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瓏夜夜秀最新一集聚焦身障議題，透過邀請身障者參與及對身障者團體、學者的訪談，探討身障者生活上遇到的困境及政府政策的錯誤。在節目播出後獲百萬觀看，激發廣泛討論。有留言表示「希望這議題能夠繼續擴散」、「很有價值的一集」。也有許多身障者在留言區表示感謝。
身心障礙者在工作、教育等方面權益受限，甚至遭受汙名化，形同「二等公民」。因此，本文不僅將揭露身障者在工作、交通、醫療、居家生活、教育及參政權上的困境，更要提出我們的解方。
身分取得的難題
身障者要獲得相應福利，如經濟上的補助、徵稅減免、搭乘公共運輸或購票優待及照顧機構的使用需申請「身心障礙手冊」，但據衛福部社家署公布，其過程長達一個月，包括申請、鑑定、評估及審核。自2012年起，新版手冊效期5年，2020年後永久手冊需每5年換證，否則可能失去福利，對身障者影響深遠。
由於政府規定身障者障礙程度的標準便宜行事，許多身障者因身體缺陷無法求職或遭受異樣眼光，卻因不符合認定標準，而無法獲得作為身障者的保障與協助。因此像是2020年南投一男子因工傷手指斷裂，卻因為不符「兩肢缺少三指」標準無法通過鑑定，2019年新竹一老翁中風後右側癱瘓，同樣因為不符合「喪失功能的關節超過70%」，即幾乎難以行動，也無法獲得身障手冊。據衛福部統計，台灣身心障礙者約121萬人，占人口5%。但當前政府不合理的「身障者」認定標準，也使得許多需要得到協助與保障的身障者，被排除在這一個認定標準之外，事實上、台灣的身心障礙者恐遠不止121萬人而已。
不可承受之重
就算順利取得身障者身分的法定認證，他們的生活仍難以獲得充足保障。
1、公共服務的取得困難
2023年，行政院推動5年480億計畫，包括提升身心障礙照顧機構服務、提供身障者個案服務以減輕照顧者負擔、改善服務人力待遇及提升社區照顧服務。
但多個身障者團體抗議，對於身心障礙者而言，上述計畫的執行與包括的項目不符合他們的需要，卻苦於在決策過程中，難以參與政府的討論，就算有少數願意加入身心障礙者的代表，比例也不足以改變計畫方向，違反《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中身障者參與決策的精神，他們批評政府表面遵守CRPD，實際卻剝奪身障者自主權，將其限制於照顧機構內。
據衛福部統計，在有34萬重度、極重度身障者中，入住機構者僅1.7萬，之所以如此，機構環境不佳、品質不好是重要因素。有曾住在照顧機構的身障者表示，他們就像是「住在動物園的動物」。然而這些照顧機構不僅床位嚴重短缺，更是虐待、霸凌事件叢生，甚至連過年都不能返家。另一方面，在此次抗議中，他們也批評政府在沒有身障者參與之下，強行決定該計畫，硬是要不顧身障者權益團體的批評與反對，執意要把經費投放給照護機構。
實際上，無論行政院、衛福部及各縣市政府內設討論身障議題的委員會，身障者占比僅約一成，且未充分涵蓋罕病、多重障礙等類別。有些縣市未區分身障者與家屬，或僅由團體推選，此會議既無決策權，會議又常流於形式，使身障者難與官員、學者平等討論。
就醫方面，身障者因身體因素，醫療成本居高不下。儘管政府提供費用減免與補助，困難仍存。衛福部2021年報告顯示，78%身障者需定期就醫，但常因費用高昂或文件複雜而受阻，在文獻中指出，身障者在就醫過程還需面對醫護人員的刻板印象。更不用談就醫路上的寸步難行，許多醫療機構因為缺少無障礙設施，身障者實際上難以使用。
就算在家生活，身障者也飽受困難。政府提供的「個人助理」計畫推行多年，但2023年衛福部的統計，全年個人助理僅1,084人使用，助理人數更只有748人。因此，有身障者在立法院公聽會表示，申請個人助理往往要等上3、4個月。就算成功申請助理，每月60小時的服務時間，即每天僅2小時明顯不足，若要增加時間還要自費補足，無法滿足需求。即便有居服員協助，也受限於規定，改善有限。
個人助理待遇低，如此龐大的工作量，時薪仍只有210元。更有個人助理從業者表示，由於擔心排擠其他同事，他經常每月案量不到60小時。面對一些距離較遠的身障者，還需自行承擔交通費，讓許多助理婉拒接案。
身心障礙者在公聽會表示申請補助時的困難。（圖：王婉諭國會辦公室）
2、勞動參與的困難
