規模的死亡悲劇。 UCLA的流行病學教授張作風（他先前批判過上海的大規模測試）也認為中國如果採用有序開放，那麼可以避免很多人死亡。我們並不認為中共的快速開放是白紙運動的直接結果，因為至少在鄭州就已經有了跡象，中共快速解除清零政策是要為了經濟的發展——而白紙運動則是加快了這個進程——代價則是犧牲人民的生命。
目前，中國的總計確診人數（包括已經痊癒或死亡人數）已經突破10億人。新冠的死亡人口主要是老人、窮人，這讓放開清零政策這個決定具有很強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屬性。一名中國內部人士提到：「突然開放（清零管制）根本不是個明智的公衛決定，這絕對是個糟糕的時機點……也沒做好事前準備。」在去年6月，中國教育科技業、房地產業等產業才因為疫情衝擊裁員數百萬人，加上去年約有1,080萬名畢業生湧入市場，說明中共領導層對於重振經濟的壓力是非常巨大。也因此，中共才快速解除了管制，以此來減輕日益加劇的經濟負擔與失業問題。當然，結果就是造成大規模染疫和死亡。
可以推測，疫情與封城的創傷會很長一段時間存在，而且目前社會上對於這段經驗似乎不願意再提起。但是，中共在疫情管控上的左右搖擺，以及快速放鬆管制造成的社會災難已經證明，中共領導層與習近平並不如中共大外宣所強調的那樣「英明」，而這很可能會在未來的社會運動被被回憶起來，成為群眾運動的能量。
白紙運動加上中共在疫情上的左右搖擺，說明這場運動仍可能為未來的群眾運動提供能量（圖：天下）
中國社會矛盾醞釀
經濟和疫情衝擊原因導致的社會問題是青年的高失業率。中國統計局公佈的2023第一季度數據是16至24歲的青年失業率高達19.6%（相比之下，美國勞動統計局公佈美國在2022年夏季的青年失業率只有8.5%）。同時，25到59歲勞動者的失業率是4.9%（每日經濟新聞）。青年失業率明顯高於總體失業率，代表沒有大量適合新的畢業生的崗位被創造出來。2022年底的報導指出，儘管因為清零鬆綁使得中國製造業出現缺工現象，但這顯然沒有解決中國年輕人的失業問題（FT、經濟日報）。面對高失業率，中國青年的應對方式主要有：用考研究所的方式延期畢業、考公務員，或者是加入「躺平」的大軍。
2023年開始，中國的網路上出現了以魯迅的文學形象「孔乙己」來進行自嘲的言論與迷因創作。 「孔乙己」是魯迅筆下的一個科舉失意的文人，中國的青年用這個形象來自嘲自己「空有學歷，但是找不到學歷相應的工作，又不能放下身段去做比不上自己的工作」並表達對這種困境的焦慮，被稱作「孔乙己文學」。幾個官方媒體發布了社論評論了「孔乙己文學」的現象，試圖引導輿論、平息青年對於失業的焦慮，指出國家政策對青年的支持等等。但是從官方角度試圖把問題歸結為「個人精神態度」、「個人努力」的寫法當然無法得到青年的認同。有人分析認為2023年中國的青年遇到就業困難的現象是中國的經濟減速，但同時少子化的效果還不明顯共同造成。
因為高等教育的普及還在繼續，中國的大專院校畢業生還在增加（知乎），中國的「高考」錄取人數進而在2021年達到最大值，之後錄取率下降（高報教育分析），所以中國的高等教育畢業生的人數將會在2025年之後一段時間達到最大值。這是很多畢業生無法順利就業的背後原因之一，也就是在經濟減速，沒有辦法快速產生大量新的職缺的同時，應屆畢業生的人數還在增加。業內分析認為，錄取率在2021年下降代表著中國政府對教育政策的轉變已轉向「大力培養職業教育」的方向，這可能代表中國政府在2021年已經預見經濟前景下未來的新職缺的比重會變化（高報教育分析）。
特別是因為新冠疫情，讓本就十分競爭的青年就業變得更加不容易。一線城市的畢業生較不容易因為疫情而產生失業問題，但二三線城市青年的就業確實遭受到了巨大的衝擊。這表示青年就業情況與城鄉差異高度相關，也代表中國青年失業率若持續攀高，將會惡化固有的貧富差距與不平等（陸委會調查）。反過來，青年不平等若持續擴大，二三線城市或農村出身的青年考研究所與公務員的資源也會萎縮，這又會回過頭來拉大不平等問題，讓研究所與公務員供不應求。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何很多中國青年會選擇「躺平」。
