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大反擊運動」（Workers Strike Back）的領袖克莎瑪·薩旺特（Kshama Sawant）宣布將參選2026年華盛頓州第九選區的美國國會期中選舉，挑戰現任民主黨籍眾議員。
克莎瑪曾取得經濟學博士，致力於研究農村與勞工問題。於2014年至2024年擔任西雅圖市議會議員，代表「社會主義替代」（Socialist Alternative, SA）參政。她於2024年離開該組織，創立「革命工人」（Revolutionary Workers），並且現正領導更廣泛的「工人大反擊運動」。這對美國左翼而言，是一項重要的政治發展。以下文章轉載自她的競選官網 kshamasawant.org。
在資本主義體制下，多數時間裡，工人階級都沒有真正的政治代表。不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基本上都服務於億萬富豪的利益，並且骨子裡都是戰爭販子。
我擔任西雅圖市議會社會主義議員的這十年，走出了一條完全不同的路。我和我的社會主義同志，顛覆了民選公職的刻板印象。我們拒絕把這份工作看作是在民主黨與商會之間進行密室協商，只為了協助管理資本主義國家的工具。
相反地，我的社會主義市議會辦公室是為工人階級而戰的。我們迎戰大企業與民主黨的針鋒相對，並一次又一次地獲得勝利。
卡莎瑪的歷史性勝利：贏得了美國主要城市中第一個每小時 15 美元的最低工資，從而引發了全國性的「爭取 15 美元」運動
作為社會主義者當選議員的歷史性勝利
我第一次參選西雅圖市議會是在2013年，當時我主張將最低工資提高到每小時15美元（當時被譏為「烏托邦」），向富人課稅，並推動租金管制。不同於其他「進步派」團體和政客，我很快真正兌現了我的承諾。
在我首次當選不到六個月後，我們就成功讓西雅圖成為全美第一個實現基本工資15美金的大城市，這個數字現在因為調整通膨的機制已升至每小時20.76美元，是全美最高。也正是在我們勝利之後，「爭取15元運動」（Fight for 15）開始席捲全國。
正如《瓊斯媽媽》雜誌（Mother Jones）所指出：「誰能想到一個孤單的托洛茨基主義者，竟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顛覆美國人對『合理工資』的共識？《紐約時報》在2013年寫道：『沒有人預料到克莎瑪·薩旺特的憑空出現。』」
2020年，我們贏得了制定亞馬遜稅（Amazon Tax）的勝利，每年從本市最富有的企業籌得數億美元，用來興建可負擔住宅。沒錯，即使在他們的大本營，也有可能打敗亞馬遜。
我們也贏得了一系列租屋者權益的勝利，包括限制過去高額的入住費、規定延遲繳租罰金不得超過10美元、租金調漲需提前六個月通知。針對租金上漲超過10%的經濟驅逐行為，強制房東支付三個月的租金補償給被迫搬離的租戶。冬季驅逐禁令，以及禁止在學年度中驅逐孩童與公立學校教職員。
這些勝利引發企業房東的強烈反彈。西雅圖一位地產遊說代表（他是前市長珍妮・杜肯的弟弟）抱怨說：「我們花在遊說市議會的每一分錢，都因為『克莎瑪·薩旺特的游擊隊』而白費。」有時候，敵人給的稱讚最為中肯。
我們之所以能勝利，是因為我們從不寄望於改革民主黨（或共和黨）的失敗策略，也不期望靠道德勸說去打動那些政客。問題在於，他們根本就沒有多少道德。即使某些政治人物原本有良善初衷，他們的政黨高層也會確保那不會持久——不是讓他的道德隨風消逝，不然就是讓他本人走人。
我在未曾敗選、連任四屆之後離開市議會，創立了「工人大反擊運動」（Workers Strike Back）。此後，西雅圖的民主黨便致力於推翻我們工人階級所贏得的一切成果。
但我們的組織成功擊退了他們的兩次攻勢——去年他們試圖削弱歷史性的最低工資法案，而就在上週，他們試圖修改市政倫理法來破壞租屋者權益，我們也成功打退了他們。
這種抗爭策略現在急需擴展到全國，包括美國國會。像AOC和伯尼・桑德斯這些進步派民主黨人，早已屈服於本黨的企業利益與戰爭販子路線。工人階級需要有勇氣的代表，願意利用自己在體制內的位置，協助群眾運動，終止種族滅絕與所有美國對以色列的軍援，擊退對公共資源的掠奪，並爭取全民健保（Medicare for All）與每小時25美元的聯邦最低工資等正面訴求。
