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3月底開始，台灣再度迎來了疫情肆虐的高峰期。不同於去年的三級封城，這一次的Omicron疫情規模遠較去年的疫情高峰來得更加巨大，確診人數也是直線上升。截止至5月15日的最新資訊，單日本土新增數突破6.8萬人，且確診總數達75萬人，台灣社會與「單日確診10萬例」的距離已不再遙遠！
在這樣的前提下，要想度過這段疫情的「漲潮」，首要任務仍然是公共衛生資源是否足夠、醫護人力是否充足。然而，我們不僅可以看到諸多醫護人員的過勞與壓力，也能觀察到無數群眾對防疫政策的怨聲載道。這無疑說明民進黨政府並未從去年的疫情經驗中學到教訓。
以下，我們將從公共衛生資源的角度出發，探討本次疫情對公衛資源的衝擊，以及我們該如何應對未來可能再次發生的重大疫症。
快篩不足，反映公衛資源的稀缺
去年年底，由南非研究人員首度確認的Omicron變異株憑藉著高傳染力，開始在全球造成比其他變異株更大規模的疫情感染。到了今年3月，台灣的邊境防疫已無法再抵擋Omicron的高傳染力，使得疫情開始進入台灣社區，造成各個大小、規模皆不同的群聚案。
隨著疫情逐漸深入各縣市與社區，針對快篩的需求也逐步提升。然而，首要的最主要問題即為快篩試劑的不足。儘管陳時中表示，目前的快篩實名制每天能提供40萬人份，然而快篩試劑的準備速度卻仍無法追趕上疫情的擴散速度。這也就使得快篩實名制上路後，不僅導致諸多勞動家庭紛紛抱怨「排不到」，更傳出台北市與基隆市政府因快篩試劑不足而產生與中央政府的分配矛盾。
不只如此，因為各校也逐漸出現群聚感染，使不少學校得遠距離上課外，教育部所派發的70萬劑校園快篩也絲毫無法填補上各校園的使用需求。報導指出，部分直轄市因為快篩試劑不足而向教育部反映，得到的結果卻是各部會「踢皮球」，使地區防疫工作變得更加困難。
台灣民意基金會董事長游盈隆認為，先前蔡英文政府不斷強調的「1億劑快篩」恐華而不實。事實上，不僅快篩試劑不足，就連其價格也相當混亂，不少群眾因為無法透過實名制排隊購得快篩，就只能花更高的價錢自購快篩試劑。
更重要的是，有諸多媒體爭相報導，指出民進黨政府採購快篩有圖利財團的跡象。例如先前食藥署核准福又達進口韓國的Gmate唾液快篩，結果進口價格卻較其他國家更加昂貴，其利潤高達45億元；又或者是高登環球生醫有限公司與衛福部的採購案，被質疑高登環球公司沒有投標經驗，且前身並無相關專業，更和民進黨前立委蔡煌瑯有關的指控。綜上所述的相關爭議，民進黨政府不僅沒有提出明確證據，更以「貴就別買」的說詞簡單推託。這樣的行徑不僅難以讓基層家庭安心，加上變動極大的快篩價格和種種圖利廠商的跡象，民進黨政府的防疫政策不僅無法讓人安心，更是將社會基層的健康安全推往財團廠商謀求利益的嘴邊！
總量不足且具暴利跡象的醫療物資，造成更大的防疫困難（圖:奇摩新聞）
過勞的醫護人員與產業勞工
資源不足不只會反映在物資上，還會更大程度的反映在人力上。由於疫症不斷蔓延，確診者人數也持續上升，這就極大地提升了第一線醫護人員的壓力。5月7日，臺大醫院企業工會甚至發表公開求救信，希望政府單位與公眾能伸出援手。
工會方面表示，現今的醫療情況已成為兩位護理師負擔一百位病人！這種懸殊的照護比例加大了護理人員的確診機率，使原本就相當吃緊的人手變得更加緊繃。與此同時，由於外界的確診數字仍不斷增加，因此對醫護人員來說，照護工作就變成一種惡性循環，使看護品質不斷下降，而高強度且超負荷的醫療業務更讓醫護人員苦不堪言。
台灣護師醫療產業工會就透露，當前台灣的醫護量能根本就不足夠，在疫情爆發時，同樣的醫護人力卻得面臨無數的確診患者，使這些醫護人員疲於奔命。另一份報導也指出類似的結果，過去亞東醫院的護病比為1：10，可隨著確診者陸續增加，以及越來越多醫護人力也遭受到感染，使護病比急速上升，另有醫院的護病比甚至來到1：30！
這也就解釋為何會有醫護人員認為確診才是「解脫」，以及當衛福部於國際護理師節發布影片感謝醫護人員時，不少基層醫護人員甚至會對此感到憤怒，表示中央政府並沒有進一步的作為。除此之外，北市聯醫工會更是直言，僅有衛福部和高層的加油打氣，實質上完全無法改善第一線醫護人員的工作困境。
