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的罷工
10月20日，擁有110萬成員的南韓最大工會「民主勞動組合總聯盟（KCTU，簡稱民主勞總）」發起了一次總罷工。在此之前，KCTU指出這場罷工獲得了50萬人以上的響應，其罷工訴求包括：（一）終止所有非典勞動，全面修改南韓的勞基法；（二）在產業轉型提供工作保障，並在危機時期提供勞工更多決策權；（三）重點社福產業──包含醫療、健保與教育領域──國有化。
最終，罷工規模雖然沒有達到KCTU原先所預期的50萬人，但在南韓13個城市中，仍然有超過8萬人走上街頭參與罷工爭取民主權利，且光是在首爾就有2萬7,000人響應。
由此，我們可以約略建構出上個月南韓罷工的大致樣貌。具體來看，這次罷工的三大訴求有著相當程度的進步性，工人們並不只是要求擴大勞權，還試圖爭取更高的勞工決策權、就業保障，甚至是重要產業的國有化。
在全球疫情所帶來的經濟衝擊下，這樣的訴求固然是相當進步的，但要想正確地理解這些訴求，那勢必也得對南韓的社會與經濟不平等進行考察。也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更了解當前南韓工人的憤怒根源究竟為何。
充滿剝削的南韓職場
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CED）的報告，南韓每位勞工平均一年的工作時數在全球排行第三，是發達國家中最高的。儘管南韓政府曾在2018年象徵性地減少工時上限，將最高工時從68小時下修至52小時，但中小企業的反彈仍然十分劇烈[1]，南韓中小企業聯合會甚至表示，這將會使企業需要再增雇44萬名員工。直至2021年，仍有高達83%的南韓勞動者受僱於中小企業之中。
這使得政府被迫開放中小企業主得以在2022年12月以前，與員工簽訂每周60工時的加班協議，此舉無疑是加大了勞工在職場上的壓力。
2020年因為全球疫情大流行而造成的失業率飆升問題，也使得南韓勞工必須負擔更多的工作。調查顯示，去年4月至6月間有120萬名勞工表示一份收入並不足夠，彰顯了零工經濟帶來的非典型勞動正在惡化原先就已缺乏保障的南韓傳統就業市場。今年10月的數據證實，南韓臨時工的比例已來到38%的歷史新高，主要年齡層分別為60歲以上（29.8%）與50歲（20.7%）以上。越來越多勞工──無論是青壯年還是中高齡──為了維持生計，必須承擔更多的臨時工崗位。
疫情牽涉的不僅是非典型勞動，還包括公共醫療體系的高負荷。早在疫情之前，南韓醫護人員就必須經常性的面對過勞與高工時等問題[2]，當疫情爆發後，這些醫護人員也承受了巨大的工作壓力。去年7月的調查顯示，1,112名專業醫療人員有62.9%因疫情工作而感到疲憊，且有16.3%表示需要立即的心理援助。與之相對的是南韓公共衛生資源的日益縮水，2018年所統計的15萬名醫生中，僅有1萬6,000千名醫生在公共醫療機構就職。OCED的報告指出，南韓公立醫院的床位數是已開發國家中最低的，佔比僅為10%，這在在顯示南韓的公共醫療資源並不足以在疫情期間提供完善的服務[3]。
因為全球疫情嚴峻，各國的物流需求都大幅提升，結果就使得物流勞工工作量與工時大幅增加。同樣的情況自然也發生在南韓，外媒《INSIDER》於3月發布了一篇關於南韓外送員的報導，內文指出疫情期間共有17名外送員死於過勞，且這些外送員大多缺乏完整的勞權保障。與之相對的是南韓兩大物流公司──分別是CJ物流與韓進集團──的獲利增長，其中CJ物流光是在2020年的利潤就增長21%[4]，而韓進集團的利潤率甚至達到35%。
