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們對中國兩會後的各種政治與社會現象進行了匯總、分析，簡而言之，當時我們認為雖然中國遇見了地產危機及來自美國的圍堵，但其仍有機會撐過這些困境，但同時也要面對國內群眾的不滿情緒演變為社會運動之可能。這篇文章將對2024年的變化進行同樣的匯總與分析。
過去一年的中國可以總結爲「你的内政比較空虛，但是你的貿易與外交彌補了這一部分」。經濟上的隱憂、青年失業問題沒有明顯改善，但是外交上，一方面是中國政府於出口產業的長期投資成果發酵，使歐美國家對中國商品的憂慮提升；另一方面是於巴勒斯坦問題與綠色產業發展中，中國在道德形象上更加正面，致使其將來的外交競爭潛力提升。
經濟隱憂繼續：見頂？
中國本身的經濟榮景從1970年代改革開放以來，已經經過了50年，市場發展儼然成熟，國家成長空間已經下降。去年的中國情勢匯總就曾經介紹過中國經濟的負面因素：需求（demand）、人口結構（demographics）、債務（debt）。簡稱3個D。過去一年，這些因素沒有顯著的改變。因此，學者Michael Beckley提出了新的關鍵字：中國經濟是否已經見頂（peaked）。
見頂這個詞值得玩味。按照狹義的標準，見頂的意思應該是中國經濟已經達到了成長的終點，接下來會進入像日本的0成長或甚至萎縮，然而這種解讀似乎不現實，畢竟雖然有下修和灌水的疑慮，中國2023年之GDP成長率仍有達到5%之高，依舊與所謂的0成長存在許多距離；另一方面，如果這指的是中國的經濟成長減弱，那這種現象早就持續了十幾年。從2007年的14%成長到今年的5%，不是什麽新的現象，所以這個詞真正的含義其實是競爭、比較的語境。即：中國的經濟不可能超過美國成爲世界第一，或是開始落後，反而被別的新興經濟體如印度趕上。
近年來，中國有著大量的資金外流現象，光是去年的流出額就高達了687億美元，然而我們必須研究一下流出的原因，才能確定其影響。大部分媒體都會提出資金移出中國之原因是出於對地緣政治的不穩定性憂慮，例如貿易戰或兩岸衝突因素，因此部分產業資本選擇所謂的「中國加一」策略，藉由部分轉置產至一些如印度、越南等非中國之新興開發中國家，借此對沖地緣政治風險，但這並非是由於中國本身經濟嚴重衰退而產生之理由。事實上，根據NIKE等與大中華地區密切聯繫，並也採取中國加一策略之企業的財報都顯示，雖然中國近年來產生了消費成長疲軟，但其去年總營收仍是成正數成長；反倒是歐美市場先前因升息浪潮而消費萎縮，到了去年才恢復部分水準。
而另一項很重要的原因則是利差問題，在美國這幾年來的高利率政策和中國維持低利率政策交互作用下，同時再綜合習近平的共同富裕管制政策，許多中國資金也選擇轉往投注於外國的投資標的。然而這之於中國產業發展而言可並非是一項全然的壞條件，甚至是一種必要之惡。中國政府與大部分先進歐美國家的差異在於，其會透過低利率政策維持本土產業不斷發展，並不斷灌注資金至其中，致使其競爭力能快速趕超許多歐美企業，如中國電動車廠比亞迪超越了特斯拉；這也是為何近年來部分外資大廠選擇撤出中國之原因，因為中國政府投注的企業也已經成功競爭掉他們的市場，例如亞馬遜於2019年的撤出，原因是其市場被京東奪去。
中國近年來的經濟成長很大程度依賴出口，中國央行的低利率保證了傳統重工業（尤其是鋼鐵、水泥）在失去房地產行業的帶頭作用下仍然能夠運轉。具有戰略地位的「新質生產力」產業除了貨幣政策支持以外也得到2024年政府報告的重點關切。中國國務院「戰略性新興產業」目錄、工信部「未來產業」文件中列舉被認爲有戰略地位的產業包括5G、高鐵、電動車、光刻機、機器人、核能、太陽能板、風力發電……等。中國政府企圖加大投資利潤率較高的新興產業，占領世界市場，吸收青年勞動力。而從目前的情況來看，中國也確實在這些領域上取得了成功，電動車、太陽能等綠色領域已經占據世界領先地位，並寄望借此發展，為中國建立新興就業機會。而在傳統勞力密集產業，中國也通過高度自動化而沒有失去領先地位（紐約時報），並讓秉持新自由主義教條的歐美國家無力地罵道這是場不公平的競爭。