另一方面，少子化問題在中國很深刻，但是它的影響還沒有全面顯現。 2023年1月，中國人口自1962年以來首次減少，這比中國官方本來預計的早了5年（中國網、中國新聞周刊）。從韓國、日本、台灣等鄰居的經驗來看，中國人口變化的前景是悲觀的。韓國政府在現有經濟體制的框架下嘗試了改革與福利政策，都沒有讓出生率提高（當然，如果沒有這些補貼政策，生育率是否會持續下降這個假設性問題，目前並沒有很好的答案），正說明青年在目前高壓力的社會與經濟環境下，生兒育女的意願不高。儘管中國社會的老齡化程度現在還不明顯，65歲以上人口占大約15%（中國國家統計局），這與日本的29%相比還有比較大的差距（遠見），可是，倘若中國經濟未有顯著改善，其仍然難以扭轉少子化與社會高齡化的問題。雖然中共官方在2021年祭出了「三孩政策」，宣布一對夫妻可以育有3個子女並享有其他支持措施，但根據新華社調查，在3.2萬名投票者中，有超過2.9萬人皆選擇「完全不考慮」的選項（NYTimes）。
中國少子化緊密的聯繫著中國的女性主義議題。報導指出，當2016年中共廢止一孩政策並開始實施二孩政策時，無數女性在求職時被問及生育問題，甚至被強迫簽下不懷孕同意書或凡懷孕即降職／解雇的不平等契約書。近年來因為國際ME TOO運動的高漲，讓中國女權運動也有下至上發展的可能性。在能夠觀察到的網絡上，女性主義的話語還是相對容易在中國的網絡審查底下展開，但與其他的民間運動相同，她們同樣也受到政府的打壓，例如白紙運動結束後，就有四名女性抗爭者因為「尋釁滋事」的罪名正式被中共羈押；另外，根據華爾街日報的報導，白紙運動後在北京發超過20起拘捕事件，而大多被拘捕的都是女性。但是，這些對女性的鎮壓並沒有改變中國女性爭取民主權利、反抗中共獨裁與性別不平等的決心。有不少報導指出，在白紙運動展開期間，女性抗爭者所展現的行動能力絲毫不比男性抗爭者來得薄弱（美國之音、端傳媒）。
重慶工人的抗爭運動也值得進一步關注。因為中共對清零政策的快速鬆綁，使得不少配套都沒有相應的落實，例如因為中共宣布不再進行核酸檢測，就使得核酸檢測相關產業生意一落千丈。今年1月，在重慶負責生產核酸檢測試劑盒的大渡口中元匯吉藥廠為了替經濟上的損失「止血」，藥廠在沒有協商的情況下解僱了8,000名工人，引發工人的群起抗爭，有近2萬名工人上街抗爭與參加遊行，憤怒的工人甚至一度迫使警方撤退。
綜上所述，無論是青年失業、躺平、少子化、女權還是對工人的血汗剝削，都可能成為引爆中國群眾怒火的未爆彈。特別是在中共官僚對言論的高度管控及對民主權利的嚴厲鎮壓下，中國積存已久的社會問題更容易成為群眾運動的導火線。
青年失業、躺平、少子化、女權與工人抗爭，都有可能在未來成為抗爭的導火線（圖： getty images）
總結
從二十大到兩會，儘管習近平正在朝一個獨裁化的方向前進，但政壇表面上的風平浪靜仍然無法掩蓋中國社會蘊藏著的劇烈不穩定。經過以上分析與回顧，我們已能清楚看到中國的內外危機，中共的官僚越是想掩蓋這些危機，就越有可能引爆群眾的劇烈抗爭。
相較於中國龐大的人口基數，雖然目前許多群眾運動的規模並不算大，但只要有正確的領導與組織，這些運動仍可能從星星之火轉變為燎原之勢，讓中共官僚的高壓統治不復存在。
在中美衝突尖銳化的當下，我們已能從中美科技領域的對抗，見到美國對中國科技發展的擔憂，這種擔憂又進一步強化了對中國的科技封鎖。雖然習近平企圖用威權的民族主義來加深美國等境外勢力對中國的威脅，以此淡化中國國內的社會矛盾，但就像我們所強調的，經濟波動、對女權和工人的鎮壓、青年失業率增長勢必會戳破中共大內宣的謊言。我們認為，未來將會有越來越多中國基層群眾識破資本主義的本質，並且意識到中國革命的重要性。
截至現在，我們能看到越來越多中國青年對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與社會主義抱有興趣，甚至有不少新興的左翼論壇、網路組織如雨後春筍般成立。在國際主義的角度上，我們也很願意與中國的左派進行對話、學習。畢竟，不管我們對中國的前景抱什麼樣的想法，它必然在世界的未來上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這對我們在台灣的同志來說更是如此。
我們相信，中國未來的大規模群眾運動勢必是改變世界的革命運動。屆時，台港澳的群眾都需要與中國的群眾團結起來，一同挑戰中共這個世界最大的「企業集團」，並為建設一個民主的社會主義新世界揭開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