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2年3月9日所結束的南韓大選中，右派的國民力量黨候選人尹錫悅，以些微的差距擊敗了原執政的共同民主黨候選人李在明，這使得共同民主黨在執政一屆後，又被拉下台變成了在野黨。
在這場大選中，有諸多值得注意的細節。首先，這次的南韓大選是有史以來差距最小的大選，國民力量黨僅勝出0.73%的得票率；第二，這次大選也被稱為有史以來最糟糕的選舉，其選舉過程、政見甚至是候選人本身，都充斥著諸多批評與民怨。
在本篇文章中，我們將從政治、社會等面向，探討這次大選為何會飽受各方批評，以及解析這場南韓「最糟選舉」背後的結構性問題。
性別對立
這次選舉之所以被稱為「最糟」，主要原因之一在於兩大黨不僅無力解決南韓深刻的性別對立，甚至還透過民粹式的政見將之進一步激化。
在南韓，女性長期受到壓迫已是眾所皆知的事實，比如2018年爆發的N號房事件，以及女性長期在職場所遭受的性騷擾和薪資不平等[1]，都讓全球女權團體與進步人士為之動容。自Me too運動在全球受到廣泛關注後，南韓女性權益也逐漸成為南韓進步團體所關注和奮鬥的目標。然而，南韓至今卻仍然是發達國家中性別工資差距最大的國家[2]，且女性遭受到網路暴力、數位暴力的比率也連年提升[3]。更直觀的調查顯示，女性對性別歧視感到司空見慣的比例較男性更高，且傾向認為自己是教育、經濟收入等因素下的不平等受害者。
在這些不平等的巨大壓迫之下，不少女性主義團體變得更加偏激，其政治內涵也充斥著更多極端且深化性別對立的錯誤訊號[4]。較知名的此類女權論壇包括Megalia和Womad，其不僅被視為父權沙文主義的「鏡像存在」，同時也仇視著所有男性──包括LGBT群體[5]。因為這種性別上的對立，諸多南韓年輕男性開始傾向所謂的「女權發展已過度、且不願放棄女性紅利」的身分政治觀點，使得性別對立愈演愈烈。
回到這次大選，尹錫悅民粹地利用了南韓年輕男女間的性別對立，且為了爭取年輕男性的支持，不僅說出生育率低是女權主義的錯，甚至發表要裁撤女性家庭部的政見，藉此來爭取反女權與厭女群眾的選票[6]。
與之相似的是，儘管共同民主黨候選人李在明嘗試延續文在寅時期的政治路線，承諾縮減性別薪資差距，但為了顧及男性群眾，李在明同樣「平衡地」發表了「不應歧視男性」的言論[7]。除此之外，李在明所提出的政見也因為共同民主黨長期存在的性犯罪爭議而備受質疑。諸如2018年忠清南道行政首長安熙正的性侵案，還有2020年針對已逝世的首爾市長朴元淳的性騷擾指控，都讓不少年輕女性對共同民主黨感到失望和不滿。
對改革的失望與憤怒
但是，上述提到的性別對立是否有具體地反映在這次選舉呢？我們從以下資料可以看到，有58%的20歲世代男性更願意把票投給尹錫悅，而20歲世代女性則完全相反，傾向投票給李在明的比例也同樣是58%。另外一份綜合三家南韓廣播公司的報導也反映了相似的結果，20至30歲世代男性支持尹錫悅的比例約為59%和53%，而女性支持尹錫悅的比率則只有34%。
然而，以上性別壁壘看似分明的調查，實則上卻有著完全不同的投票動機。除了南韓社會輿論研究所（KSOI）的選前調查指出，有超過50%的受訪者表示他們並不支持兩位候選人中的任何一位之外，更有不少南韓女性直言，投票給共同民主黨是為了「兩害相權取其輕」。
上述資料無疑更清晰地佐證了共同民主黨的失利緣由：對於追求進步與性別平權的群眾來說，共同民主黨的政治破產加劇了這些群眾對政府改革的不滿。在性別政策上，儘管共同民主黨信誓旦旦地提出縮小兩性薪資差異的政見，但在該黨過去執政的五年間，女性家庭部促進女性權益的預算支出卻不到3%──這也間接讓尹錫悅能在競選中用「裁撤女性家庭部」的口號吸引男性群眾的支持；而對女性來說，裁撤該部門固然是打壓女權的表現，但實際上她們卻也無法從該部門中獲得任何具體幫助。
另一方面，文在寅過去曾推行過無數次抑制房產價格的打房政策──諸如屯房稅和資本利得稅──但這些政策不僅沒有減緩青年買房的壓力，甚至還使得都會區房價與租金屢屢創新高。而在去年3月所爆發的南韓土地住宅公社貪腐案更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讓南韓青年不再對共同民主黨的住房政策抱有幻想。