然而更細緻的看待，中國的成功也蘊含了危險。一方面來說，雖然中國政府為實業生產不斷注入活水，但基層群眾卻無法於其中分一杯羹。自2017年起，中國的吉尼係數就一直維持於0.47左右，仍超越已開發國家平均值0.315許多，再考慮到當前利差問題仍存，中國人民的消費力很可能因人民幣走弱而繼續疲軟，基層群眾將提升對政府的不滿情緒，除非內循環的完整願景可以在人民消磨完耐心以前就成功實現。
然而關於內循環及消費力問題，房地產在恆大、碧桂園等企業破產重組後持續低迷。由于中國許多中產階級使用房產作爲資產保值與升值的金融產品，房地產行情低迷引起了這些中產階級的資產縮水，相應的導致他們的消費能力減弱。McKinsey針對中國消費者的調查顯示中國消費大多回到疫情前水平或略微提升，但是確實以出口推動的GDP成長大多沒有轉化成消費與生活水平明顯增長。中國政府自己也承認它試圖打造的國内消費市場存在困難。
在另一方面來說，認爲無法在這些領域與中國正面競爭的發達國家會走上貿易保護主義。產能上的競爭也會導致中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的摩擦加劇，或甚至不用說已經無法正面競爭，貿易戰當初會爆發的背景就是美國於歐巴馬執政末期為了避免中國有可能取代自身霸權地位而發生。目前工業集中在中國而不是佈局國際性的合作，導致中國更容易在國際貿易問題上被孤立，引發更多的國際摩擦。當然，經濟只是一個國家總體國力的一部分，即使中國經濟一時超越美國，也不代表兩國之間的競爭就分出勝負。然而保護主義的競爭問題，我們也要在接下來繼續提到。
中國的經濟發展暗藏著諸多危險（圖：Yale Insights）
中美摩擦加劇，美國逐漸孤立
最頑固的鴿派也會承認，中美圍繞貿易、科技、外交乃至軍事的競爭將會加劇並尖銳化。
在貿易與科技方面，正如前所述，中國在傳統製造業與前瞻性產業兩方面都取得不少成績。電動車行業，中國的本土企業比亞迪已經超越了過去領先的特斯拉、中國的太陽能產品具有絕對的優勢、華為手機在中國市場幾乎與蘋果iPhone打平，來自中國的網絡服務如TikTok、Shein、Temu即拼多多也在全世界收穫了大量的用戶，所到之處也不斷引起新的爭議。中國造船、鋼鐵、水泥等行業早在疫情以前就是世界第一。
針對中國以國策推動的產業升級，美國總體應對方式是利用行政力量嘗試推動貿易保護主義、以及針對上游技術進行封鎖制裁，後者中國俗稱「卡脖子」。但是正如我們去年所寫的文章也提到，這些科技封鎖似乎並不成功。然而美國一方面不可能罷手，第二方面它的制裁力度也無法徹底，就怕因此摧毀市場秩序，所以我們看到的是一個長期性的循環：美國祭出新的一項制裁，而中國企業與政府找尋新的方式規避制裁，最終往往以美國發現制裁並不有效告終。
值得注意的是，當前中國用於突破保護主義壁壘的手段是讓許多一帶一路內之國家替中國的出口品進行轉口加工再輸送出去，從而繞過對中國進行的制裁政策，然而歐美國家卻不會選擇也對這些一帶一路國家進行同樣的攻擊。事實上可以認爲，中美兩國的經濟互相依存程度太深，任何的脫鈎與制裁都只能是小的改變，然而倘若中美彼此決意要加劇競爭關係，那麼地緣政治上的衝突將更加從中美兩國上升至一帶一路與北約先進國家產業鏈之對立。
國際外交場域也有一些變化可能性。加薩戰爭當中美國與其西方盟友對於以色列展現出來的帝國主義與虛僞嘴臉令世人憤怒，而中國雖然實際上也是以色列的重要貿易夥伴、實質上也是以色列殖民體制的獲益者，但它採取了更加中立、甚至是表面偏向巴勒斯坦與抵抗軸心的立場，這都讓中國站在了世界大部分國家的人道主義制高點，讓美國在巴勒斯坦問題上顯得越發被動、孤立。結合中國去年幫助伊朗與沙烏地阿拉伯關係正常化、以及中國與塔利班政權的友好關係，可以看見中國在中西亞地區，這個傳統美帝國主義投射力量的場域展開了影響力。此外，中國在緬甸、烏克蘭等戰爭地區保持不同程度的介入，避免直接捲入戰爭的同時獲取利益。我們尚且難以量化這些外交變化會如何轉化成實際的外交利益，但中國在第三世界國家或全球南方樹立的愛好和平與發展的形象、樹立話語權的工作似乎運轉良好，一方面將有可能弱化美國作為世界警察之合理性，另一方面也或許是為了使中共於2019年在反送中抗爭的殘酷鎮壓及新疆種族迫害之獨裁形象得以被淡忘。