2014年公民行動影音資料庫報導，千障權益行動聯盟發起遊行，抗議身障者在職場上受到的歧視，要求制定專法保障身障者工作權。當時身障者的勞動參與率不到20%，失業率更超過全台平均3倍。的確，身障者求職時常因身體差異遭拒，多從事勞力工作，薪資低，升遷困難，且職場缺乏無障礙設施，職業平權仍有待改善。然而這些現象至今仍未見較大改變。根據去年勞動部的統計報告，身障者勞動參與率為21.7%，失業率仍高達7.1%，其平均薪資僅有3.1萬元，遠低於全台平均4.6萬。十年時間，身障者就業權益仍是艱困且受政府忽視。
儘管政府規定員工數超67人之私人企業須聘用1%員工數的身障者，但成效有限且難以落實，如2023年勞動部的統計，聘用身障者未達標的單位就高達1,624家，以台北與桃園來說，卻僅有31家遭開罰。可見這項規定在企業眼中，仍舊視若無睹且不痛不癢。
3、出外的困難
身障者出門更是困難重重，例如公視報導，僅管六都無障礙巴士數量大增，身障者搭乘仍遇到諸多難題，如公車常遭拒載或不友善對待；政府提供的復康巴士供不應求，台北市議員張斯綱在質詢中指出，台北復康巴士雖有328台，卻因駕駛薪資低、人手不足而閒置巴士。台北大學的研究更指出許多無障礙車位也因設計不良、供應不足或遭占用，難以滿足需求。
4、受教育的困難
身障者在教育上亦面臨許多困難，在我們過去的訪談便有提及，包括特教資源不足、教學設施匱乏及學校忽視問題。雖然政府推動融合教育，讓特殊生與一般生共同學習，但在教師和學生理解不足的情況下，特殊生經常面臨衝突甚至霸凌，爭議不斷。
5、政治參與的困難
身障者參政權推動困難，投票權更因政見發表無字幕、軟硬體無障礙設施不足等問題，讓許多身障選民卻步。伊甸基金會統計，其養護機構內500位身障者投票率僅5%，顯示身障者在限制中難以表達意見。這也變相導致當前的藍綠白三黨往往忽視了身障者的權益，因為整個國家與社會對於身障者政治公民權的不友善與變相剝奪，反過來也導致主流大黨更加不重視身障者的聲音與需求。
政府一直以來聲稱要讓身障者「自立生活」，讓他們得以過好生活，卻在他們自己提出的《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隻字未提，台灣自立生活聯盟對此感到失望，認為應有改善空間。這也展現了官僚們怠惰的態度。在他們眼中，「自主生活」不過是口號罷了。
爭取更好的生活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大多數人事實上是作為勞動力商品而存在。在政府與企業的眼中，能夠為這一個資本主義社會貢獻更多的勞動力及為資本家們帶來更多的利潤，是一個人有無「價值」的關鍵評判標準。
因此，高生產力的工人相對受「歡迎」，而無法貢獻或能貢獻的較少生產力的身障者在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社會制度下容易被忽視或拋棄。
許多身心障礙者被認為難以適應高強度或技術較為複雜的工作，但有些障礙者事實上僅僅只是無法適應資本主義企業底下的威權管理和無創造性的生產活動。例如自閉症患者雖在溝通上較為困難，但其較一般人優秀的記憶力、對細節的觀察力與對興趣事物和常規執著，讓其在設計、工程等領域有更出色的表現；ADHD患者不喜歡既有做法和被侷限，而喜好新鮮的事物，更具有創意且比一般人更有活力，同時對特定的領域能夠全神貫注，投入超乎常人的專注力。在科技、設計等領域有時反而是更受歡迎的。然而，將其訓練成一位「合格」的工人，意味著「矯正」成得以忍耐隨意、零碎差遣和要求重複且無趣的機械性質工作，以此符合資本主義企業壓榨多數勞工的勞動方式，無疑是成本過高的選擇，因此仍常遭社會排擠。
許多「去汙名化」「反歧視」口號表面正義，實則也暗藏利益，例如「精神病去汙名化」運動表面鼓勵就醫，實際卻讓患者遭受冷漠對待。有精神病患者投訴，當他被冠上「精神病患者」後，所有情緒和舉動被視為精神病所致而被放大檢視，為了不被當作病發，輕易地被視為「該吃藥」，只好更抑制自己的情緒。
此外，這種「反歧視」運動更成為藥廠藉機牟利的工具。1999年，美國輝瑞藥廠為了推銷其治療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的藥物，成立PTSD相關組織，並與記者及研究PTSD的專家聯繫。根據2009年美國參議院對「全國精神疾病聯盟」（NAMI）的調查，該組織在1996至1999年間，就收受來自18家藥商共1,170萬美金的贊助，並透過該組織向國會遊說爭取政界支持，也透過醫師、學者的「權威」為藥廠辯護。