基於以上種種剝削，「南韓全國快遞工會」在今年6月9日以4,901張同意票的結果發起無期限罷工，其中同意比率甚至高達92.3%。儘管這場罷工最後經過勞資協議而結束，但因為南韓的法律規範並不完善，諸如罷工而生的貨物運送延遲問題並不能完全歸屬於快遞公司，因此彼時民眾對勞方罷工的批評與控訴也使工會與勞工承受了相當大的壓力。
這樣惡質的勞動環境，也反映在10月的罷工中。罷工者穿上了電視劇《魷魚遊戲》的招牌服裝，以此諷刺他們夾縫中求生存的悲慘處境。來自於高壓工作環境的壓力，使南韓成為OCED國家中自殺率最高的國家，更使絕大多數成年人的心理壓力被工作所綁定。
失能的教育系統
除了職場上的血汗剝削外，我們還得討論南韓教育的不平等與失能。
OCED的統計數據表明，當前南韓25-34歲的青年有將近70%受過高等教育，但是南韓的教育體制仍存在巨大的不平。報導指出，光是2016年至2017年，南韓私立教育的總支出增長就已接近6%，這代表越來越多南韓家長把學童送往昂貴的私立學校就學。
南韓政府的資料也證實了這一趨勢，2019年每位青年學生在私立教育體系中的平均月支出已超過32萬韓元，這個數字是七年來的增長新高。
這不僅反映出當前南韓公共教育資源的稀缺，也呼應了前述的南韓血汗職場生態系，父母為了讓子女有機會能得到更好的工作，不惜擠破頭也要讓子女被訓練成更會考試、更會寫題目的機器。這樣的情況也產生了劣質的補習班文化，某些非法補習班甚至會向家長收取每約500萬到1,000萬韓元（約10至20萬台幣）的費用。
住房問題
惡劣的工作環境、稀缺的教育資源，還不是南韓最大的噩夢，我們還必須延伸到住房問題的討論。
就像電影《寄生上流》所詮釋的，南韓勞工與青年要想在都市中買房，實則上是相當困難的一件事。過去五年來，雖然總統文在寅曾試圖透過多項監管手段──諸如提高資本利得稅和財產稅──來抑止房價上漲，但南韓的平均公寓價格仍上漲了 70%以上。
只增不減的高房價無疑加重了基層家庭的壓力，2021年南韓的房價上升達14.3%的同時，平均家庭債務也增長了10%。專家分析道，2020年以後的房價上漲將導致房屋價格超過南韓家庭年均收入的10倍以上。在首爾等都市地區，同期的房產飆漲問題則更加嚴重，這使得首爾的居住問題遠遠超過新加坡、香港和北京等亞洲城市。
脆弱的勞動保障、低薪資加上高房價，讓基層家庭難以積攢儲蓄來購置房產。根據2019年南韓居住狀況的調查結果來看，南韓的房屋自有率僅58%，等同10戶家庭中有4戶是靠租房為生。
抗爭與鎮壓
巨大的社會不平等，使得南韓勞工在應對其餘的社會困境時變得更加無所適從。因此，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本次罷工會有許多相對進步、激進的訴求，因為無論是在勞動崗位、非典勞動、教育還是住房，南韓勞工所受到的壓迫已長期根植在南韓的社會結構中。最終，疫情成為了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使得部分激進化的勞工抗爭情緒被徹底引爆。
針對醫護人員不夠的問題，勞工們在總罷工中要求政府增雇100萬名護理勞工並擴大公共醫護資源，藉此減少群眾到昂貴的私人診所就診的誘因。面對過度飆漲的房價，罷工者也相應要求將公共住房的比例從5%上升至50%。
可是，面對這場爭取民主的勞工運動，南韓政府的反應是什麼呢？
