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馬克思主義者而言，推翻資本主義社會的重要關鍵之一在於廣大勞工與受壓迫者自身的政治覺醒，在這樣的覺醒下，基層工人與群眾將依據強大的革命運動來實現社會制度之變革，並創造能真正解放生產力且具勞工民主的社會主義世界。
托洛茨基曾正確地指出，一場革命成功與否的關鍵不僅在於革命政黨成熟與否，還包括資本主義的客觀局勢是否已經為革命創造先決條件。儘管我們知道，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不斷積累的內在壓力已經讓週期性的社會危機越發頻繁，但我們也得承認，全球資本主義的運作是動態且不均的，不同資本主義國家的客觀條件並不總是有利於勞動群眾與工人階級政治意識的激進化。正因為如此，列寧才在其名著《怎麼辦？》中強調，應該打造由職業革命家所組成的「先鋒隊」，以此透過理論宣傳、政治揭露等方法，展開對群眾的政治教育工作，進而推動群眾的政治覺悟。
之於今日社會來說，我們絲毫不懷疑理論宣傳和政治鼓動的重要性——特別是在蘇聯垮台後，全球左翼政黨大幅度右轉，不僅瓦解了工人政黨的基礎，更讓大多數人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感到陌生。這使得馬克思主義者的理論宣傳工作的需要變得更加迫切；與此同時，馬克思主義者也必須在勞工組織、工會及其他政治組織中展開工作，以此建立革命黨和群眾性工人政黨、盡可能地將左翼的政治觀點帶入到群眾中。
然而，在非革命時局的資本主義社會下，理論與實務的銜接實際上存在著不小的「斷層」。舉例來說，在工會場域工作的馬克思主義者是難以將革命理論「由外而內地灌入」到勞工群眾之中，而必須透過「多重轉化」，才有可能使得勞工接觸到非常簡要的理論概念；又或者，馬克思主義組織太過於年輕，難以招募到已經初步組織化的勞工。這也是為什麼當前的「先鋒隊」大多是由年輕、激進化的知識分子所組成，而只有在局勢激進化或左翼組織已經成熟的情況下，絕大多數勞動者才會被吸收到左翼的隊伍中。
從過去的經驗來看，自由主義者和改良主義者將「代議制政治」（即參加議會選舉）視為社會轉型的政治實踐。許多具有革命願望的左翼人士也試圖透過選舉來加強他們的組織，而沒有先在工人階級群眾中建立足夠的力量。但實際上，社會轉型沒有捷徑，將代議制和選舉作為政治干預的主要舞台只會將左翼的路越走越窄——因為單靠議會手段並不能改變社會的結構性問題，也無法解決系統系的資本主義危機，每當有革命願望的左派試圖利用議會作為捷徑時，它將會導致失敗——這是一個歷史性錯誤，它無助於基層勞工形成一支真正有能力挑戰資本主義政客的力量。
為了處理左翼理念與實務的關係，托洛茨基提出的《過渡綱領》很好地將一般性的改良訴求連結到革命願景。無論何種情況下，過渡綱領都至關重要。然而，在建立革命組織的初始階段，也就是當組織規模很小的時候——就像我們現在在台灣一樣——自然需要耗費特別的精力並專注於理論宣傳和政治鼓動。但馬克思主義者不能滿足於只是進行「政治揭露」甚至「介入運動」。他們應該更進一步學習如何「建立運動」。哪怕年輕的革命左翼所建立的運動是十分微小的抗爭，但這都有助於打造我們與基層勞工和受壓迫者的連結。在這種情況下，過渡綱領成為為勞工階級和社會運動指明方向、建立革命組織不可或缺的工具。