這正是我創立「工人大反擊運動」的原因，也是我決定參選、挑戰民主黨籍現任議員亞當・史密斯的原因。就如同我曾經透過參選市議會，來為15美元最低工資與亞馬遜稅案造勢，我也將透過國會選舉，來推動反戰運動，以及展開一場歷史性的全民健保爭取戰。
如同我過去十年在西雅圖代表工人階級時一樣，如果我當選國會議員，我將只領取一名普通工人的薪資，剩餘的六位數年薪全數捐出，支持工人與社會正義運動。
卡莎瑪的主張：每年數億美元用於興建平價社宅，資金來自對大企業徵稅
民主黨、共和黨與種族滅絕
儘管主流媒體普遍低報與系統性忽略，醫學期刊《刺胳針》（The Lancet）估計，加薩的死亡人數在去年9月就已超過33.5萬，如今可能已超過40萬。自今年3月以來，以色列重啟種族滅絕攻勢，每天至少有100名加薩兒童受傷或喪命。整個加薩已被夷為平地。
民主黨與共和黨早就道德破產了——他們全力支持以色列政權，對此時此刻這場正重演的大屠殺負有完全責任。若不是他們批准數十億美元的美國國家資金，這一切根本不會發生。
但我們不該感到意外。民主黨與共和黨的歷史，就是一部不斷推動戰爭的歷史。
根據布朗大學（Brown University）的研究，自9/11以來，美國國會兩黨花費超過14兆美元用於戰爭。其中三分之一到一半的資金最終流入軍火承包商，而這些公司又會反過來資助他們最愛的民主黨與共和黨政客的選舉。
亞當・史密斯雙手沾滿鮮血
我在華盛頓州第九選區的對手——民主黨籍國會議員亞當・史密斯，自1997年以來一直擔任此職，他是軍火工業的寵兒，雙手沾滿鮮血。
史密斯從來不錯過任何當戰爭販子的機會。他全面支持加薩的種族滅絕行動，並將反對種族滅絕的抗議者污名化為「極端分子」與「左翼法西斯」，要求逮捕他們，甚至將其行動比擬為2021（右派）的國會山騷亂。
他還背負著一項可恥的紀錄——他是現今僅存的五位曾於2002年投下贊成票、支持入侵伊拉克戰爭的民主黨籍國會議員之一。他也支持過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葉門的戰爭，以及目前血腥的帝國主義代理人戰爭——烏克蘭戰爭。
將近三十年來，史密斯一直受軍火販子的青睞，包括洛克希德馬丁、波音、通用動力、雷神、諾斯羅普・格魯曼、Palantir、General Atomics和 Kymeta等。
2016年，有一項法案旨在阻止美國向沙烏地阿拉伯轉讓集束炸彈（一種用於大規模無差別殺傷的可怕武器），用以攻擊葉門人民。他是16位投票反對這項法案的民主黨人之一。事後，他獲得了集束炸彈主要製造商 Textron 的大筆捐款作為「獎勵」。
2021年，作為眾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史密斯驕傲地推動了一項高達7,680億美元的國防預算，這是當時美國歷史上最高的軍事預算，比拜登總統所要求的還多出250億美元。
史密斯不只是聽從國會鷹派命令的「大頭兵」，還是發號施令的「將軍」級人物。他是眾議院軍事委員會中最具影響力的成員之一，帶頭資助加薩持續進行中的種族滅絕。
他深受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AIPAC）、猶太復國主義主義遊說集團、軍火工業與億萬富翁階級的喜愛。AIPAC 是他去年最大的金主，截至目前他已從猶太復國主義主義遊說團體獲得近50萬美元的政治獻金。
2014年夏天，我利用市議員職權，不僅親自參加抗議以色列無差別轟炸加薩的遊行，還起草了一封公開信，呼籲全面終止美國對以色列的軍事援助、停止支持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領土上的非法屯墾區與佔領行為。相同時期，史密斯卻熱情支持以色列的「鐵穹」（Iron Dome）飛彈系統——這正是以色列對巴人進行屠殺的關鍵武器之一。
在2023年10月與11月，我卸任前最後的市議會工作之一，是推動並通過全美當時最強力的市政決議，要求加薩停火並全面終止美國對以色列的軍事援助。而就在那同一時刻，史密斯則是拜登核心圈的一員，瘋狂主張提供超過1,000億美元的軍事援助給以色列，還有烏克蘭的帝國主義代理人戰爭，而不是將資金用來支援正深陷生活成本危機的勞工與群眾。