隨著疫情襲來，不僅使青年失業率攀升、非典型勞動不斷增加，文在寅政府的防疫政策非但成效甚微，其更放寬了中小企業對勞工的加班上限，讓更多勞工被迫面臨過勞的生活；而當勞工群起反抗、試圖爭取勞權之際，政府又迅速動用國家機器鎮壓工人的抗爭運動[8]。
在這樣的結構因素之下，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為何共同民主黨會在本次大選中失利了。
南韓社會右傾了嗎？
那麼，共同民主黨的失利，是否代表南韓社會已「右傾」了呢？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從以下幾個層面來分析。
3月3日，右派勢力國民之黨候選人安哲秀不僅宣布退出選舉，還與尹錫悅達成協議，表示兩黨將在選後進行合併。報導指出，安哲秀在尚未退選前的支持率約7.7%，在所有候選人中排名第三。儘管安哲秀所代表的國民之黨無法與兩大黨抗衡，但無論是出自棄保效應的考量還是其他何種因素，國民之黨與國民力量黨的聯合確實讓右派勢力在選前變得更加穩固。
對於建制式的傳統右派勢力來說，以民粹之姿快速崛起的尹錫悅無疑是將共同民主黨拽出青瓦台的最佳選擇。在這個基礎之上，尹錫悅自然也就能快速填補「對共同民主黨改革破產感到失望」與「對傳統政黨不滿」所開啟的政治真空。
可是，以上只是說明了尹錫悅為何能在這次選舉中勝出，而不能代表南韓正在「右傾化」，因為全國右翼在這次選舉的總得票數並沒有增加。相較2017年，如果把右翼與保守派候選人洪準杓、劉承旼和安哲秀選票相加，右翼總票數約為1,704萬張選票。而在本次選舉中，在總體右翼勢力沒有分化且僅有尹錫悅這「單一選項」的前提下，右翼也僅斬獲了1,639萬張選票。
依循這個邏輯，即便共同民主黨在這次選舉增加了272萬票，且也有著較上次選舉更高的得票率，但若對比文在寅在執政初期所挾帶的高支持率（83%），以及其在2020年末因疫情衝擊而帶來的普遍憤怒（反對聲浪開始大於支持，直至任期結束），我們仍可以清楚看到群眾的情緒落差與失望是何等巨大。這再再呼應了我們於前述所強調的觀點：群眾將票投給共同民主黨，已不再是支持這個政黨、認為這個政黨可以帶來改變，而是僅能「兩害相權取其輕」！
大選後的震盪
我們可以基於以下幾個面向，探討尹錫悅上台將造成哪些變革。
首先，尹錫悅更強調新自由主義式的政策──如減少對房地產市場的管制、鬆綁對民間企業的監管──在這些政策的作用下，原本就已飽受高房價、低薪與過勞之苦的青年，勢必會進一步承受更大的生活壓力。我們也不該忘記，在南韓疫情仍未消散的前提下，新自由主義式的政策也會強化固有且缺乏保障的非典型勞動。
住房政策上，尹錫悅雖承諾建造更多住房（包含30萬套低於市價的住房[9]），但卻也表示新政府將減少干預住房市場。很顯然的，在經歷過文在寅時期20次以上的打房失敗後，南韓社會上對於政府大力干預房地產的「打房手段」已深深地感到不信任。而南韓房地產在近幾年之所以會有劇烈漲幅，其背後主因在於疫情下的低利率刺激政策湧入房市，及文在寅對於房地買賣與租貸市場的控制，導致房地產市場供不應求及政府增稅轉嫁在租客身上，最終形成南韓房地產不降反升的矛盾現象。
要解決住房問題，實際上需要更加大量、廉價甚至免費的公共住房才有可能減緩房地產市場過熱的問題，而不是「放寬監管」的房地政策。除此之外，尹錫悅所提出的興建250萬戶住房目標，也比李在明的311萬住房政見來得更保守[10]。由此可見，尹錫悅的房地產政策僅是為了回應社會上對於文在寅打房的不信任，而並非想真正解決住房問題。
對外政策上，尹錫悅將更加忠誠地靠攏美國帝國主義。南韓作為美國牽制中國的重要盟友，其對鞏固印太戰略、維繫多邊主義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而若尹錫悅持續貼近美國，勢必也會給予美國更多出售軍備至南韓的客觀誘因，這就預示著中美帝國主義衝突將迎來更不穩定、更加尖銳化的發展可能性[11]。
該怎麼做？