上述討論揭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對於年輕的馬克思主義團體來說，除了理論宣傳、政治鼓動外，如何展開能具體連繫廣大勞工與受壓迫者的工作？」在這個脈絡下，筆者提出「基層政治（Grassroots Politics）」的實踐概念，以此為前述問題提出實踐方向。
「基層政治」的框架
要理解「基層政治」，我們必須先解釋「基層政治」與其他政治觀的概念差異。儘管我們無法詳細列舉所有政治制度，並逐一將之與「基層政治」作比較，但我們仍能從階級的視角出發，以此解析「基層政治」的特點。
一、為什麼資本主義民主制行不通？
首先，我們必須解釋資本主義下的民主政治為什麼「失能」。
今天，代議制作為全世界最主要的一種政治制度，其所彰顯的政治涵義，不外乎權貴透過代表其階級利益的政治集團，對政治權力進行某種程度的壟斷。這個政治集團，也就是馬克思主義者俗稱的「資產階級政黨」和資本主義國家的官僚體制。
資產階級對代議制的壟斷，意味著各派資產階級精英可以在不同資本派別的競爭中，分享工業生產、股票債券、國家建設、房地產、商業等領域的利益，但又不破壞其為統治階級的總體利益服務的團結。透過直接參與此類業務和投機，越來越多的立法者變得極其富有。
以美國來說，USA Today和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兩個機構在2010年對國會議員的財產申報分析中發現，250名國會議員的淨資產超過了百萬美元；10年過去了，這個狀況依然沒有改變，第116屆（2019-2021年）國會議員平均淨資產仍高於 100 萬美元。同時，這些議員也是「投資能手」，無論民主黨還是共和黨，議員的投資組合平均報酬皆贏過 S&P 500。除了財富的積累外，統治階級間對於「腐敗」的相互指控也是不斷發生。
即使在台灣，我們也能看見相同的結構。我們過去調查過第十屆立委的財富統計，發現多數立法委員實際上是來自於最富有的1%至5%群體。對多數選民和基層勞動者而言，想透過代議制改善生活無異於天方夜譚。
台灣民主制實質上就是「金權政治、富豪專政」，由於參選立委需要大量金錢和媒體宣傳，工人階級根本不能享有平等的民主權利。（圖片來源：本組織自行製作）
在這種情況之下，代議政治實際上是以保護富豪權貴的財富為優先，並且犧牲了基層勞工與民眾的利益。富豪們透過代議制，不僅剝奪了多數群眾參與政治的可能性，更是將維護財富、套利、分贓的循環發揮得淋漓盡致。從基層勞動者的角度來看，無論代議制運作如何順遂，其政治實踐就只有「投票」，正可謂「投票的時候是主人，沒票的時候是僕人」，當群眾試圖發起街頭抗爭、試圖透過代議制以外的政治實踐改變制度性問題時，又會因為沒有持續且長遠的目標，最後淪為代議士們收割影響力或打擊政敵的工具。例如2018年台灣的同婚運動，最終由民進黨收割了大量青年群體的支持，但這卻恰好掩蓋了民進黨親資方、反勞權的罪刑；另外，國民黨也在2017年勞基法修惡時扮演「勞工守護者」，但此舉卻忽視了國民黨獨裁政權過去對勞工與工會的種種打壓。
若我們真要從代議制去實踐基層群眾的政治願望，就必須在每個鄰里、每個街角、每個機構都能有民選的基層代議士；這樣的基層代議士將不再有優渥的薪資，也能隨時被替換和罷免。從意義上來說，這時候的代議制也就不會是金權政治的範疇，而是能透過強大的勞工／基層群眾力量，去避免資產階級權貴對代議制的壟斷。
美國國會議員皆有大量投資，不僅令人懷疑有內線交易，更影響政府政策偏重服務資產階級的利益，而不是廣泛群眾的利益。（圖片來源：工商時報/AI生成）
二、去階級觀的直接民主