史密斯是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委員會 (AIPAC)、猶太復國主義遊說團體、軍火工業以及億萬富翁階級的寵兒。 AIPAC 是他去年最大的資助者，迄今為止，他已從猶太復國主義遊說團體 獲得近 50 萬美元的資助。
企業鷹犬史密斯
亞當・史密斯是美國國會與參議院中最親企業財團的民主黨政治人物之一——甚至在民主黨中也是個中翹楚。
他對華爾街忠貞不渝。早在1990年代，史密斯便是民主黨發動新自由主義攻勢、全面向資方輸誠的重要一員。事實上，民主黨從來不是工人階級的政黨，但在柯林頓執政期間，該黨開始更加露骨地攻擊工人階級與勞工運動。而新自由主義的初始轉向與對勞工生活水準的全面攻擊，其實更早可追溯至卡特政府，當時美國資產階級為了應對戰後繁榮期的結束而調整政策方向。
小布希時期，史密斯進一步推動民主黨向右轉。他曾擔心地表示：「太多民主黨人總是說：投我一票，因為石油公司或大通銀行在剝削你。」他的建議是：民主黨應該削弱自己與共和黨的對比。他甚至認為民主黨應該考慮推動健保（Medicare）私有化，並批評部分民主黨人對共和黨的提案反應「過度敵對」。
如今，隨著「全民醫療保險」（Medicare for All）在美國獲得廣泛民意支持，史密斯有時也聲稱自己支持該政策。但這不過是民主黨一貫的伎倆——表面上支持進步主張，實際上卻毫無意願真正推動。
史密斯深得保險業CEO的信任。反對全民醫療保險最力的企業——如 Humana 和 Cigna 等知名健康保險公司——都曾為他的選舉捐款。他還獲得「美國健康保險計畫政治行動委員會」（AHIP PAC）資助，該委員會曾於 2009 至 2010 年間砸下超過 1 億美元給美國商會，試圖阻撓歐巴馬政府推動的有限醫改。
2008年10月金融海嘯期間，史密斯投票支持對大銀行進行紓困方案，同時可恥地放普通民眾自生自滅。之後在歐巴馬時期，他再度支持延續這類為華爾街開綠燈的政策，完全犧牲工人利益。
史密斯主張民主黨應更親資、右轉的立場，至今依然堅定不移。去年11月，在民主黨慘敗於川普之後，他在《福斯新聞》表示：「如果你想對抗川普，我建議你一句話都別提他。」同年12月，他還與一位支持川普的西雅圖播客主持人一同露面，批評自己黨的「極左政策」，聲稱正是這些政策讓川普得以勝選——當時事實上拜登與賀錦麗正試圖以更右傾的立場搶奪川普選票。一位右翼評論員甚至說：「他聽起來比很多共和黨人還共和黨。」值得一提的是，馬斯克的政治獻金基金會 自 2010 年以來每一場選舉都為史密斯提供資金。
也正是因為民主黨右傾，才讓共和黨得以變本加厲地攻擊工人、移民、反戰運動、跨性別者、貧窮者與其他受壓迫群體。
保持沉默、讓像亞當・史密斯這樣的民主黨政客繼續掌權，是不可能阻止右翼攻勢、打敗川普的。我們必須善用一切手段：群眾抗爭、罷工行動、公民抗命，還有像我這樣的獨立選舉運動，來對抗這些戰爭販子與企業政客。
勞工運動更應與億萬富豪資助的兩大黨徹底決裂。過去三十多年，大多數工會領導人持續不附帶任何條件地支持民主黨（有時甚至包括共和黨）。然而，多數民主黨人卻屢屢背叛工人。史密斯也不例外——他自進入國會以來，已從工會獲得超過 50 萬美元的捐款，但卻一次又一次出賣勞工，包括在 2022 年投票支持打壓鐵路工人罷工。工會領導階層對史密斯容忍至此，讓他得以偶爾做些姿態，卻實際上始終是民主黨內阻撓任何有利工人的實質進展的最有效的勢力之一。
立即實現全民醫療保險——向富人課稅！
全民醫療保險（Medicare for All）的支持度正創下歷史新高。所謂「進步派」的民主黨人幾十年來都在談「單一支付者制度」或「全民健保」，但每當有機會真正推動，他們卻總是中途撤退。
這絕非偶然。對像普拉米拉・賈亞帕爾（Pramila Jayapal）這類「進步派」政客而言，在共和黨掌權時（例如現在）打出全民醫療保險旗號，是一種廉價又容易的政治表態——正因為他們知道這樣不會有實質推動。他們的口頭承諾實際上只是用來欺騙工人，讓工人繼續留在這個政黨內的手段。