我們從共同民主黨在2017年的高支持度到現在的落敗，就印證了其並非青年與勞工的堅實盟友。可是，儘管南韓青年群眾已看破了共同民主黨的政治馬腳，但在沒有替代方案的情況下，他們並沒有其他的投票選項。更甚者，部分群眾可能因此被以民粹之姿崛起的尹錫悅所蠱惑，進而做出錯誤的政治選擇。我們必須強調，尹錫悅所帶來的新自由主義式政策不僅不會解決南韓社會問題的一分一毫，更會使原有的社會問題進一步惡化。最終受到衝擊的，仍是基層的勞工與青年。
但是，從右翼總票數並沒有增加這點來看，我們仍可以清楚看到南韓社會並沒有因此而「右傾」，這也就代表了三點重要的政治訊號：
- 尹錫悅之所以能勝選，其主要因素仍是群眾對共同民主黨的失望與憤怒。
- 依據歷史的發展經驗，民粹主義的右翼制度將帶來更多的政治不穩定。
- 自由派的政治破產，加上右翼勢力並未增長，意味著勞工力量仍有發展的可能性。
基於以上三點，我們相信南韓的戰鬥性工人仍能在日後組織起來，對抗尹錫悅的右翼政府。更重要的是，南韓工人與青年必須從自身權益出發，建立反對壓迫的群眾性政黨。倘若這個政黨得以組建和發展，那麼在經歷共同民主黨的失敗後，廣大勞工與青年也就有更大的機會能以自身的階級力量來填補固有的政治真空。
另一方面，我們可以看到本次受媒體所關注的「性別之戰」，其背後的問題關鍵仍是經濟上的不平等。至今，追求經濟的平等依舊是南韓女權運動的訴求核心，即讓女性在職場上也能享有相同的薪資與福利待遇。而對於南韓年輕男性而言，「買房、成家與立業」的父權刻板印象也同樣加重了他們的生活負擔。加上越來越嚴苛的勞動環境與逐漸高漲的房價，使得年輕男性越發容易以「性別紅利」等具有身分政治性質的視角來看待女權運動。簡而言之，階級的經濟不平等非但使男女勞工必須在夾縫中求生存，更會因此加劇兩者在父權制度下的相互對立。
這也就說明，若要真正解決性別上的對立，需要將女權運動與勞工運動所互相結合。正如前述，倘若缺乏經濟上的基礎，男女勞工不僅都難以在高壓的社會環境下獲得實質上的權益，更會因此落入民粹主義抑或身分政治上的錯誤。也只有將兩者結合，我們才能真正破除南韓的性別對立，讓男女勞工能一同為徹底民主權利而抗爭。
[1] 如2019年所推出的南韓電影《82年生的金智英》，就是相當好的例子。
[2] 根據報導，2019年南韓女性勞工的年薪僅為男性勞工的66%，比起20年前增加不到一個百分點。
[3] 外媒指出，南韓女性遭受偷拍的犯罪總數仍呈現不斷增長的趨勢，光是在2008年至2017年間，此類案件在總體性犯罪的佔比就增長了五倍！
[4] 社會主義者並不反對在身分政治當中，透過自身身分認識到受壓迫的事實，而社會主義者也會毫不猶豫地和受壓迫者站在同一陣線。但社會主義者並不認同身分政治當中的「受壓迫的根源來自於自身身分的對立面」觀點，例如我們並不會認同女性受到的壓迫來自於男性。
[5] 舉例來說，Megalia就曾出現過「如果生男孩就墮胎吧！」的論調，而在Womad中，諸如「LGBT運動等同反女權運動」的反同性戀論調也隨處可見。
[7] 詳文點此。我們必須強調，儘管南韓存在不少偏激女權團體，但女性較男性承受更多性別壓迫仍是不爭的事實。李在明的這番言論表明，其並非真心誠意的想解決南韓內部積存的性別不平等，而是試圖透過折衷的方式來爭取年輕男性和女性的支持。
[9]為解決青年家庭購屋的壓力，尹錫悅承諾興建30萬戶「低於市價（尚不知實際價格會比平均房價低多少）」的住房，並且放寬房屋貸款，且若有需要，這些住房能在五年後賣回給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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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如2017年發生的薩德反導彈事件。在美國的授意下，南韓政府於境內部署薩德反導彈系統，結果引發中國對國土安全的疑慮和不滿，並進一步祭出旅遊禁令和其他反制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