相較於代議制，我們提出所謂「基層政治」的概念框架，以此作為馬克思主義者在理論到實踐的重要框架。需要闡明，「基層政治」並不是「資本主義直接民主」的概念延伸，而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政治觀。
首先，資本主義下的直接民主是一種去階級化的政治理解，其作為一種尋求「共識決」的政治參與模式，其目的依然是將政治實踐訴諸於投票，然而在階級社會之下，決策的參與必然存在不平等。換句話說，階級社會使得每個人在就業條件、生存能力與政治知識上存在差異，因此對社會議題的關心程度也不一致，在這樣的情況下，倘若基層勞動者因為繁重的勞動沒有辦法參與政治決策、倘若因為沒時間關心公共議題的討論而被迫投票、倘若因為不具備基礎之政治認識而被「帶風向」，那麼直接民主所期望的「共識決」，就是在變相侵害基層群眾與弱勢的權益，因為他們無法充分認知與表達符合其階級利益的政治觀點。
當然，我們知道人類社會中的階級差異，必須在公有制下，透過生產力的解放與更合理的財富分配才能逐漸消彌；而這個過程，實際仍會存在著階級身分上的差距。但也只有我們朝公有制的方向前進，我們才能踏出消除階級差異的第一步，而不是空想式的期望透過資本主義的直接民主來進行「民主決策」。
三、什麼是「基層政治」？
那麼，「基層政治」到底代表什麼呢？「基層政治」所代表的，是以集體主義的方式，推進基層受壓迫者在生計與生活上的權利與權力，是基層勞動者發展其階級意識、政治觀，以及為上述兩者進行公共實踐的政治概念。
在不同時期，馬克思主義組織的「基層政治」實踐能設定不同的目標。當階級鬥爭處於相對緩和的時期，「基層政治」所代表的是基層群眾的勞工教育、社區政治培力等有助於勞工自我覺察其階級壓迫的種種工作，也是基層群眾和受壓迫者建立草根組織、工會、互助會、勞工社福單位等獨立機構的組織行動；在階級鬥爭上漲，抑或因為特定議題引發劇烈衝突的時期，「基層政治」也象徵著勞動者與受壓迫者的激進化政治行動，例如罷工罷課、街頭抗爭、遊行示威。重要的是，「基層政治」必須將受壓迫者與基層勞動群眾團結起來，讓他們重新發現其所蘊含的政治力量，然而，這樣的過程實際上不是死板、一成不變的實踐方法，而是靈活的、因時制宜的依照基層勞動者的狀態與認知進行政治教育工作，以此不斷刺激和培養基層勞動群眾的政治覺悟，並發展屬於勞工階級的自我組織進程。
只有當我們透過「基層政治」的方法去培養基層勞動群眾的階級意識與自我組織，我們才有可能凝結不同的產業勞工與受壓迫者，以此發展群眾組織。這樣的群眾組織若要「翻轉」資本主義下的結構性問題，就得和具革命綱領的馬克思主義團體做結合。在這個基礎上，具左翼色彩而形成的群眾組織，將能為群眾性勞工政黨的誕生創造條件。也只有當群眾性勞工政黨形成，才能避免資產階級政黨與親資政客壟斷政治權力，而是能為更廣泛的勞動者提供替代方案。
基層政治可以是互助會或工會，但不僅僅是交誼或像地方樁腳一樣進行利益輸送，而是要讓受壓迫者透過互相團結對抗壓迫，進而發現自身的力量，覺醒階級意識（圖片來源：stock）
四、如何實踐「基層政治」？
「基層政治」主要的實踐方法，在於尋求受壓迫者和各勞工的縱向、橫向之長久連結。舉例來說，無論是1984年英國同志運動支持礦工對抗柴契爾的運動，還是我們曾促成過的「勞權與同志平權缺一不可」行動，皆是讓不同的受壓迫者能真正覺察彼此的共同點、促進對話與相互理解，以此打破資本主義分而治之的壁壘並尋求團結的嘗試。
馬克思主義者旨在建立一個左翼的勞工政黨，但這並不代表一個代表勞工的「階級政黨」就必須以資本主義的政治邏輯——例如選舉、政治回扣、綁樁——為圭臬，倘若我們沒有設定對的「戰場」，也就無從致力於受壓迫者與廣大勞動者的團結。