早在罷工前夕，文在寅政府就曾以疫情為藉口，其不僅對KCTU施壓，更禁止工人上街遊行與罷工，而行政安全部部長全海哲（Jeon Hae-cheol）甚至放出狠話，表示將按照「零容忍政策」來對罷工行動採取嚴厲手段。事實上，早在今年9月，KCTU領導人楊京洙（yang kyung-soo）就因為在首爾舉辦多場集會，被該地法院以違反《集會與示威法》和《傳染病預防及管理法》逮捕並起訴。然而依據外媒的報導，楊京洙所舉辦的集會非但是為了解決疫情所帶來的不平等問題，且後續事實也證明這些集會與疫情傳播毫無關係！
從以上資料可以看出，文在寅政府所傳遞的政治訊號是相當強硬的，政府一方面以「防疫」為由禁止工人運動，另一方面則可能對罷工者實行秋後清算──即使KCTU在活動現場要求勞工們遵守社交距離、戴口罩和量測體溫，但國家機器的鎮壓仍會隨時使這些勞工受到審判！
抗爭的星火
這場由KCTU所舉辦的總罷工，不僅反映了當前南韓工人在疫情下舉步維艱的困頓，也突顯了勞工們所蘊含的巨大憤怒，而這種憤怒的星火勢必也會再次被點燃。
在10月底的罷工後，KCTU旗下的貨運工會「南韓貨物連帶本部」也在11月25日宣布舉行為期3天的罷工。據南韓警方的統計，這場罷工共得到超過5千名勞工的響應，範圍涉涵蓋了貨運工會的16個支部。這場罷工源自於油價上漲所引發的收益減低，貨運公司要求這些貨運勞工必須超載貨物甚至超速運行，藉此來彌補逐漸走低的運費收益。因此，貨運工會除了要求提供最低生活保障之外，還包括要求工傷保險、上調勞工運費。
這反映了南韓戰鬥性勞工在面對惡質制度時的積極態度，即使以今年來看，南韓勞工的罷工也不僅限於KCTU和貨運工會所發起的罷工，包括「HMM路上與海事工會」和「南韓衛生醫療人員工會」也都曾在今年試圖發起罷工，其動機皆與上述提到的低薪和人力不足有關。可是，儘管南韓激進勞工所展現的戰鬥性是相當難能可貴的，但依據2019年的統計，南韓勞工的工會組織率僅為12.5%，代表絕大多數的勞工仍可能受制於資方與政府的國家機器影響[5]。
進一步來看，一向敵視工運的南韓政府雖然沒有因為十月的總罷工──抑或其他一系列的罷工──而選擇讓步，但罷工運動確實也會刺激南韓進步選民對2022年3月南韓大選的反應。進步選民們可以從一次次的鎮壓現實中，檢驗以進步派自居的文在寅政府與其他保守派右翼政黨事實上都不是南韓基層人民的政黨、都不是能真正讓南韓勞動者脫離「人間煉獄」的引路人；最終，南韓的勞工大眾將會明白，只有組建一個獨立的戰鬥性左翼政黨，才能對抗資本家和大財團所操縱的國家機器鎮壓。
無論如何，充滿剝削的制度始終會讓所有受薪勞工都蒙受到越來越大的壓迫和傷害，這不僅不利於整體社會的進步和發展，還會使得原先就已有缺失的南韓福利體系更加不堪負荷。要想消滅這種充滿剝削的制度，勢必也就需要所有南韓勞工共同團結起來，共同為新社會奮戰。
[1]這些中小企業認為，縮減工時將「限制生產動能、損害業務」！
[2]這些醫護人員甚至不能要求加薪，因為這將使「工作環境充滿敵意」！
[3]國家健康保險福服務（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Service, NHIS）的Kim Yong-ik博士也曾表示，南韓需要更多公立醫院和工作人員來防範疫情。
[4]南韓媒體於今年7月的報導表示，CJ物流2020年的淨利較2019年增長超過180%，總收益達1426億韓元！
[5]如同上述提到的，因為「南韓全國快遞工會」發起的罷工遭到廣泛的誤解和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