之後，這些藥廠透過媒體報導渲染，聲稱有三分之一美國人會患上此疾病。而此後關於精神疾病的研究，更發現企業透過贊助介入，或是透過電視廣告的宣傳，帶給群眾對疾病的恐慌。讓所謂「疾病意識」影響醫師的診斷，快速診斷、開藥的療法逐漸盛行。而這些資本家就藉由這些處方簽獲取暴利。
要解決身障者困境，我們認為要實質地讓身障者能參與身心障礙政策的規劃，讓身障事務委員會擁有決策的權力，且身障者代表也應由選舉產生，讓身障者的聲音能夠真正影響政府決策，而不再是徒具形式的「聆聽意見」。同時，也應排除身障者政治參與的困難與阻礙，透過構建完善的軟硬體無障礙措施，不再讓這數以百萬計的身障族群被排除在政治參與之外。同時，民意代表的產生，也應仿效如婦女或原住民族保證名額一般，讓立法院與地方議會必須擁有屬於身心障礙者的民意代表。
對於身障者的工作權，我們要求政府應該積極處罰對身障者故意不聘用、歧視的大型企業。在相同的工作表現與能力下，應保障他們的勞動待遇和升遷機會必須與所有員工相同，不得因其身障身分有不公待遇。
同時，為讓身障者可以提升其生活條件，不再因身體缺陷造成生活困難，政府應該增加個人助理的服務人數與時數，讓他們能夠隨時得到支援。在醫療上也應該提供優質且免費的醫療資源給身障者使用，使他們不再因價格無法負擔而被迫飽受疾病之苦。
對於身障者的生活困難，不難發現無障礙設施的不足的一大原因。諸如上述的工作、醫療甚至參政權都因為此原因受到阻礙。因此改善現有的建築法規與公共空間規劃，增加免費優質的無障礙設施，對於身障者的生活提升，也是同樣重要的課題。此外，也應該提升支持身障者生活的勞動者（如個人助理、居服員、特教老師）的勞動待遇，鼓勵更多人參與支持身障者的工作，使其不再成為低薪奴工。
我們支持身障者們組織起來彼此串連，為自身的權益與福祉，反對政府不合理的政策並訴求爭取他們所需要的社會福利與保障。我們也將在這過程中，向其抗爭經驗與權利主張學習借鑑。
身心障礙者遊行提出反對歧視的訴求，要求政府提供身心障礙者制度性的補助與保障，爭取身障者就業與自立生活的可能。（圖：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
社會主義者的主張與願景
著眼於現在並眺望未來的可能，我們能看到最前沿的科技發展已經有了許多可以幫助身心障礙者擺脫「障礙」並得以擁有「正常生活」的技術曙光，不論是外骨骼機械人、腦機、人形機器人、生物科技與醫療技術等多方面的進展。如果這些科技的進展，在未來不是少數人才得以享有的奢侈品，而是能夠普惠每一個需要的人們，那麼這將能幫助眾多身心障礙者擺脫障礙所帶來的不便與痛苦。
要幫助身心障礙者改善現況與擺脫困境，需要的不僅是科技技術的進步且普惠每一個有需要的人們，同時需要一個完善的社會福利系統與公共服務的支持，保障每一位公民從搖籃到墳墓、從生老病死到食衣住行育樂都能享有完善的保障。這需要將我們所身處的世界與社會制度，從為了少數人的利潤與財富而運轉，改變成為了人們的生活所需與福祉，為了共同的繁榮與進步而運作；而這樣的新社會將能夠培育出更多推進科學與技術進步的人才與研究成果，並使得人類社會的文明進步加速發展。
除了科技的進步與社會福利與公共服務的保障之外，同時我們需要根本性的防治各類型「殘疾」的發生。不論是先天使然，或者後天的各種不幸導致，我們都應當設法想像與追求一個讓人們免於「殘疾」的新社會。先天肇因，或可能只能透過醫療技術來預防與克服，但在後天因素使然的「殘疾」當中，諸如交通事故（例如行人地獄的台灣或多起因過勞與官僚主義導致的火車翻覆意外）、公安意外、職業災害（每天不斷上演的體力勞動者所遭遇的職業災害）、甚或天災人禍與戰爭（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民的屠殺，烏克蘭與俄羅斯的戰爭），這都並非是無法戰勝的悲劇，透過完善的交通建設與政策、周延的公共安全措施與事故預防、打造安全的勞動環境以杜絕職災、終止帝國主義的代理人戰爭與對受壓迫民族的侵略屠殺，這都是讓悲劇得以不再上演的重要措施。而阻礙這些措施被實現的，正是當前我們所身處的一個利潤至上、草菅人命、甚至為著國族或少數權貴利益而帶來災禍與戰爭的全球資本主義制度。
除了身障者的保護外，更重要的是追求一個不再創造各種殘疾的世界，因此需要挑戰阻礙這一追求的資本主義。（圖：還路於民大遊行臉書粉專）