我這次參選國會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在華盛頓特區全力爭取全民健保，同時，也會在西雅圖發起一項公投提案，為「免費醫療」積極造勢。
我們成立的「工人大反擊運動」剛啟動了一項名為「免費醫療現在就要」（Free Healthcare Now）的全國性行動。繞過兩大政黨，透過地方公投提案爭取免費公共醫療，由富人課稅支付。
在西雅圖，我們正籌備於2026年提出公投提案，向市內最富有的大企業每年課稅約50億美元，以資助全市居民的免費醫療。這項提案將擴大我在市議會任內於2020年與工人和「BLM」運動共同推動的「亞馬遜稅」。
這是一種打破當前僵局的戰鬥策略。如果我們能在一個或多個城市或州勝出，就能如同攻城槌般打開全國推動全民健保的大門。加拿大的全民健保體制當初正是以這種方式實現的——從薩斯喀徹溫省（Saskatchewan）起步，最終推廣到全國。那場鬥爭也伴隨著一個新的工人政黨的誕生——合作聯邦聯盟（Co-operative Commonwealth Federation）。
全民健保與其他多數進步政策一樣，擁有廣泛民意支持，但年復一年都無法推進。為什麼？因為所有人都知道，民主黨（如亞當・史密斯之流）與共和黨都是由健保產業、大藥廠和億萬富豪階級掌控的。
要贏，我們就必須反過來對這些億萬富豪的政黨發起攻勢。我們需要建立一場獨立、堅定、有組織的全面抗爭，並為成立一個真正代表工人的新政黨鋪路。工人階級對兩大黨都已感到厭倦。根據民調，多數美國人認為兩大政黨都不代表自己。去年選前，三分之二的人認為國家「正在走錯方向」，而川普的「蜜月期」也創下史上最短。無論白宮的川普，或國會的民主黨，其支持率都已跌入谷底，這再合理不過。
向富人鬥爭
我們需要建立一場有組織、有團結的工人階級運動，來系統性地對抗操控社會的超級富豪。我們的目標不只是爭取當下的激進改革，更要推翻億萬富豪及其整套體制。
除此之外，我們別無選擇——要不是徹底改變，就是讓人類與地球陷入災難深淵。否則，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未來，只會是一場地獄般的景象，從氣候災難到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威脅皆然。
我們要為以下訴求而戰：全民健保、每小時25美元的聯邦最低工資、停止大規模驅逐出境、全民擁有工會好工作、全國性的強力租金管制、以及大規模擴建高品質的社會住宅，資金來源皆來自向富人課稅。我們要將大型能源企業收歸民主公共所有，加速向可再生能源的轉型。
如果我們想要改變現況，工人階級必須認清誰是我們真正的敵人。我們的敵人是億萬富豪與資產階級，他們的機構、政黨，以及那些假裝支持工人、實際上是緩衝閥與看門狗的人。
我們同時也要認清誰不是敵人：其他的中產階級、工人、無家可歸者者、移民、跨性別者、普通的民主黨或共和黨選民、獨立選民、甚至是政治冷感者，都不是我們的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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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需要強硬的戰鬥運動
在資本主義社會下，富人掌握絕大多數的財富，同時也掌握政治人物，這一點毫不意外。
這也是我為什麼是個社會主義者。因為我們需要一個根本不同的社會制度——一個由工人階級主導、為工人階級服務的社會，而不是為億萬富豪服務的社會。
在這個全球最富有的國家裡，所有人都應該享有免費醫療，這再合理不過了。大學教育也應該免費，優質且可負擔的住宅應該是所有人的基本權利。
但如果我們不組織起來、發動數百萬人行動，我們不可能贏得全民健保、國會席位或任何其他訴求。我們在西雅圖的經驗證明，只要工人階級站出來，就能擊敗富人與他們的政治代言人。正如我們與亞馬遜與西雅圖企業菁英鬥爭十年以來所說的那句話：
「敢拼，就能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