日益增長的疫情加上資源短缺，極大加重了基層醫護的工作壓力 （圖:Shutterstock）
問題癥結何在？
以上無疑顯示民進黨政府不只沒有做好準備，更低估了Omicron在台灣的潛在傳播力。然而，這些都絲毫沒有阻止民進黨政府準備進入「新台灣模式」的步伐。
根據《衛報》之報導，所謂新台灣模式即「無法遏阻Omicron，但可延緩疫症高峰期、避免集中爆發，以此來學習與病毒共存」，而前副總統陳建仁亦指出「這是必要且正確的決定」。然而，關鍵的問題在於「公衛資源是否足夠」，而不是在無視前者的情況下選擇「與病毒共存」；換句話說，從民進黨政府對新台灣模式的態度可以看到，其並沒有選擇正視總體公衛資源不足的問題，而僅僅是聚焦在如何使醫療體系不至於崩潰。
我們於去年的文章已清楚強調：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內群聚感染主要歸結為匡列不夠迅速，分艙分流不夠確實，而最重要的也在於醫療人力及資源匱乏…這些醫療資源的匱乏，以及應對公共醫療及衛生的政策和相應投資也在全球疫症期間未見到民進黨政府有什麼樣重大改革的決心。」
這番話所昭示的是2021年台灣防疫政策的缺口與不足，然而時至今日，我們再次看到民進黨政府仍是抱持著僥倖的心態來看待重要的抗疫工作。其不僅沒有在這段期間擴大醫護資源、常設更多衛生設備，更沒有在疫情深入各社區之際，加大對醫療物資的添購和對總體醫護系統的投資[1]。
進一步來說，縱然Omicron病毒株的普遍致死率不高，且由於去年臺灣頂著疫情壓力卻還能創造高經濟成長率的成績後，使得五成以上台灣民眾（據藍、綠個別的智庫統計）認為與病毒共存將成為未來趨勢。然而倘若民進黨政府仍打算使新台灣模式建基於缺乏公共服務保障與健全醫療投資的前提下，那麼其不僅不利於台灣公眾在未來面對新一波的疫症威脅，更會反噬既有的經濟增長，使社會基層暴露在更加缺乏保障的疫情風險中。
增強醫療量能才是解方
總體而言，我們需要一套量能更強、資源及人力都更充足的醫護制度和公衛系統，這才會有助於加強整體醫療體系的韌性，使其不致於在疫情高峰期間瀕臨崩潰。另一方面，在疫情趨於穩定時，充足的公衛資源也有助於讓更多的患者得到更好的照顧，甚至能依這些資源與預算，建立更加完善的公衛設備抑或健教體系。
理所當然地，我們支持針對醫護人員的薪資加給，也正如我們在過去所強調的，勞權的提升並不能縮限於薪資的提升，還得包括更好的福利制度、穩定給薪休假以及充足的人力。這也就回應了上述第一點訴求，即要解決當前醫師人力不足的問題，我們仍需要更大力地投資醫療產業。
然而問題在於，台灣長期處於緊縮樽節的大環境下，不僅現有公衛資源的品質參差不齊，許多公衛預算還可能在「財政紀律」的原則下被裁撤掉。對於基層人民來說，公共服務資源涉及的不僅是所有人民皆能使用、運用的資源，更攸關整體公民的生活水平。經由去年的封城與這波尚在延燒的疫情，我們可以一而再、再而三的看到公共資源稀缺的惡質後果：資源不足使得政府推行防疫工作變得更加手忙腳亂，進而帶動民眾的情緒恐慌，造成物資搶購，抑或施加更多精神壓力給予本就超負荷的醫護人員！
要想擴編公衛資源，僅將標的放在議會的立法階段是不夠的，我們還需要建立擴增公衛預算的群眾運動，藉此將醫護產業勞工與其他勞工聯合在一起[2]，共同為擴大公共服務而民主抗爭。進一步來說，倘若整體公衛體系轉由基層勞工與各專家民主控管，使整個醫護系統都能成為公共資源的一環，那麼公共資源將能延伸到各個角落。到了這個階段，公衛制度將是「看得到、用得到」的廣泛資源，而非「看得到、搶不到」的稀有珍物。
[1] 不只是中央政府，實際上去年台北市政府也在秉持著「財政紀律」的原則下，刪除了28億的防疫預算。然而，彼時台灣疫情雖然暫趨穩定，可全球仍處在疫情的威脅下。待今年台灣再陷疫情高峰後，原有的防疫預算不僅不夠用，更因為刪除了既有的預算而使民眾吃足了苦頭！
[2] 因為疫情不只會衝擊醫護勞工，還會使得其他產業勞工也暴露在無薪假、任意解雇抑或高工時無加班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