台灣是中美博弈的重要議題。2024年總統選舉的結果可以視爲是親美勢力的險勝洗牌（請看我們的文章：2024總統大選結束－民進黨脆弱且不穩定的勝利）。台灣會保持親美而不是在中美之間保持等距的路線，中國對此的具體反應應該會等到520以後，但是總的來説，臺海戰爭似乎暫時不在日程表上。值得一提習近平在2024年初接見了台灣前總統馬英九，通過這個場合表達了軟性懷柔的姿態。
南海與菲律賓的美國駐軍是中國海洋戰略的重大挑戰。2023年，中國在台灣、南海、釣魚臺島、中印邊境等領土爭端地點廣泛使用「灰色地帶」的策略進行鬥爭。如果處理不當，台灣以外的地方都有可能產生新的摩擦甚至引發局部衝突。但是一方面其他國家願意對中國展開大規模戰爭的可能性很小，另一方面中國也不會希望輕易打破它在全球南方樹立的「不稱霸」的「人設」。所以發生劇烈衝突的可能性不大。
中美圍繞貿易、科技、外交乃至軍事的競爭將會加劇並尖銳化（圖：AP）
中國群眾情緒檢視
去年的文章重點介紹了中國青年的失業與躺平現象，這個現象過去一年並沒有明顯好轉。中國統計局於1月重新發佈了青年失業數據，但是改變了公式，排除在校學生，因此數據顯得好看了一點。截至3月失業率是15%，但是正如我們之前介紹的，考研、考公是中國青年很普遍的避免失業的一種策略；而且爾後於年中，中國青年失業率則創歷史高點達到21.3%，雖然此比率在年末時降低至14.9，但是這方面仍然不容樂觀。中國政府的其中一種因應方式是鼓勵農村戶口的青年回到家鄉，由一些地方城市政府提供紅利吸引鄉村青年回鄉。這種做法背後的政治社會學理由很容易理解，是爲了避免大量失業青年聚集在大城市，產生社會運動的風險。
另一個逃離這個困境的選項就是物理上的離開中國，網絡俗稱「潤」。2023年，中國有208萬人流出，這部分除去先前提到的資金持有者出逃外，也有許多人推測其中有眾多青年勞動力移至附近國家尋求更好的就業機會。另外，去年也有24,000個中國人穿越重重險境通過南美洲與美墨邊境進入美國，是過去10年移出人口的總和，引發美國社會的震動。
這當然顯示了中國的經濟困難導致有一部分的人竟然願意鋌而走險，而進一步的來說，這種移出也很可能是一種對社會現實不滿的消極對抗辦法。我們可以觀察到過去一年沒有與白紙運動類似的大規模群衆運動出現，以前流行的一種説法是，中國政府一旦無法提供高速的經濟成長，那社會必然出現動亂，然而這個説法在過去一、兩年出現的進一步前提下，也就是像白紙運動這樣一場大型抗爭若是因策略錯誤或是物質實力不足，結果未能達到任何實際成果，那麼群眾也會對運動失望，轉而投向消極手段。
很可惜的，由於中國尚未存在一個強大左翼組織得以領導抗爭群眾，並賦予其一個確切的綱領目標，白紙運動及一切小至起於封控政策，大至對中共獨裁整體之不滿情緒無法被集中成一股革命力量，因而當封控政策放緩後，不滿情緒難免發散及消極化，然而由於高吉尼係數、獨裁統治等現狀仍存，這股情緒就只能轉化為外移和躺平主義來逃避現況。這個道理我們在過往已經提過，在如今則是從白紙運動的後續發展得到進一步印證。
總結
當今的中國，處於一道二元壓力之間的緩衝期，一方面是在投資本土產業表現亮眼的同時，也不斷加強出口、對抗歐美保護主義，來藉由此績效補救因房地產危機造就之經濟缺口；另一方面是雖然現前中國境內尚無大型群眾運動的爆發可能性，但中共政府仍需盡快透過加強內循環願景及共同富裕目標來緩解國內消費力疲軟和各項不滿情緒。
雖然如上所述，一場大型群眾抗爭的組織是尚有距離的，但向此目標前進仍是具有現實性的願景。中共政府現前的狀態就是在與時間賽跑，倘若貨幣走弱、失業率上升等因素無法在接下來幾年解決，大規模群眾運動就必然會有孕育空間。我們也依舊呼籲凡是反對中共獨裁的受壓迫者及有志之士能夠來認識並接受左翼的政治綱領，一同以工人階級的聯合抗爭作為對現實問題之唯一解方。
隨著當今美國於中美政治角力中，由於暫時無法有效控制中國出口能力及在巴勒斯坦問題上之日漸失利等等負面條件，我們也不難想像美國將於未來使用更激進的手段強化對中國的競爭（例如將對中國的保護主義攻擊上升至一帶一路國家之中），以致北約與一帶一路國家之基層人民也將面臨更加激化的帝國主義壓迫，為此也加強了我們當今組織世界工人階級運動的迫切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