當然，「基層政治」並不反對推派政治代表參選，但眾所皆知的事實是：在資產階級把持的議會和國會，少數基層的政治代表是難以改變政商勾結的共犯結構。
依循「基層政治」的原則，我們就得尋求另一種方向，也就是如何透過既有政治代表的席次來發展「基層政治」。這也為什麼，馬克思主義者應該盡其所能地參與受壓迫者的抗爭、組織勞工。只有透過「基層政治」的方法，左翼才有可能下至上地發展基層群眾的政治覺悟，以此挑戰金權政治乃至資本主義的結構性問題。
先鋒隊與基層組織
但是，「下至上地發展基層群眾的政治覺悟」這一說法，是否說明我們反對列寧所說的「先鋒隊」呢（儘管馬克思主義者明白，真正的「先鋒隊」並不是驕傲的指點江山，而是耐心與友善的政治交流）？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辯證地看待左翼的角色，以及群眾政治覺悟的發展工作。
我們在先前關於「代議制」的討論中指出，由於群眾抗爭缺乏長遠的眼光和目標，抗爭的結果常常被建制派的民選代表所挪用，從而成為個人政治資本的來源。反之，當基層勞工和受壓迫者還沒有認識到自己的階級任務和歷史使命時，他們往往依賴資產階級代表來為他們「解決」各種問題。這是一個普遍的現象，也為勞工階級和左翼群眾組織中的官僚主義滋生提供了溫床。
相對的，倘若完全仰賴群眾的自發性去實踐「基層政治」，那勞工教育和社區培力往往會淪為個人式的利益盤算或是報團取暖的抱怨大會，不僅對結構性的制度變革缺乏遠見，更容易讓工作落到少數意見領袖身上，使得政治實踐回到原子化的個人主義式號召。
這兩種情況都是我們不願意看到的。在「基層政治」的脈絡中，先鋒隊，即更有經驗、受過訓練的幹部，與基層之間存在著辯證關係。先鋒隊可以提供想法、發揮領導力、提出方向，但這些都要由基層來討論、決定。這樣，理論才能被檢驗，政治教育和策略才能得到調整，才能更好地服務長期策略。
無論是哪一種形式的影響，它都不會是單向、一成不變、短效且容易的，而是需要依據不同事件、不同案例去作出調整。但是，「基層政治」中不能沒有引領群眾察覺自身狀態、讓群眾意識到政治賦權之重要性的「先鋒隊」。實際上，「基層政治」中的「先鋒隊」與列寧強調的「先鋒隊」，並無政治上的矛盾或任務上的不同。
實踐基層政治並非全部依靠群眾自發組織，也不是「知識分子」驕傲的指點江山。（圖片來源：本組織自行拍攝）
打造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基層勞工的連結
馬克思主義者不應該是安於理論象牙塔的書呆子，而是能懂得在實務中執行自身理論所學的行動者，只有當我們在現實的政治實踐中不斷驗證理論，馬克思主義者所提出的觀點才會更加正確。
進一步來說，實踐與發展馬克思主義的「主場」，不會是權貴們分贓利益的議會、不會是爾虞我詐的官場，更不會是在綁樁買票的地方選舉中。實際上，這樣的「主場」存在於群眾運動與街頭抗爭中、存在於面臨各種勞資爭議的工會中、存在於有損於廣大受壓迫者利益的政治事件中、存在於基層社區的組織工作和教育中。這些真正與基層群眾切身相關的議題，不僅是「基層政治」的重要實踐場域，更是形塑群眾政治覺悟、組織勞動者與受壓迫者的重要工程。
隨著世界資本主義深刻而有機的危機，我們相信這樣的介入機會將逐漸增加。我們需要高舉「基層政治」的旗幟，深入勞工群眾和受壓迫者，為建立左翼群眾工人政黨奠定基礎，更是在勞工階級和社會大多數人的控制和管理下，為實現社會主義改造奠定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